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模範重慶市崩潰
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原本是習近平“清零”戰爭的最新前線，但現在成為中國疫情防控大逆轉的縮影，這一轉變具有潛在的毀滅性，令共產黨的絕對控制制度開始出現裂縫。
上個月，這座城市經歷了中國最大的一次疫情暴發，當時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命令官員繼續進行大規模檢測、封鎖和隔離。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忠實地遵照執行，封鎖了小區，並下令立即建造一座可容納多達2.1萬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堅決打好打贏疫情殲滅戰，”11月27日，習近平的親信陳敏爾對官員們說，“一天不耽誤。”
但10天後，中國突然放棄了習近平曾賭上聲譽的“清零”戰略。現在中國面臨感染激增，習近平的做法導致官員們忙於應對混亂和不確定性。
人民日報：習近平「清零」「完全正確」
中國黨媒將這一轉變描述為一場承受巨大壓力但經過不斷平衡抉擇後的退出，為重返經濟繁榮時期開辟了道路。關於新冠病毒危險的警告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奧密克戎變種致病性弱的官方聲明。《人民日報》周四在一篇長文中稱，政府直到現在才放鬆政策，挽救了許多生命，並為習近平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進行辯護，稱其“完全正確”。
實際上，審視重慶和其他地方如何展開政策轉變，顯示出政府已疲於應付一連串的新冠暴發、指令混亂、經濟困境以及隨後罕見的政治抗議。
習近平將他之前在大流行病上的成功與“西方的混亂”進行了對比，並以此證明他對崛起中國的宏大敘事：有序、安全、有遠見。但他沒有計劃從“清零”中有步驟地撤退，卻讓三年被事無巨細管理起來的困惑民眾去見機行事。
無章法解封帶來焦慮混亂
政府現在正奮力批准疫苗並獲取西藥，這些都是在過去回避的事。長期以來專注於消除病例的官員們正在努力調集資源來治療激增的感染。即使中共是控制敘事的高手，也發現很難向焦慮的居民兜售這一突然轉變的政策。
這個周末，中國城市的街道依然安靜，除了醫院以外：人們排成長隊接受新冠病毒檢測或治療，猶如詭異地回到了三年前的武漢，當時武漢是第一個受到病毒肆虐的城市。
“總體上還是比較混亂，當然也是中招的也有，將近三分之一人從身邊的朋友來看，”重慶心理咨詢師譚剛強說，他之前幫助居民緩解封鎖帶來的壓力，而現在變成了緩解突然開放的壓力。
“很多人因為這樣的在官方的宣傳長期生活，解封後他們感覺到手無足措了，”他說。“甚者還有一部分希望政府恢復管控。”
習近平自己的抗擊新冠病毒的方法，可能無意中讓中國陷入了這一動蕩且可能具有毀滅性的轉變。
他把中國自上而下的抗疫動員變成了黨組織力量的展示。兩年來，他的新冠病毒戰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接受，但最終這種努力使工作人員筋疲力盡，地方財政緊張，而且討論謹慎過渡到開放的嘗試也被淹沒，更沒有機會去設計方案。
習近平沒有合適的繼任者，可能至少再執政十年。但突然轉變所留下的傷疤可能會使人們更加不信任他的專斷風格。
康奈爾大學副教授萬家瑞說：“這種快速反轉部分反映了一人專權的程度。但同時也反映了官員試圖取悅那個人的程度，並試圖朝著他們以為他要去的地方奔跑——實際上是沖刺。”萬家瑞的書《尋求真相和隱藏的事實》(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考察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治轉型。
壓力下的系統
在11月下旬中國各地城市抗議流行病限制措施後，許多人感覺到空氣中彌漫著變革的氣息。然而幾乎沒有人預料到“清零”戰略會發生逆轉，它被奉為保護中國14億人口免受感染風暴沖擊的必要戰略。
11月28日，在抗議期間，中國新聞機構新華社稱“清零”方針是“制勝法寶”。
大約在同一時間，負責新冠政策的中國副總理孫春蘭告訴官員們要“堅定不移”。
然後，當她在11月30日與衛生專家和官員會面時，語氣發生了變化。
“我國疫情防控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孫春蘭在國家衛健委會議上說。令人驚訝的是，她沒有使用“清零”一詞，這是該國放棄其長期堅持的做法的第一個暗示。
甚至在抗議之前，該戰略就已經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到11月下旬，疫情席卷了200多個城市。11月7日，國家當局確認了5496例新冠病例；到11月27日，這一數字接近4萬，創下該國每日病例的歷史新高。
核酸混檢——將20人或更多人的樣本放入同一試管中進行檢測，是一種快速、廉價的發現感染的方法，是“清零”政策的支柱，但在一些城市失去了意義。太多陽性結果導致為查出病毒攜帶者而進行的後續檢測滯後。在北京，結果要幾天才能出來。
“太多的城市有感染；傳播得太遠了，”密切關注中國疫情的威格拉姆資本顧問公司負責人羅德尼·瓊斯說。“問題是他們什麽時候會認識到這一現實。”
經濟受重創 工人騷亂
經濟也受到了重創。購物者待在家裏，要麽被封鎖，要麽試圖避免因無意中經過劃定的病毒熱點地區而被隔離。與去年同期相比，11月份的零售額下降了近6%。房價繼續長期下滑。
習近平辯稱，新冠病毒控制雖然繁重，但保護了中國的經濟和健康，令世界羨慕。但這種痛苦開始轉化為該黨最大的恐懼之一：工人騷亂。
在中國中部的鄭州，數以千計iPhone工廠的工人對延遲發放獎金和工廠對疫情的處理感到憤怒，與警察發生沖突。
在中國南方的紡織制造區海珠，由於食品短缺和封鎖期間度日艱難，工人們湧上街頭。依靠日常工作維持生計的民工數周找不到工作。
“今年找不到錢，”重慶一名街頭搬運工周開策說。“我給一些老板做事，他們開幾天，一遇到封控就關了。”
盡管壓力很大，但官員們仍然堅稱中國必須贏得這場大流行戰爭。整個11月，省級領導人都宣布了他們對“清零”的承諾，並經常表示唯習近平馬首是瞻。
“一旦放松疫情防控，勢必造成大規模人群感染，”新華社11月19日的一篇社論寫道。“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將受到嚴重影響。”
即便市領導了解挑戰有多麽艱巨，上海的經驗仍給新冠政策的執行帶來了警示。當地官員起初試圖避免實行會拖累中國經濟的全市停工政策，更傾向於精準防控。有個早期被封鎖的區域僅有一家奶茶店。
但隨著高傳播性的奧密克戎變異株病例成倍增加，中央政府官員改變了做法，要實施全市封鎖，最終封鎖持續了兩個月。
“許多官員看到上海的情況，都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繼續‘新冠清零’，”牛津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教授藍夢林(Patricia Thornton)說。“戰爭是二元論——你要麽在戰爭狀態，要麽不在。”
高漲的政治憤怒
11月下旬，孫春蘭訪問重慶時仍態度堅決，她視察了當地的防疫措施，包括一家正在建設的醫院。她說，該市發現和隔離感染者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防控工作效率不斷提升，”根據11月27日她訪問最後一天發布的通告，孫春蘭這樣說。
當時，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廣泛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學生、工人以及房屋業主都因中國西部的一場大火而激憤，開始表達對新冠防疫措施的不滿。盡管官方否認，但許多人認為相信，封控導致了被困公寓中的居民在火災中喪生。
“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它叫不自由和窮，我們現在全占了，”一名重慶男子這樣說，他的激烈發言在中國廣為流傳。
“不自由毋寧死，”他用中文喊出了美國革命的戰鬥口號。
據兩名知情官員透露，12月1日，習近平告訴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抗議主要是由心懷不滿的年輕人推動的，他們受封控影響最大。習近平還說，邪惡勢力企圖利用他們來破壞中國的穩定。
但政府的火速行動與習近平的沈著態度南轅北轍。就在他與米歇爾會面的六天後，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新十條，等於實際上廢棄了“新冠清零”。
盡管經濟和流行病學的雙重現實已經迫使領導人重新評估其防疫管控，但抗議似乎加劇了擔憂，即持續的封控將引發更多示威，也不能再遏制病毒。
我們受夠了，改變時刻到來
“抗議的規模似乎確實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即‘我們受夠了，是時候改變了’，”研究中國防疫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表示。
那之後幾天裏，官員頒布了許多新規定：鼓勵疫苗接種，設立制度保護養老院和其他易感場所，為農村感染做好準備。他們對於新冠——尤其是這種快速傳播的變異株——的信號，從拉響警報反轉為不足為慮。
“目前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的致病力明顯下降，感染後大部分表現無癥狀或者輕型，”規定變更一天後，疾病專家王貴強在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目前，大多數民眾仍待在家中，要麽因為感染了新冠，要麽因為害怕感染。但如果死亡率急劇上升，公眾憤怒可能卷土重來。即將到來的感染潮也可能阻礙經濟的快速反彈。
在重慶，為數不少的醫療隊已經離開了剛建成的方艙醫院，該醫院的未來用途尚不明確。市醫院的一名醫生在社交媒體上稱“基層醫療已經炸了”，呼吸科感染了至少一半醫護人員。12月8日，隨著地方領導人的一次全面調整的進行，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被調往另一座城市。
“很多人說我倒在了黎明前，”重慶的企業主史思思（音）說。她本月決定關閉自己在中國另一個城市大理開的餐館。“但是我自己判斷是，疫情即使開放，不會馬上回暖，因為有一波波的沖擊。”
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部分小標題為歐洲之聲編輯部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