（張北海， 1936-2022，生於北京 [，1949年，13歲的張北海隨家人遷往台灣，曾師從葉嘉瑩學習中文 [4] ，從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在洛杉磯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獲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1972年，定居紐約，在聯合國工作了20多年，擔任翻譯。60歲以前，張北海專心寫作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以敏鋭的觀察、幽默的筆調描繪美國社會。從聯合國退休，他的寫作從紐約轉到北京，從現代美國社會轉向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
近年同病妻遷回《經濟學人》所稱「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台灣過日子，日前聞老友張北海在紐約離世，友人要我寫篇追憶文章。
該怎麽寫呢？我和他同房辦公二十多年，才要動筆，仿佛就聽到他說，「咦，你要幹嘛？別又偷偷寫我什麽了。「
浮世繪
有一回他到東京出差，期間我忽然收到一張寄到辦公室的明信片，印有日本浮世繪的畫作，畫的是什麽「風呂」，幾個光身子女人在澡堂裏拿著毛巾追逐。明信片上只寫了「Wish you were here」幾個字，也沒署名。我們辦公的樓層並沒有私人信箱，寫了房號的信件一概都送到秘書室那個公共空間。收發信件的女同事那幾天見到我，眉眼都掛著笑意。當然，那是盡在不言的訕笑。我心想，好，下回可別讓我逮到機會。
過沒多久，他休假到亞洲游玩，負責任的他不希望他在香港《九十年代》的「美國郵簡」專欄脫期，要我幫他代寫一期。我爽快的答應了。他見到我嘴角略有笑意，心裏不免有點擔心。路過香港見到李怡就問，我代寫的那篇稿子到了沒？絕對不能「冒用「他的筆名。「稿子到了」，李怡向他保證，絕不會讓我「冒用」。阿城以前也幫他代寫過，用的是自己的「阿城」。
結果，那篇題爲「小小的死亡」的小文一刊出，沒人注意到那是「美國郵簡」專欄的文章，反而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給剛在台北發行台灣版的《九十年代》添了麻煩。那時台灣已是李登輝主政了，新聞局居然發了公函給《九十年代》，指明那一期的「小小…」文章「意識不良」，有違善良風俗，要求「改正」。據説因爲這樣，台灣的火車站、公立學校的小賣部等公家場所都不能販售該期雜志。真是滋事體大。「都什麽時代了，還來這套？」中國時報的編輯朋友怒從心起，把那個英文講得很「溜」的邵姓新聞局長狠K了一頓。不過也有「考古學家」到國立台灣圖書館去翻查舊雜志，發現那一期《九十年代》，我的小文確實是被切除了。唉，傷感情。
烏士托聖地
訪問張北海的媒體記者，都報導他是個交游廣闊的俠士，一個大好人。他侄女張艾嘉說他是最後一個嬉皮士。這都沒錯。他景仰的嬉皮聖地是紐約州北部的烏士托（Woodstock）。他也寫過文章推崇烏士托當年那個在泥濘裏的盛會。多年後，我陪老伴去那裏參加藝術市集時，發現那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鄉間，什麽都少，多的是大片大片的草原。怪不得烏士托盛會舉辦人很便宜的向當地農家租用了那片地，讓烏士托在史上留名。
北海兄曾跟我說，早年在加州洛杉磯念書時，他曾在花店打過工，騎摩托車上山下鄉，給有錢人家送花，在山路轉彎時還摔過車，受過皮肉傷。他也在馬戲團幹過雜工。有一位領班見他身材修長，體重又輕，還想栽培他去做賽馬場的騎士，據説那是收入很好的職業。我在電視上見到北朝鮮的金三胖騎在白馬上的英姿，很爲那匹白馬感到心疼。
不錯，張北海是個大好人，他很隨和，但這不表示他沒有脾氣。有一次，我同旅居芝加哥的政論家廖中和，請張北海在永康街的一家客家館子吃飯，飯後逛進一家起了洋名的咖啡廳，裏頭鋪了地毯，經理居然要我們脫鞋才能入内，我們本想轉頭離去，他又說我們可在戶外小噴水池邊的一套桌椅落坐。好吧。噴水已經很吵，妨礙説話。沒想到那位經理還過來喋喋不休的爲我們吹噓藍山咖啡。老張終於忍不住，好好的教訓了他一頓：
「你説藍山咖啡好，你知道藍山在哪裏嗎？」
「呃….我不清楚，好像是..是在中南美洲。」
「所以你沒去過藍山。我告訴你，藍山在牙買加，我去過三次，還上了山。那裏不但有咖啡，還有大麻。」
經理瞬間消失了。
張北海也不是一個不問是非的和稀泥。在節骨眼上，他是善惡分明的。
記得在六四事件那一陣，他把《時代》雜志上的天安門示威照片拿去沖印放大，貼在房門和玻璃牆板上。他在非洲的一位友人，中共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表團團長，他叫做老曲的曲格平，那時正好來紐約總部開會，派了兩個隨員來請他去吃飯。那兩人走到我們房門口，嚇得目瞪口呆。老張穿一件印著天安門學生領袖王丹的相片，下面英文書寫「勿忘六四，1989」 的汗衫走出去。（王丹那時清瘦英俊，沒有現在這麽胖，該減肥了。）
那時張北海走在聯合國大會堂旁邊的大廳走道上，是令人側目的。聯合國警衛團按説是要避免任何刺激個別會員國的條幅標語出現在大廳内，但對於職員穿在身上的衣著，卻無可奈何。要他脫掉汗衫嗎？他豈不就光著身子了？
瑪麗蓮·夢露
別看他爲人瀟灑，喝起酒來六親不認，張北海寫文章倒是全神專注，一絲不苟的。我見過他當年給《七十年代》寫一篇特稿，就靠煙和酒，以及朋友老婆做的拿手葱油餅，酸辣湯，他寫出一篇五萬字關於瓊斯「人民教」（People’s Temple）的洋洋曬曬的報導文學，毅力驚人。一九七九年，他曾翻譯美國文藝界與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齊名的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一篇長文。米勒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應邀去北京排戲、旅游，返美寫了一篇長文，刊在《大西洋月刊》上。張北海的中譯刊登在《七十年代》。
米勒在美國屬於左翼文化人，他應邀去排的戯是「一個推銷員之死」，飾演推銷員的大陸演員英若誠，是台大外文系老教授英千里的兒子。大陸那會兒買什麽東西都得排隊，所以無法領略資本主義上門推銷的滋味，以及推銷員的「心酸」。不過，文化交流唄，難得的排戲經驗，和到各地旅游的愜意，給米勒留下很好的印象。張北海把米勒的文章譯成中文，讓他格外高興，所以就邀請老張到他在康乃狄克州兩百多英畝的田莊去度周末。田莊裏還有池塘。北海兄說，米勒的居屋很大，離居屋很遠処有一間小屋，是他寫作的書房，裏面只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張躺椅和兩本字典。那些桌椅都是他自己做的。米勒寫作成名之前，曾經幹過木工。
當然，我迫不及待問北海兄的是，有沒有談到瑪麗蓮·夢露？
「當然沒有，我怎麽敢問！」
美國文壇的兩個米勒，張北海都見過了。一個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嬉皮士的老祖宗，講起話來，滿口黃腔。他上世紀三十年代寫的《北回歸綫》、《黑色的春天》和《南回歸線》，被美國政府認爲文字猥褻，列爲禁書。我最喜歡看的是亨利·米勒後來描寫紐約、巴黎生活的《Trilogy：Rosy Crucifixion》（中譯《殉色三部曲》。Rosy Crucifixion直譯是「釘上歡愉的十字架」，用廣東話説，十分「抵死」。）六十年代以前，這本書在美國也是長期被禁。
我問張北海，他喜歡那個米勒？
「當然是亨利·米勒啦，那還用説。我見過他七八次，亨利特別隨和，三兩句話就跟你沒大沒小的，閙成一團。亞瑟·米勒是嚴肅的，不苟言笑，腦子想的都是社會大問題。」
不過老張後來也透露亞瑟·米勒生前的一段軼聞。那是米勒當國際筆會主席的時候，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被關在牢裡，馬上就要處決了。米勒以國際筆會主席的名義去電營救。奈及利亞的獨裁軍頭戈萬將軍接到電報，見到米勒的名字，有點難以置信地問隨從，這個米勒是不是那個討了瑪麗蓮·夢露當老婆的作家？證實之後，戈萬將軍就下令把索因卡釋放了。米勒對這個「夫以妻貴」的小插曲，津津樂道。他還表示，瑪麗蓮·夢露若是地下有知，對這件事也會樂不可支。
索因卡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似乎也到過台灣一趟。不知他當初知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插曲。
這又讓我想起 另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劉曉波。他因爲起草了一份《零八憲草》，收集到不少知識份子的聯名簽署，結果劉曉波在大陸被判「顛覆政府」的重刑。那份《零八憲草》，任何人讀了都知道是手無寸鐵的書生之論，是有關中國未來的美好願景。然而，不論國際上的名人，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主教，如何的函電交馳，設法營救，共產黨就是毫不理睬。劉曉波一直被關在遼寧的監獄，最後得肝癌而死。
看來這就是一個未崛起的獨裁國家和一個崛起的獨裁國家的差別所在。
宋慶齡的美國戀人
張北海在紐約的另一個奇遇是見到宋慶齡的美國戀人。
一個不滿三十歲的美國小夥子法蘭克•泰勒（Frank E. Taylor），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見到了寡居多年的孫夫人，情不自禁地墮入情網。烈火乾柴，燃起了一段纏綿炙熱的「姐弟戀」。四十年後，垂垂已老的泰勒在紐約參加了華人悼念孫夫人的追悼會，遇見了張北海。在翠貝卡的酒館裏，泰勒先生向張北海吐露了這個埋藏在他心裏多年的故事，並出示孫夫人婉拒他求婚的一封親筆信。
「確實纏綿炙熱？」我問。
「確實。」
「有沒有……」
「有。」
「啊，我的國母。」
張北海親眼看了那封用墨水筆寫的信，字跡娟秀，造句典雅，信紙已泛黃。相隔四十年的時空，一頁隱秘的歷史呈現在眼前。宋慶齡感謝法蘭克的表白，但她無法同他去美國生活。她必須留在中國，許多事都需要她去做……
「有沒有想過複印一份？」
「沒有，那是他的私人信，我怎麼好意思開口。」
後來我在網上找到《紐約時報》藝文版的一篇訃聞（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現這位Frank E. Taylor從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從事出版事業四十年，為Harper & Brothers發行叢書，擔任Dell Books總編輯，McGraw Hill出版社總經理。一九六一年法蘭克·泰勒還是亞瑟．米勒編劇，瑪麗蓮·夢露和克拉克·蓋伯主演的一部電影《Misfits》（台譯《花田錯》）的製片人。那部影片拍攝的過程一波三折，拍完不久，男女主角相繼去世，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Frank E. Taylor結過婚，也離了婚，他有四個兒子。一九九九年他過世後，那封珍藏的宋慶齡親筆信，也許還保存在他某個兒子那裏。
涮羊肉和烏鴉炸醬麵
張北海在紐約的公寓 ，是以前猶太布商堆放布匹的貨倉改建而成，廳堂特別大，主人又交遊廣闊，所以經常成爲文人雅集的文藝沙龍。我念念不忘的是他茶几下邊玻璃罐裏的油炸蠶豆。一邊喝酒一邊聊天吃蠶豆，打發了不少時間。有時候北海兄興致來時會請我們吃涮羊肉。那可是講究得很，他夫婦先到專賣牛羊肉的猶太肉鋪去買羊肉，並借回一台切肉機，把冷凍得恰到好處的羊肉刨成薄片，涮羊肉的調料也是他親自調理。湯煮滾後，拿筷子夾起一片肉，在沸水裏優雅地飄幾飄，沾點調料，送入口中。我這個南蠻噘舌的老廣，飄上幾飄后，耐不住性子，就按打邊爐的做法，把盤裏的肉片掃一堆進沸湯裏，用網撈起來。這時張北海和來客王正方導演就駡我暴殄天物，不懂吃的藝術。後來有日本醫生造訪，是川端康成生前的心理醫師，北海兄照樣展示他的涮羊肉絕活，我也照樣耐不住性子打邊爐，他就不好意思再說什麽了。
台灣的朋友流傳張北海會調製一種「烏鴉炸醬麵」，有人問我究竟是什麽，其實那是以訛傳訛。北海兄調製的是地道的北方炸醬麵，只不過他在調製醬料的過程中，時常要拿小湯匙勺起調料放進嘴裏試鹹淡，試多了幾次，就有女生在旁說他做的是燕窩炸醬麵。燕窩是燕子的口水，又覺得這樣説太擡舉了他，乾脆就説是烏鴉炸醬麵，不同的鳥類。肚子餓時，那麺也是挺好吃的。
三個女人在紐約
張北海紐約住所的大廳堂，不但是文人雅集的沙龍，而且一度還成爲一部電影的場景。那是關錦鵬導演的「三個女人」在紐約的故事。三個女人分別由張曼玉、斯琴高娃和張艾嘉（北海兄的侄女）飾演。顧美華也在其中客串一角。邱剛健寫的劇本，但在排戲過程中，發現劇本需做重大改動，所以導演立即請當時人在洛杉磯的阿城飛來紐約。豈知阿城降落紐約機場時竟身無分文，幸而劇組臨時找人去接他。鴻玲嫂説起這事還用手在太陽穴上比劃圈圈，「藝術家呀，滿腦袋天馬行空，生活細節完全不顧。」電影拍成後，媒體的報導都聚焦「三個女人」，其實飾演斯琴高娃的那個「黃皮白心」華裔老公的，是熊式輝將軍的公子熊炎夏。熊炎夏是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高材生，當年是他老爸托孫立人將軍寫推薦信而入學的。畢業後沒仗可打就進了聯合國紐約總部，成爲會議事務部門的頭牌口譯。北大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流亡紐約時，接受ABC電視台主播Ted Koppel採訪，幕後的翻譯就是熊炎夏。他不但會打籃球，愛唱京戲，也能演話劇。當年陳映真的小説《將軍族》改編為話劇在紐約演出，擔綱的也是他。
其實，張北海家的客廳在拍戲當時，還同時上演著另一場活動。張曼玉見到一個老頭兒，安靜的坐在客廳角落，就悄聲問，「那個…是臨時演員嗎？」 十分搞笑。那個「演員」是大名頂頂代表中國道德良心的劉賓雁呀。可見香港影藝圈和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未免太隔閡了。劉賓雁主演的活動是要為我們分析中國民主的前景。
回憶張北海，不能不説到李安。李安早年在台灣，父親是中學校長，望子成龍的傳統軌道絕非影劇，李安卻立志於影劇，這是對傳統的顛覆，對父權的顛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拿到紐約大學電影碩士後，嘗到了顛覆的苦果。有六年的時間他落魄失業，在家孵豆芽，生計全靠老婆在外工作支撐。這段時期，他做飯洗衣帶小孩換尿布，變成了典型的住家男人。這又是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傳統的顛覆。李安從顛覆中透視親情，透視父子關係夫妻關係男女關係，成為他日後處理電影題材的養料。就在李安扮演奶爸角色的時期，他時常到張北海家中聊天吃飯，視北海為兄長。北海兄爲人隨和，待人以誠，不在話下。李安也是個真摯念舊的人，不但對自己老婆常年無怨無悔獨自支撐家庭經濟心懷感恩，對朋友也念舊。
記得有一回，英國影星Emma Thompson擔任製片人，特別請李安去拍一部英國傳統故事片，「Sense and Sensibility」。影片拍成後，老張忽然接到一張貴賓卡。原來是電影公司租了一條船，在紐約東河舉行首映禮。他事後告訴我，他不但有酒喝，而且在船上同斯蒂芬·史匹勃等超級電影人把酒言歡。
值得回憶的張北海故事實在太多了。也是八十年代吧，中國派了一個文藝作家團到美國交流。不知怎的，也找上了老張。有個小説寫的挺好的革命老奶奶，叫做茹志娟，她有個天真爛漫、也很會寫小説的女兒王安憶，好像得到張愛玲的隔代真傳，鵲起於文壇。有一天，老張在房裏嘴帶笑意地把一本Penhouse和一本Hustler 雜志放進一個牛皮紙封套裏。我問他是怎麽回事，他眨眨眼說，小女生想要瞭解美國社會，我就讓她開開眼界。我也連忙要他讓我先翻翻，重溫一下資本主義的罪惡淵籔。據説王安憶如今已是大陸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壇祭酒的人物了。
作家協會的成員中，有一位獲得諾獎的莫言，前一陣忽然有感而發說，「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 結果迎來了作協黨委和一批文學教授的批判，指控他的血液裏缺乏「紅色基因」。不知作協的老奶少奶老爺少爺對此有何感想。
拉拉雜雜胡謅了一通，也該就此打住了。
我不想說張北海是什麽時代縮影之類的門面話。張北海就是張北海。他跑遍了大江南北，他的人生閲歷無窮。他是特立獨行的，獨一無二的。我想不出還有第二個張北海。
多年前小説家徐訏曾有妙喻說，人生好比翻跟斗，翻兩翻就完了，不必太認真。北海兄已經翻完了他的跟頭，我還在翻最後一個跟頭。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誰怕吳國楨》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