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節倍思親，今年的中秋節，很多香港人非常傷感，因為在中秋節前夕，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逝世，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女王是香港人曾經的「事頭婆」（粵語方言指老闆娘）。
作為香港社會的其中一員，我也有同樣的哀思，16日上午我專程到英國領事館去做了拜祭。19日英女王國葬的三小時直播，我也從頭看到尾。
不錯，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英國這塊殖民地從清末太平天國之亂起的一百多年，就是苦命的中國人逃離動亂、饑荒、貧窮、暴政、政治迫害的避風港，香港為這些中國大批逃來的戰爭難民、經濟難民、政治難民、文化難民提供了一個可遮風擋雨，安居樂業，勤勞可致富，而且享有自古中國未有的（或說相當稀缺的）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安全家園。在中國風雨飄搖的年代，香港幾百萬人在政府廉潔、社會安定文明，制度公正的保障下，經過幾十年的打拼，終於在南中國海這一角，建成國際著名的東方之珠。撫今追昔，能不感恩？
中英鴉片戰爭後，香港割讓給英國時只是一個小漁村，加上九龍半島，第一次人口統計僅5000到7000人之間。很快，這個由小漁村而來的英國殖民地就成了中國人逃離戰亂的庇護地。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長達十年的太平天國動亂，首次有大量躲避戰亂的中國人逃來香港，香港人口激增，在新界北九龍租借之前人口已暴漲到16萬。辛亥革命後，因長期軍閥混戰、革命暴亂不斷，以及後來的日本侵華，又有大批中國國民流亡來香港，造成香港人口第二次暴增，從辛亥革命前的30餘萬人到香港被日本佔領的1941年，僅三十年時間，香港人口已暴增到160萬人。
香港第一次人口下滑，是三年日本佔領時期，1941年香港重光時候，香港人口統計減少到50萬，為上世紀初的水平。但隨後國共內戰，1949年中共上台，香港出現最大規模的難民潮，1950年香港人口猛升到220萬到230萬之間。到1960中國大饑荒，中國已有100萬人逃亡來香港。而廣東地方的逃港大潮直到90年代才終止，估計僅廣東一省逃港者即多達200萬人。
香港現人口750萬人，除少數原居民，香港社會人口主體是1950年逃離中共政權的難民及其後裔。因此香港人對深圳河羅湖橋兩岸的社會環境，法治、自由和文明程度之差異有刻骨銘心的感受。
我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後的1980年移民香港，不久就投身媒體界，最初工作是在右派報紙、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報《香港時報》上班，開始寫稿，享受言無禁忌的自由。那時左右媒體壁壘分明，各有言論立場，各說各話，竟然相安無事，政府不管。
從鐵幕中南來的文化人、媒體人很多，多數為右派。因為舞文弄墨爬格子（意思是寫稿）為生，也對言論自由深有體會。比較羅湖兩岸社會制度，也習慣以言論自由切入，最愛講的一個段子就是「在羅湖橋那邊，你可以罵任何人，就是不能罵政府，在羅湖橋這邊你可以罵任何人，就是不能罵老婆。」但這個段子自國安法頒布後，可說已經過時失效。
因為自由的喪失，法治的倒退，香港已非可以安居樂業的家園，這兩年出現香港歷史上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日本侵華香港淪陷。第二次是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但隨後有回流。這一次從2020年迄今已有32萬人含淚出走，移民他鄉，而且這波出走潮仍在繼續中，方興未艾。和97年不同的是，那一波出走的主要是經歷過中國各種動亂上一輩的香港人，而這一波出走的大多是97後長大成人，甚至是97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年輕人是一個社會最具活力的成員，年輕人的出走標誌著曾經光彩奪目的東方之珠已開始黯淡衰落。
英女王逝世，香港人冒著35攝氏度的烈日酷熱，露天排隊幾個小時前往英國領事館弔唁，當然是一種民意的表達，既是表示對英女王的熱愛和不捨，也是對那個回不去的文明時代的懷念。
香港人對英女王的熱愛，也在香港網上引發如何看待殖民主義的爭論。其實任何一種制度的好壞，都只能比較而言。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追求人間天堂就是追求烏托邦，結果得到的很可能反是人間最壞最黑暗的極權制度。以現代普世價值的排位，人的尊嚴應該高於國家民族，因此比較制度好壞，當然應該以人為本，以文明的高低，人權、自由和法治的有無來衡量。如果一個非殖民制度，舉國皆奴隸，人人無自由，一切皇上說了算，又比一個文明的殖民社會好到哪裡去？香港人對那個自由時代的懷念，對一個文明政府領袖的熱愛，不過是一種文明認同，這種發自人性的樸素感情又有何值得非議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