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吳國光提出「亞流亡」概念及對華人族群命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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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中國何在？――這個困擾著海外華人的靈魂之問，出自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著稱的吳國光先生。月前，本人榮幸邀請在巴黎人文科學研究院進行訪學的政治學家、行將就任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的吳國光先生蒞臨巴黎「自由談」沙龍，以此為題進行演講。他首次公開提出的「亞流亡」概念，將「我們是誰」這一哲學意義上以個體呈現的終極問題賦予現代性，從全球化的角度釋解作為現代人的整體困惑，由此展開的關於「亞流亡」華人族群命運的思考，引起大家的深度關注和共鳴。基本思路可以理解為：解放心靈，把握自由，構建具普世價值的「亞流亡」文化圈。
吳國光，生於1957年，山東臨沂人。1977年恢復高考後進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主攻政治評論專業。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等等。對此，吳國光自己並不喜歡「被標簽」。他插過隊，下過工廠，在勞動中覺醒，用「思想」來面對現實，克服困難。1980年代初發表的「學術自由自由談」，是他作為獨立知識分子、學者去思想和反思的第一篇文章。
1989年2月，吳國光作為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Nieman Fellow赴美訪問，期間中國發生六四屠殺，他有國難歸，成為流亡者。正是基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個體定位，他避開了所有的誘惑和熱鬧，帶著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治轉型何以會失敗，六四何以會發生的追問與深思，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身為「被流亡」的知識分子，吳國光在自身的體驗中感悟到，「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1990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期間，余英時先生的立言行文、為人處事都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去年8月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吳國光悲嘆「這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完結」。幾乎與此同時，他開始思考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和定位， 「亞流亡」概念可看作是他這一階段的思想結晶。
吳國光指出：所謂「亞流亡」，指非政治原因而被迫離開故土移居他國的同胞，基本特征是，享有所在國的權利和自由，可以自由往返故國，但與故國的問題發生關聯時，自由就會受到限制或被剝奪。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的海外華人，都處於這樣一種「亞流亡」狀態。
怎樣走出海外華人精神文化的認同困境，構建具普世價值的華人精神文化共同體？吳國光先生通過他的研究思考，與沙龍朋友交流碰撞，並受與會者在自家花園種菜的啟發，提出了一個新課題：「在遠離故國的地方，重新發現土地，親近土地，在土地上培植新的生命――也就是說，海外華人群體，應該可以在不依賴中國政權的情況下，動員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在自由的環境中，建設我們自由華人的精神家園。」
這裏，蘊含著倫理承擔和後全球化時代的價值關懷，「我們是誰？中國何在？」在此得到恰如其分的解讀。
「亞流亡」狀態及其困境
為什麽發明了「亞流亡 」這樣一個詞呢？
吳國光開宗明義地說：「今天在海外的華人，其中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離開了中國，也沒有說離開中國以後就完全不能回到中國。但是由於中國故土的那樣一種狀態，每當你和故國發生關聯的時候，你的自由就會受到限制、受到侵蝕、受到剝奪。你在海外，比如在法國，你對法國的問題可以自由地發表看法，但是你不可以對中國的問題自由地發表看法，如果你發表了，那你在回故國的過程當中，就會遇到很多的麻煩，故國可以隨時懲罰你──這樣一種雖然來到了自由的土地上，也不能完全享受自由，特別是在和故國的問題相關聯的時候，不能充分享受自由，我把這樣一種狀態定義為亞流亡狀態。應該說，所有的海外華人，包括在臺灣這樣一個仍然有主權的土地上，包括在海外已經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或居民的華人，所有人都處於一種亞流亡狀態。」
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一直非常濃厚，背井離鄉被視為一種刻骨銘心的人生磨難。近代中國所經歷的內憂外患、顛沛流離，更讓這種情懷極具悲情，在早期移民者中表現尤甚。比如 1919年以後公費或自費的留學生，他們出洋與學成歸國，大都懷著一顆報國之心。1949年9月底，毛澤東在中國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一句「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令多少國人、特別是海外華人心潮澎湃、熱淚盈眶。隨之的海歸潮（1950年代初），既有「新中國」的召喚，也有抗戰和內戰期間滯留在外的遊子返鄉。但是，之後便是長達近30年的各種政治運動和與之相伴的閉關鎖國。1980年代以來的出海、海歸、再出海的循環往復，客觀上驗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起起落落，例如1990年代初美國總統老布希簽署的「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給予近10萬名留美中國學子發放「六四綠卡」，以及中國經濟崛起後大部分持「六四綠卡」者的回歸。再如香港自2020年6月底實施國安法後掀起的移民潮（高達32萬人），以及上海封城引發的「潤學」（即移民海外）現象。總體來看，這個過程，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過程，包括為數眾多的國人「找生活」以求安居樂業、及「找自由」以安放精神的過程。
問題在於，正如吳國光所指出的那樣，不論華族移民來源如何，他們都有一個共性，即：關注最多的往往是關於中國的問題，即使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的人，一旦討論中國問題，思維模式很容易就轉向那套我們自小被打磨、被教育的邏輯思維裏，「我們很大程度上的生活，在文化層面、精神層面，乃至於在價值層面，和中國都非常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本文引號內未註出處的，均為吳國光此次演講語；下同）
世界上任何移民族群，都與自己的母國有著緊密的聯系，為什麽華裔族群與當下中國的這種聯系會形成一種困境呢？
「這種困境基本上是精神文化和認同方面的困境」。吳國光一語中的。他說：「對我們來講，我這裏有個家，我中國還有一個家；我是法國人（或加拿大人、美國人…），我同時也是中國人。當我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時候，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有一半是和這裏相聯系的，但也還有也許不止一半是和那邊相聯系的。在這個家，我們是自由的；但那個家，不讓我們自由；那個家的不自由，還會反過來影響到我在這個家的自由度。」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講，吳國光以史為鑒指出：「中國文化如果作為中國人認同的核心的話，也不斷地被侵蝕，被損壞，乃至於被毀滅。」同時，「由於中國的文化認同往往是以政權為中心的，所以海外華人的很多思路還是跟著中國政權的那樣一個思路在走，很多價值，很容易被過去的設定和現在的中國政權不斷地重新設定，包括對中國國際關系的看法，包括對歷史的看法，包括對很多基本價值層面的觀念的看法。」
歐洲人是這樣評價旅歐華人族群的：華人自成一體，要鬥也是「窩裏鬥」，從不給所在國添亂，但他們大多是一種「過客」心態，有著典型的雙重人格。比如，享受所在國的社會福利，但人在心不在，許多人做生意，能逃稅就逃稅，一方面勒緊褲帶辦理親友出國謀生，一方面寄錢給家鄉修路建橋，常常一擲千金，從不計較。中國太遠，那麽中國駐外使館就是他們的向心力所在，口碑好的中國大使常常被老一代華人視為「父母官」。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海外華人傾全力支援中國建設，援助中國災區，出錢出力，慷慨大方，舉世聞名。而當中國經濟崛起了，許多僑胞反而有很深的失落感。追究個中原因，首先難以接受多年受惠的一方在一夜暴富後財大氣粗的傲慢，其次在於自身不知情歸何處的迷惘。
曾上春晚（1984年）的香港歌手張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國心」，將百年屈辱、民族主義、家國情懷在這裏得到了盡情宣泄而家喻戶曉。但正是由於「中國的文化認同，往往是以政權為中心的」，在一黨天下的中國，報效祖國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報效黨國，這種尷尬，總是讓人難以釋懷。
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國情懷是海外華人的軟肋。
我們的文化內核到底是什麽？
針對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幻想，吳國光直言不諱地說，「很多的海外華人，總以為中國強大對我們一定如何如何有利。實際上我們看到，祖國的強大，不僅對我們個人沒有利、會更多地干涉你的自由；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維繫和發展，對中國民族的未來，也都形成一個很大的威脅；現在甚至對全球的自由都形成一個很大的侵蝕的力量。我們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就知道我們不一定要和故國發生緊密的聯系，海外華人應該在這樣一個自由的環境中，承擔起把中國文化和全球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種新的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系、文化體系、價值觀念、生活習慣、民族認同這樣一套東西，這樣的中華文化，能夠得到歷史的新生。」
那麽，海外到底有多少華人？吳國光介紹：「現在有個說法，不包括臺灣和港澳，最高數字的估計是有6千7 百萬華人。如果加上臺灣2千3百萬，香港7、8百萬 ，澳門幾十萬，這就差不多是一億華人不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直接統治下。一億中國人，如果能夠形成一個精神文化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不依賴於中國政權存在的，它在中國本土吸收我們傳統文化的營養，同時利用海外的自由環境，建設我們共同的認同，共同的精神、文化體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大的族群。6千7百萬，就相當於一個法國。法國是世界文化大國，我們海外的6千7百萬華人，也可以建設成一個世界文化的大民族，大共同體。」
吳國光以猶太人做比較，通過分析猶太歷史及與中國人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別後指出：「為什麽猶太人能在長期的流亡當中維系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族群認同，千年不墜，不僅他們自己有這樣一個文化的延續，而且對全人類的精神、文化、思想、科學、經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呢？那麽，我們華人能不能哪怕就從現在開始起步呢？」
他進而問道：「中國人和中國人遇到一起，精神層面的東西、文化傳統的東西很容易就交流到一起了。那麽，我們在一起的文化內核到底是什麽？這個內核當中能夠和西方、或者和普世的東西相融合的是什麽？我們不可能完全被它融合掉，我們需要自己保留的東西又是什麽？在中國那塊土地上，現在很難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海外的華人、特別是華人知識群――實際上海外華人基本上都是知識群、至少知識群的比例占得很大，我們應該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吳國光的叩問直擊心靈
有一種現象值得深思，因歷史沉積，國人經常以第三世界心態看世界，西方人也習慣以第三世界眼光看國人。圄於「第三世界心態」的中國人，是時候將家國情懷轉換為文化情懷了。如是，才能讓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做自己，做自由人應該做的事情。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果斷擯棄軟肋，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受黨文化汙染的、具普世價值和文化精神的世界公民。
吳國光的希冀是：「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去改變在遠東的那塊我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在我們有生之年可能沒有希望，沒有能力去把它改變成一個適合我們將來子子孫孫生存下去的、自由民主多元和法治的這樣一塊土地，但是既然我們流亡在外，那麽我們可能在海外建設一個精神上的、有自由獨立具普世價值的一個精神家園。過去講『禮失求諸野』，現在講中國文化可以重新在海外找到。就像大家在自家的菜園裏種菜一樣，在這裏找到新的土地，找到新的生態更適宜的環境，在這裏撒下種子，紮下根，收獲這樣一些東西。」
我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
其實，早在十年前，吳國光就開始著眼於全球化研究，做的學問，看似和中國的關聯不太大，但實際上其全球化視角，反而更加充實、深化了他的研究。
長期以來，吳國光將中國政治制度及民主化轉型的研究，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大框架下進行系統梳理解剖，其中包括政治合法性、政治傳播與大眾媒體、中國對外關系等議題，出版中英文著作近三十種，一些著作並被譯為法、日、韓等多種文字。這是對上個世紀80年代在中國被中斷的政治制度研究的延續，也是他數十年的深思熟慮在思想領域裏做出的貢獻。
基於這樣一種積累，吳國光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提出一個以海外華人為群體，能夠建設成一種「我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就是說我們融入西方文化，融入全球這樣一個普世價值為主導的文化，同時保留我們自己的文化根基和傳統的華人精神文化共同體。
吳國光舉例說，「余英時先生作為兩代流亡者的象征，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了一個精神中心。余英時先生講『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感動的宣示。對於象余先生這樣一個以中國歷史、思想為主要學業的、傑出的學人來講，他既有這個底氣來宣布我在哪裏，中國就在哪裏，他也有深厚的內涵來充實這一點。對於傑出的知識分子來講，可以有這種堅守，但是對於廣泛的群體來講，很難設想每個人都象余英時那樣，有這樣的底氣和堅守。余英時治學也好，對公共事務的介入也好，在他腳下，是一個自主的中國，是一個有獨立自由多元精神的中國。」
如果說，在疫情前人們對自身所處的狀態還比較模糊的話，那麽，近三年肆虐全球的新冠防疫，讓海內外中國人深切體驗到一種「在家出家」或有家難回的窘迫感。無論身在何處，無論你人在國內還是國外，回鄉之路都「難於上青天」。中國人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荒蠻無助的身心浩劫，哲學層面的「逃亡自我」直逼眼前，同時承載著肉身和靈魂的雙重痛苦。國內同胞深陷疫情恐懼和「清零」困擾，海外華人寢食難安，許多人一邊不無內疚地享受所在國的自由，一邊日夜牽掛著在國內的親友家人，從最初的「千里投毒」的譏諷造成的心理失落，到昂貴的機票和回國後繁復冗長的核酸檢測與隔離，令很多人不得不望而卻步，舉目四顧，不知鄉關何處。
或許正是此時，許多人開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體會到自己與所在國居民的區別，在於是否享有公民權利。一部分人更深地意識到一黨中國的經濟崛起，由於價值觀的缺失，並沒有帶給國人與之相匹配的尊嚴。
巴爾紮克曾說：英國人不管到哪裏都會覺得比在自己的國家舒適自在，法國人則不然。法國人無論到了哪裏，對祖國的眷戀都非常深厚――那是令人著迷的文化的、詞語的細微之處帶給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滋養。
中國人呢？不論在哪裏相遇，談的最多的是錢權、房子等物質層面的東西。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也多停留在經濟層面，文化精神價值層面，則沒有什麽建樹，甚至是負資產。而各種禁忌造成的詞語混亂，張口就來的粗鄙語言，更是戾氣沖天，讓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的聲譽在全球範圍內下滑。
我們的詞語在哪裏？我們的文化又在哪裏？
仍以法國僑民為例，與中國僑胞的「過客」心態不同，居住在海外的法國人對所在國采取的是授之以漁的方式，他們所經之地，大都留下了傳世的法國文化精神和生活的奧秘。甚至在前法國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內和胡志明市，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靠法國遺產搞活經濟，吸引遊客。緬甸貧困偏遠地區設立的小診所和培訓護士、福利學校，都是法國有識之士和專家義務捐資、日復一日、一點一滴做成的，對他們來說，故土是他們得以奉獻人類文明的資源，而非其它，這是他們的文化自信。
我們有這種文化自信嗎？
吳國光對此是比較樂觀的。他說：「我們在海外的華人，相比在國內的華人，你就發現你在環境方面的意識，你在反歧視方面的意識，都和他們差別很大。包括日常語言的使用方面，他們很容易使用一些暴力色彩很濃的語言，我們一般都不會使用那種語言。實際上海外華人在這些方面不管他的政治觀念如何，大體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可以相當清晰地區別於在大陸生活的華人之間的價值上、觀念上的一些特點。我們是不是有意識地去想，哦，這個區別在哪裏，哪些東西是需要我們去有意發揚的？」
實際上轉機已經開始。近年一些華僑開始重視其與權利相依的義務，其中有的人曾被拒多次的所在國國籍，隨著納稅記錄的改善而得以解決，傳遞出自我意識和公民意識覺醒的訊息。
那麽，對於中國本土，我們能做什麽呢？吳國光說，「這也是我們為未來中國能夠發生政治轉型做準備，如果中國終於能夠出現象1989年和1990年代蘇歐各國出現的那種情況的話，以中國今天社會因素被破壞到如此殘破的這樣一個程度，直白地講，即使共產黨垮臺，這個國家的前途也不那麽光明。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在海外建立起一套自由的精神體系、文化價值這樣一種架構，一旦中國不再像今天這樣完全被專制、被嚴密控制，這套東西就可以反哺我們的祖國（從過去的一百年的歷史來看，這個精神價值文化體系都是從海外進去的）。對中國未來的健康轉型，整個中華民族在政治、文化、社會層面上和全球的主流文明接軌，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擔當和責任，至此我們或許有理由說，余英時時代已經過去了，吳國光「亞流亡」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後全球化文化精神轉型過程中的接力和延續，是悲觀中的理想與希望。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海外中國政治流亡者。在後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海外流亡者也面臨著新的轉折和挑戰，亟待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走出傳統流亡者的老路，發揮更為可行有效的作用。吳國光的「亞流亡」概念，也為中國流亡者提供了一種可行性參照。
結語：問題與展望
本期沙龍在坐落於法國盧瓦河畔的古道且閑莊舉行。是日春光明媚，湛藍的天空一望無際，與會者年齡自50後到80後，包括學人、學者、藝術家、媒體人、作家、出版者等十多人出席。有感於吳國光先生這種坦蕩的理想主義情懷，以及在座者自身經歷的滄桑感，有的甚至曾目睹人性的黑洞、親歷了腳下土地崩塌的過程和再生的過程，此時此刻，都有一種莊嚴感和發自內心的愉悅。大家暢所欲言，直抒胸臆，深感構建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是鼓舞，也是挑戰。當然，也有人比較悲觀，擔心海外華人很難承擔起這樣一種文化使命。有人覺得搞一個整體的東西是不大可能的，還要靠個人的成就，如余英時、哈金這樣的一些學者、作家等等。更有人振奮地說：「這絕對是一個結構性的一種反思，類似於一條線，或者一盞指路燈」……
沙龍討論熱烈深入，甚至引申到政治、民主文化的建立和思考。討論還具體涉及到海外華人子女的教育問題、藝術家群體的生態問題、以及操作層面的運作等等。
綜上討論，吳國光重申：海外華人的精神文化共同體，是一個虛的共同體。他說：「我要講的是，悲觀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因素同時都存在，我們既可以有悲觀主義的對現實的清醒的認識，也可以有理想主義的對我們要堅守的理念的追求。」
吳國光根據平日的觀察強調指出：「其實很多人都在做這樣的事情，有大的，有小的，有相當成功的。這種共同體的意識、這種共鳴和契合，這種實踐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這裏要說的是，我們要更有意識地去推動它，更有意識地反省我們自己，哪些可能做了，哪些可以做得更好，我覺得這些事情急需要做。」他舉例說：「比如海外這麽多華文學校，他們用什麽樣的教材，我們可不可以自己編一套和中國大陸所使用的那些識字課本不一樣的、既有中國文化的東西融入其中，又能夠把普世的價值觀念灌輸到其中。再比如中國歷史。一般來說文化認同和歷史是密切關聯的，因為有共同的經歷，就有共同的認同，共同的文化。但是中國的歷史呢，歷朝歷代以來，都是為政權所控制的，特別是到了近代，無論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共產黨政權，歷史都被弄得一塌糊塗。那我們能不能在海外自己做一套中國史，完全以新的眼光來取代呢？如上所說，如果我們真的要做這樣一個自由的中國精神的文化體系的話，就得把整個傳統都去反思一遍，在中國大陸鮮少做這個事情的人，許多反思經常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去反思。」
吳國光表示自己的余生要致力於做這件事情。他說：「推動海外華人去做這些事情，可能比海外民運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力要大得多，文化影響力要大得多，甚至可能由於這樣的培養，海外華人的子子孫孫，一代一代，將來有可能比猶太人對世界的貢獻還要大。」
這是吳國光的思考和堅守，也是他一以貫之的行為方式。
這裏的基本共識是：虛的共同體，實的（落實到個體的）精神文化，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形成的具普世文化精神的華族群體，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義上的所謂「整合」，而是有一個標桿，一個精神文化的理想，形成一種無功利色彩的凝聚力。無論國內政權是否更替，即使將來中國走上民主化轉型，海外華人群體也應該是獨立於政權之外的、具普世的多元文化精神的（虛）共同體。
本期沙龍的特邀嘉賓，是陪同吳國光先生訪問的廖曉英女士。作為1990年代的巴黎索邦大學新聞學博士，廖曉英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並先後在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研究系任教，發表中文和法文論文數十篇，譯著多種。近年出版的少兒教育三部曲：「小學還能這樣上――中國媽媽眼中的加拿大小學教育」（2011）；「中學還能這樣上：加拿大教育的精神與細節」（2015）；「共情養育──和青春期的孩子一起成長」（2021），獲得知識界和讀者的高度贊賞。評論說：廖博士用母親的細致、學者的敏銳、文人的筆法為我們講了一個關於小孩教育的故事，一個父母、老師和教育工作者可讀、必讀的故事。
廖曉英和她的作為，也是個體行為的力量顯現，為沙龍論題增添了一個重要的佐證。
可以說，吳國光先生提出的「亞流亡」概念，是一種創造性思維！在法國這個「本來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思想文化變遷和政治變遷與中國的關連最緊密的地方」，在巴黎「自由談」沙龍這個用母語交流、追尋自由精神安放之處的場所，吳國光公開「亞流亡」概念，可看作是海外華人族群的一件大事，為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和構建普世價值的精神文化共同體，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思想契機。
這是巴黎「自由談」沙龍進入第26周年的首次活動。一幫「亞流亡」者，在法國腹地盧瓦爾河畔，嚴肅認真地討論自己的精神文化認同和命運，這樣一種「無用」之事，竟如此讓人動容，如此引人沈思，實為罕有。
感謝吳國光先生為我們帶來這樣一個「流動的精神文化盛筵」！
感謝數十、數百里專程趕來的沙龍朋友，感謝大家一如既往的參與和支持！
（本期沙龍於2022年5月7日舉辦，2022年9月中旬補記以存檔）
沙龍攝影：田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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