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的《淮南子·兵略訓》中說：「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意思說一個國家的戰守存亡，政治狀況如何，具有決定性、首要性意義。因此古人主張戰備工作首先要從政治上開始。
我們這代人經歷過毛時代，在與前蘇聯對峙時，毛澤東的戰爭準備是從政治與外交備戰開始的。1972年2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毛澤東在中南海與尼克松會面。1972年12月毛澤東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政治外交上宣言「不稱霸」，形成聯美抗蘇的態勢。毛一再警示全國：「要準備大戰」、「備戰備荒為人民」。
故此，我們以為：中共「二十大」會議，是中共進入戰備政治的總動員，是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要準備打仗」的戰時班子
廖天琪：中共「二十大」會議落幕。習近平的講話中一再提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強調偉大民族復興、國家安全，要求人們團結一致，善於鬥爭。專家們注意到，講話中提到「改革開放將繼續」，以及發展經濟的部分不多，這是否意味著今後中國將更加注重意識形態的走向，打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牌，要跟西方的價值觀和既有的世界規則進行對抗？我相信老萬的「至暗時刻」預測，但是具體的徵狀又是怎樣的？
萬潤南：天琪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而且觀察也很敏銳，強調國家安全，強調勇於鬥爭，「二十大」渲染的主旨究竟是什麽？如何來解讀？我對習近平「二十大」建立的團隊與格局，概括為四個字：「準備打仗」。我一直說習近平處處都在模仿毛澤東，想成為毛澤東、鄧小平後的第三人。毛澤東在《論政策》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習近平首先排除了一切反對聲音，組成了一言堂的戰時內閣。
田牧：李克強、汪洋、韓正等當年都是「第三梯隊」的，與習近平同時期入局的中共高層，他們一直被外界視為「和平派」，反對抗美歐，反對「武統」台灣。對中共新常委班子，國內坊間傳言有「兩個特點」：
一是「上海幫」組合。其中五常委除王滬寧外都曾在上海班子任職：習近平本人，2007年曾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王滬寧是上海人，五十四中學七二屆的，應該是幹部子弟；李強浙江瑞安人，2017年10月「十九大」任中共政治局委員，晉升副國級，隨後接替韓正，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成為首位先後主政浙、江、滬三省市的高級官員；丁薛祥江蘇南通人，1982年東北重型機械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材料研究所工作，在上海仕途30年，也算半個上海人，2007年在上海市委副秘書長任上遇到習近平，被收入習家軍，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任中共總書記，第二年3月調入北京隨駕任職；李希甘肅兩當人，2011年5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工作，歷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市委副書記等職，2014年4月，調任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遼寧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長，2015年5月，接任王岷，出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
二是清一色習家軍組合。王滬寧是三朝文膽，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及習近平的「中國夢」、「一帶一路」等理論都出自他的筆下；李強是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的部屬；丁薛祥是習近平上海市委書記任上的部屬；蔡奇是習近平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任上的部屬；2007年-2014年期間，習近平插隊的延安梁家河村民數度寫信給習近平，當時就是由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和延安市委書記李希上情下達的，自此，習近平一直在提攜李希，關照趙樂際。
還得提一件事，中共在延安時期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據說是劉少奇，他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系統的論述。網絡上有文章指出：在公開場合開始使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思想」的提法，是蔡奇，他自然是有功之臣。
強調鬥爭精神針對誰？
萬潤南：從習近平的講話，到組建常委班子，都由他在安排和破壞規矩，這些世人都看到了。這次「二十大」上 ，習近平也確實提出了一些新的說法、一些方向，他使用了很多新的詞語，來指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模式等等，又再次強調偉大的民族復興，同時他一直在強調國家安全，有人統計提到國家安全的頻率，是前所未有的。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麽要提國家安全，中國現在受到誰的威脅呢？是受到美國的威脅嗎？還是受到台灣的威脅？抑或是受到印度什麽的威脅？……習提這些，就表示他心里已經有了指向性假想敵、或者是真正的敵人。
廖天琪：習近平這一次的態度，表面上看來言辭似乎還平和，實際上我覺得是很嚴厲的，他提出人們應該要善於鬥爭、要勇於鬥爭，而且外交路線可能也會更加強硬，他提到的經濟方面並不多，強調「清零政策」還要繼續。顯然從他的用詞方面來看，是否會像外界所推測的那樣，將政治放在經濟的前面？是否未來的執政期不管是五年、抑或是十年，是否會更重視政治和意識形態，而放松經濟，在經濟方面，讓國有經濟更強勢，比如說一些民營企業已被國營企業收購。「二十大」一落幕，股市又大跌等等，這些情形與狀況，都是人們對前途的迷惘、對市場的憂慮、對社會的反應，老萬你對這個問題一定有一些特別的看法，就說未來中共會不會更重視政治、外交、國防，而比較放鬆經濟，比如說民營經濟會受到更大的限制？
萬潤南：不是說中國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而是中國要去威脅別人的安全、台灣的安全，但是中共也知道會招致全世界的報復，所以要為這一天做準備。習近平一再強調「國家安全」、「勇於鬥爭」，說明中共的戰鬥班子，準備在這一任期解決一些重大問題。我的判斷主要是台灣問題。習近平清楚，台灣問題是中共執政者的軟肋，也是他自己的軟肋，習一上台就誇下了海口，「解決台灣問題」，破壞中共規矩連任三屆總書記，也是為了落實他任內搞定台灣目的。
田牧：台灣不是孤島，在國際地緣政治大棋盤上，一點也不孤獨、不孤單，台灣維持現狀的背後，維繫著鞏固美國的國際霸主地位，維繫著日本、韓國地緣政治的平衡，也直接影響了歐盟國家傳統的價值觀道義外交尊嚴維護等。
萬潤南：所以中共知道，要解決台灣問題，一定會引起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反對與制裁，甚至是直接的軍事沖突，中共現在是為此做準備，面對的是美歐民主同盟傳統的國際規則與秩序，及地緣政治平衡的破局，國際勢力秩序的失控，美國眼下已在政治外交道義上，以及經濟科技軍事上，采取強烈抵觸與制衡行動。
中共「二十大」後的戰時班子，是最高層決策機構的組織落實；強調國家安全與鬥爭精神，是進行全黨的戰備總動員；恢復全國供銷社系統，穩定戰時的社會經濟；及堅持清零政策，利用「健康碼」為戰時控制社會等，顯然都是針對美國北約的政治軍事勢力，時刻準備戰爭。
美中正處在戰爭邊緣
廖天琪：老萬解讀中共「二十大」，就是「準備打仗」，令人心驚膽顫，難道習近平準備著步普京後塵，不顧經濟的發展，不顧科技的發展，不顧一帶一路，不顧國家的未來發展，他真想在任內解決台灣問題，將中國的前途都押上去嗎？
萬潤南：從中共黨史來看，「戰時班子」就是「一元化」領導，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一人說了算，習明確提出「勇於鬥爭、敢於鬥爭」，無疑直指美國霸權，在科技、芯片、經濟、外交、軍事等每一個領域都將是針尖對麥芒，世界掉進了如天琪指出的「霧霾混沌時期」，將重建未來世界的新格局，所以中共第一次表達了「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各國提供模式，無疑明確挑戰美歐國家推行的民主化現代化模式。所以美中的力量碰撞，就在世人身邊展開，整個世界確實在擔憂美中沖突、美中戰爭。
田牧：說起戰爭，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生靈塗炭、血流成河。而在「鷹派」軍人思維中，戰爭有著另一種解讀。人類歷史伴隨著戰爭而來，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程序和過程。設想一下，人類社會倘若沒有戰爭，也許至今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洞穴社會。當然，戰爭同時又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但威脅是暫時的，發展才是永恒的，戰爭猶如人類發展的台階，人類社會是在戰爭的台階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回顧「一戰」、「二戰」走過的歷程，一次戰爭就是一次社會經濟、科技的綜合飛躍。在「鷹派」的思維中，戰爭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
中共強調：弱國無外交，所以推出了「戰狼」外交。按照這樣的思路延伸，弱國也無戰爭能力，所以在國際上無地位，無話語權。對「鷹派」軍人來說，要和平，其實沒錯。問題是用什麽方法和手段，是求和？是談判？是宣傳？這些無疑都是無根無基的空谷傳聲。在他們眼里，保衛和平的唯一途徑，便是使用戰爭手段，運用戰爭制衡戰爭，才能在真正的意義上維護和平。這就是為什麽台灣周邊美中軍事力量頻繁對峙的原因。
11月13日台灣媒體報道，美中戰機月前在台灣東部太平洋海域，連飛3天3夜較勁，3天內，美方出動逾100架次戰機，中方則出動300多架次，連夜裡都飛。軍方人士研判，美軍是藉「長程奔襲」訓練，一來測試共軍的應處能量，二來測試共機的能耐與底線。美軍機艦在台海四周活動，中共是採取「逢艦必跟、逢機必查」的應對。
如何應對美歐的經濟制裁
廖天琪：習近平雖然專橫，但世界也看到在他治下，從2013年到眼下近十年了，客觀來說，中國確實發展很快，盡管在極權政府的專制獨裁統治下，但中國經濟建設成就仍然矚目。習近平難道會為了台灣窮兵黷武，將這些經濟成果付諸東流嗎？為了他自己在歷史上定位，不顧兩岸人民的生命，不計後果把台灣夷為平地嗎？他也不考慮美歐民主國家會團結一致，像對付普京一樣，來對付他與中國嗎？難道他就這麽強橫，不怕制裁，不管不顧嗎？
萬潤南：中國是謀略古國，一部《戰國策》，記載了「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用今天的話說，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書名為《戰國策》。我知道今天的中共政權也設立了這類智庫機構。海灣戰爭以來，掛靠外交部、中央黨校、國際關係學院等，設有國際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智庫），研究的方向是針對各個時期的國際外交鬥爭，除了關注現實問題、熱點問題、經濟問題和突發事件之外，也聚焦中長期國際形勢的研究戰略、制定相應對策等。對於世界上已經發生的制裁和反制裁，包括美國怎麽制裁俄羅斯，俄羅斯怎麽應對；美國怎麽制裁委內瑞拉，委內瑞拉怎麽應對；美國怎麽制裁古巴，古巴又是什麽情況；美國怎麽制裁伊朗，伊朗怎麽針鋒相對；美國制裁朝鮮，金三胖是怎麽反擊的等等，都有研究。
不是一直傳說美國手里的牌多，是因為美國重視國際公共外交策略的研究，他們的經濟外交戰略研究所（智庫）也非常出名。中國現在也學習美國，對各類經濟制裁、戰略脅迫等都會做深入仔細的分析研究，有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教訓要吸取的，總結得非常清楚。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有一個非常高度統一的領導核心、領導班子，他們自然研究出各種可能的制裁，如何來應對等。近幾年來，大家都看到了，美國出一張牌，或者數張牌，中共總是很快做出反應，即刻施以反制裁。現在美中互相都在研究對方，都在擬策與布陣等。
美國智庫、美國軍方已經判定，中國要對台灣下手，甚至還說什麽2022年、今年就可能。比較集中估計的是2024年，應該是後年。因為2024年是一個最低的危險點，對習來講有2年的準備時間。所以習近平不急於安排經濟建設，而是在布局戰時經濟，倘若戰爭開啟，如何控制經濟持續而穩定？怎麽看出這個問題呢？習近平在全國恢復了供銷社，供銷社就是統購統銷，就是國家統一採購，統一銷售，這就是適合戰時環境下的穩定經濟，它是一種軍事共產主義，要在戰時情況下，保證每個人的生活需求，沒有人餓死，要集中精力、集中力量。
為什麽說李強將拜相
廖天琪：老萬對中共戰時班子、習家軍與習天下都解述了因果與道理，但我還是有疑問：李強進入中共七常委，已經出人預料了，為什麽是排名第二的常委，傳言李將拜相接任李克強總理，李強何德何能呢？我們應該怎麽看待這人事安排。
萬潤南：這還得從體制文化和中共的黨史前例來看，說兩點，毛時代，總是由毛欽點「封侯拜相」，「文革」時，指定造反派的王洪文任黨中央常委、副主席；鄧時代，由鄧點將拜相，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都是他欽點的主政者。說是習天下，當然是由習近平決定，李強應該也是能人，是習近平的嫡系，外界說他曾任江、浙、滬兩省一市主官，從履歷上反映這是自2013年-2022年十年內的事，是習近平執政期內的一路栽培。
田牧：上海坊間雖然對李強在疫情期間的「清零封城」頗有微詞，但還是肯定此人的能幹。李強是溫州瑞安人，那里的人擅長做生意賺錢，有「東方猶太人」之喻。在上海任上，2018年美中貿易戰正酣之際，李強幫助特斯拉在上海開設電動汽車工廠，提供廉價土地、低息貸款和稅收優惠等，李強特意給予特斯拉不少關照，特斯拉則為當地供應商提供培訓，帶動了一批落後的中國電動汽車企業發展。2019 年，在李強的指導與幫助下，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了新的股票交易板塊，目的是讓中國的科技公司能夠籌集資金。有傳言，在應對美國的科技封鎖、芯片禁令時，習近平聽取了少數幾名人士的建言，李強便是其中之一。
上合組織與金磚國家形成「半球經濟」
萬潤南：有一種（鷹派）說法：美中必將一戰，但這一仗打完後，中國的發展前途無限廣闊，那些人真是這麽認為的。思維依據是：第一、中國現在沒打（台灣），美國不是已經開始對中國制裁限制了嗎？第二、所有被美國制裁過的國家，都已逐漸抱團匯聚到一起，形成了一個新的大市場。一個叫「上合組織」，一個叫「金磚國家」，最近又建立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是哈薩克斯坦提出來的。
田牧：中東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很有實力的組織，也已逐漸靠向「上合組織」。
萬潤南：歐佩克是明顯傾向中國了，中東的國家阿聯酋、沙特和伊朗，本來他們互相之間是世仇，都是伊斯蘭，一個是什葉派，一個是遜尼派。中國現在是他們的頭號好朋友，東南亞就不用說了，東南亞現在是中國的第一貿易大區。還有為什麽越南會在中共「二十大」後第一個跑去中國？你們注意到沒有？現在美國的力量確實在衰弱，它為了解決自身難題，收割不到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實際上已開始收割自己的盟友了，日本、德國被他收割得多慘呀？德國的制造業都跑到美國、中國去了，日本現在已經瀕臨金融崩潰，英國也是啊，通脹率是最高的。
當年中國與美國相處合拍時，鄧小平講過一句話（他那時還是副總理）：在去美國訪問的路上，他與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聊天時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言下之意，與蘇聯在一起的國家都窮了。這段話傳得很廣。
但是現在呢？現在是與中國在一起的國家都變富了，匈牙利、塞爾維亞、希臘、包括東南亞。東南亞為什麽好？它的第一出口市場是中國，如果與中國斷絕關系，那它馬上就不好了，包括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等。為什麽中東像沙特這種原來的美國鐵桿朋友，現在也與美國耍態度了呢？也在積極靠攏中國呢？
分化歐洲，德國左右搖擺
田牧：毛澤東的備戰從大外交開始，毛澤東雖霸道，目空一切，誰都看不上眼，但老毛還懂得克制，自知中國大而不強，徒有大國虛名。盡管老毛打心眼里不服美歐強國，但他無可奈何，便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把中國歸為「小三子」的弱勢群體，表明他狂而不妄，在強大對手面前頗有分寸感。
中共「二十大」後，也積極在外交上下功夫，利用德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首先從歐盟國家的領頭羊德國入手，11月4日朔爾茨總理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收獲頗豐就是例證。其實「半球經濟」存在著產品與市場結構問題，德國是以汽車與汽車配件工業、電子電器工業、機械設備制造業、化學工業、再生能源等為主體的工業國家，與美國主體工業幾乎是碰撞的，是產品競爭關係，而與中國恰好是互補關系，中國市場也足夠龐大。
然而，11月14日德國每日新聞報道：朔爾茨總理表示：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合作，減少對原材料和技術的片面依賴。德國希望加強與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繫。顯然，德國並不願意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廖天琪：西方民主制度就是這樣，總是互相掣肘與平衡，這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在和平時期運作平穩而正常，我們都沒有感覺出問題。但是危機出現時，它就顯得非常不足了。因為普通的老百姓就不買賬了。像中國政府這樣，他思前想後做成五年計劃、十年計劃，承上啟下，政策計劃有連續性，中共自己就可以拍板決定了。而在西方社會，因為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絕對做不到高度統一，國家政策往往執行不力與偏差，甚至出現有如「爛尾樓」一般的「爛尾政策」，這對國家的經濟穩定發展傷害極大。西方的百姓對政府的監督是只能好，不允許出差錯，西方社會政治文化的這種批評精神是非常厲害的，這與中共極權政府治下的社會完全是兩回事。
民主國家能通過體制本身的程序修正錯誤，完善政策，穩定發展。所以，我相信美國和德國也會不斷糾錯與完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