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手段日益強硬的打壓已經使得萌芽中的公民社會噤若寒蟬，意見領袖、非政府團體一一被噤聲。這種高壓管控更隨着習近平意圖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成功連任，而藉助新冠防疫措施，變本加厲。然而，2022年10月13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天，北京四通橋上驚現兩大抗議橫幅，要自由，要改革，要選票……一個多月後的11月底，在全國十幾座城市、上百所大學爆發白紙抗爭運動，政府不斷加碼的新冠清零政策瞬間不復存在。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社會表面的平靜之下，並非沒有暗潮洶湧。目前流亡美國的施女士曾參加11月27日北京亮馬河附近的集會抗爭運動。這場運動雖然沒有人振臂一呼，但施女士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表示，置身抗爭集會的核心，她感到人們的訴求與四通橋勇士彭立發公開表達的訴求息息相關。她向我們介紹了當時的集會情況和她對白紙運動的觀察。
白紙運動精神訴求與彭立發四通橋橫幅口號息息相關
法廣：施女士您好，您在去年十一月底中國發生白紙運動的時候，在北京參加了亮馬河的民眾抗爭活動。能不能首先給我們簡單講一下當時的亮馬河的那場抗爭情況？
施女士：北京的白紙運動發生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路的白紙運動之後。當時因為我覺得整個全國的，特別是北京和上海的白紙運動當中的精神訴求，和四通橋的掛條幅的那位先生寫的那幾句口號息息相關 （法廣註：2022年10月13日，據悉名為彭立發的男子，北京北三環四通橋展示抗議標語，相關圖片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從相關圖片中，可以看到橫幅上白底紅字的大字標語寫着：“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條橫幅上面寫着：“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北京的白紙運動基本上喊的口號實質內容和那個有關，當然也包括解封等這些訴求。這個當然也是大家當時非常迫在眉睫的主要訴求之一。
我是10月27日晚上大概11點鐘的時候到的亮馬橋。當時整個抗議現場都已經被封鎖了。我和一個朋友駕車去，路過三環路時就完全已經進不去了，不能下到輔路進到現場。我發現其實在主路上停了很多的車，感覺大家其實都是想來參加這個抗議運動的。但是因為當時警察和警車把所有的路口都封鎖了，大家根本下不了橋，也離不了車，就困在三環的主路上。當時所有的車輛都是鳴笛啊，聲音特別特別響亮，就是，表示一個支持和聲援。我當時很着急，就是已經進不去了。但是因為當時車速非常非常慢，在挪動，我發現三環主路和輔路之間的那個綠化隔離帶其實有比較大的縫隙，我就立馬下了車，從那個隔離帶，等於是有點危險地鑽過去了，這樣我就才得以進入現場。我那個朋友就很不走運，沒有參加成，因為他開着車要去停車，再回來就完全進不來了。所以我就在現場做了一些錄像。
首先我就擠到喊口號和演講的那幾個年輕人旁邊，我一直在錄像，一直在聽他們說，包括喊口號啊，等於說是比較近距離的參與了這個活動。後來大量的警察來疏散，經過了挺長時間，把我們大家——等於說是趕走了。
法廣：疏散的過程很平和嗎？
施女士：疏散的過程中，我能感覺到警察是盡量不要發生那種流血衝突，就是盡量不要惹事，但是他們態度非常強硬，從來的人的數量上和裝備上來講，給人很大的心理壓力，因為他們的人超級多啊，多到我根本看不到邊。（他們）把我們這些人，不是那種比如說暴力的驅散，或者是用棍棒等，他是用身體來擠壓，把人群往後擠，然後把我們分成小塊，逐步逐步的把大家驅散。
法廣：周圍沒有發現有人被捕？
施女士：我當時是在挺靠前面的位置，等於說是跟警察面對面。我當時沒有看到……，也不是沒有人被捕。我親眼看到的，是一個外國記者被留在那兒了，應該是被帶走了，他當時在現場做採訪，他也想試圖採訪我，我還想試圖接受採訪，結果警察讓他別走，留下，我覺得他是被拘留了。
去參與而不是去旁觀
法廣：您當時為什麼那麼迫切的想擠到前面去、想去參與到其中呢？
施女士：因為我肯定想，首先去看到核心的這個領導者他們在說什麼是吧。另外一個就是我也想拍攝，就是留一個歷史的紀念吧，就是拍攝整個的核心場景。核心的場景肯定就是最最核心的那些人。然後我也覺得，站在那個最中間的位置的話，等於說活動的參與度就比較高，要是離它很遠，其實就有點像旁觀了。
白紙運動是非常有忍耐力之後的爆發
法廣：中國三年新冠疫情防疫的措施非常的嚴格。它是一種高壓封控措施，所以，好像大家都動彈不得。另外呢，因為在媒體也在不斷地報道國外的疫情有多麼多麼嚴重，中國政府的宣傳也在說，外國要向中國抄作業，因為中國的疫情控製得不錯……那麼11月底爆發白紙運動，人們上街，去反抗封城防疫的集會，您自己感覺意外嗎？您怎麼看？為什麼突然一夜間老百姓就自發的就會湧上街頭？
施女士：因為它不是說中國政府的防疫政策做得非常好、比別的國家做得好的情況下，發生了白紙運動，而是說這個防疫政策本身他也是分階段的，包括社會評價、社會感受也是分階段的。從前期來講，這種清零政策，嚴防死守，確實使中國的病毒傳染率下降了，病毒的感染人數下降了很多，而國外（感染人數）又急劇上升。那個時候，其實中國與國外一直都處於很嚴格的封閉狀態的，進來的航班、進來的人都要嚴格被隔離。我本人就被隔離了幾次。它的隔離政策給人的感受其實是很不好的，但是影響的可能也只是從國外回來的這些人。當時社會輿論也好像對從國外回來的人，非常敵視，意思就是：死也死在國外，不要把病毒帶回來……儘管如此，在病毒防疫的前期，我覺得，從中國老百姓到整個包括國際，在各國政策的評價上，對中國還是比較積極的。
但是隨着疫情周期的延長，它已經超出了中國原來的防疫經驗：中國原來的防疫經驗，就是那次非典。那次非典疫情並沒有持續時間長，夏季一到，病毒就自然消失了。我想，中國政府當時可能還認為，只要我們防疫撐住，天氣一熱病毒會自然消失。但是這次情況很不一樣，疫情始終斷不了，它不斷地在變異。這個時候如果還是僵化的、死死地堅持清零的話，到後期，就發生了很大的社會承受度、經濟承受度問題，包括髮生災難性的人文事件。還有，上海封城造成很大、很壞的國內和國際的影響。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這時候，這些防疫政策就已經不是被大家認為“是好學生的好作業”了，而是一個不科學不理智的政府，為了自己的面子和一些政治上的訴求，而強行推行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而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精神和實際生活，都遭受了很大的一些威脅。所以我覺得大多數人，就從我身邊里來講，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老百姓，都會感覺到他們態度上的轉變。這個時候比如說烏魯木齊的火災，然後（貴陽）大巴車翻車，包括天天去做核酸等等，所有這些事件，這種瘋狂的政策，我覺得那個時候，開始讓這種負面情緒和抵觸的情緒上升到高點。那個時候才會有這種抗爭、抗議。因為一般老百姓他體會到的是：我沒有工作了，我失去經濟來源，這可怎麼辦？這樣下去該怎麼辦？很焦慮。有很多人還不上房貸，或者有老人不能看病等等，就是對每家每戶都造成了很大的生活不便和痛苦。再有一些思想能力的人，就會覺得這是一種對人權的剝奪，對自由的剝奪，是對你的人格尊嚴的侮辱，是吧？就等於升了一個層級……就是對於這種政策的認識和反感，其實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我覺得已經是非常有忍耐力的一個爆發了，已經是到了那種份上才爆發出來這麼一個大家的行動。所以我認為一點都不突然，而且我覺得是相當有忍耐力之後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得不爆發了，就是已經有點超出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忍耐程度了。
震撼和激動：N多年了都沒有人可以有這種勇氣！
法廣：真正站到亮馬河的集會人群中的時候，也看到那麼多的警察，您當時有沒有感到恐懼呢？
施女士：我覺得肯定是會擔心這個，但是好像我當時的那個心情，就是那種很激動，或者說是很衝動的那種心情好像更佔上風吧。如果是恐懼的話，就是說後果誰都不知道，有可能很嚴重，也有可能不那麼嚴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你都會意識到可能會有後果的。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中國社會有人可以站出來！N多年了都沒有人可以有這種勇氣，做這種事情，就是可以發出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其實是讓人足夠足夠震撼和激動的。我覺得這種情緒好像佔了上風，就沒想那麼多。另外，畢竟我們是一種群體性的抗爭，比起那種單一的行動，像四通橋的那位彭立發，他就是真的是孤膽英雄！我覺得那真的是赴死的決心，非常非常勇敢！那不是說一般的人，有點勇氣就能做的。但是我覺得，但凡你是有一些社會責任感的、對自己的品行和社會擔當有點要求的人，參與這個白紙運動，出現在現場，其實我覺得也是一種應該的行為，是作為一個有公民意識的人應該的行為。至於你說會有什麼後果，但是這是你的義務，是吧？就是你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衝動，我覺得沒有恐懼到我都不敢出門，那你就喪失了這個機會。我還是很慶幸：我當時這種情緒沒有佔上風，是那種衝動和激動的心情佔了上風。
防疫政策的深度、廣度和強度讓每個人都感同身受
法廣：三年的新冠防疫，您覺得對於中國來說，它改變了什麼？還是說疫情過後，一切如常，生活在還像以前那樣，重新開始？
施女士：我覺得疫情三年對中國社會來講，改變是巨大的。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的、重要的轉折點。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國際社會上三年防疫過後，無論是中間的所有的一些政治風波也好，國際社會上的一些事件也好，包括各國政府的態度，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敵視，是西方主要的國家對中國的敵視和他們達成的這種共識，是美國政府以前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徹底改變，包括脫鉤的政策。這對中國的外部的發展以及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是一個非常大的、惡化的轉折點。
對於中國社會內部，我覺得也是這樣。因為三年當中，防疫政策的深度、廣度和強度是深入到每一個社會細胞、每一個家庭的，基本上他的政策是大家每個人都感同身受的。最後的這種我認為不太不科學、也非理性的這種純政治化的防疫措施讓大家的不理解與遭受的痛苦，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一些根本上的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對社會未來的不信任感。所以我覺得疫情在中國社會內部也造成了很大的離心的力量，就是很多人會選擇移民，很多的人會選擇未來留學，或者是很多人會關掉自己的企業，選擇移民到國外，或者資產轉移之類的，我覺得這些都是出於一種非常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這種社會制度和社會氛圍的一種質疑……
三年防疫是一種對政權鐵腕非常顯性和強化的感受
法廣：您怎麼理解這三年疫情讓大家產生了這樣的質疑，或者強化了這種質疑？
施女士：我覺得它是一種對政權鐵腕非常顯性和強化的感受吧。因為平時在正常的生活中，你是感受到比如說專制啊，或者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那多半都是在別人身上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情，你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或者是說你受到這種壓制，但是它的強度沒有讓你的生活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摧殘。但是疫情期間的情況是非常極致的，你會發現，當一個強權他決定了幹什麼的時候，它的政策之強烈和對人的控制之嚴格，你完全人如草芥，力量真的是非常微小的。而在這樣的一個制度下，個人的權利完全得不到保障。而對於個體來講，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人權，是我們自己的生存權，是我們自己的尊嚴，是我們的社會發展權。但是那個時候你會發現，如果是這個權力達到了極致，它不想給你這些東西，你就會分分鐘被剝奪這些最基本的權利。這些對人有一種震撼，而且你根本是無還手之力的，因為每個個體都太弱小了。
法廣：就是實際上在疫情期間，以防疫為由而全面實行這種高壓政策，最後讓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是在其中的被壓制的一員……
施女士：對，怎麼說呢，強制政策，當他做的事情由上至下，比如說是認可的，就像防疫的前一階段，包括老百姓也是覺得，應該嚴防，你就會覺得，這個強權制度還是蠻有效率的，比自由民主的國家更有效率。但是當他的政策偏離了科學與理性的軌道的時候，你會發現，你根本沒有辦法改變，讓它回到正軌。老百姓沒有發言權，沒有行動權，沒有任何的權利。你不能說話，就只能看由他來偏離軌道，一層一層的加碼，但是最終受害的、這種痛苦感是反映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這就很可怕，因為當一個東西你認為他還控制在你可以認可的範圍內，OK，沒問題，你甚至覺得很有效率。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偏移了，你是沒有辦法糾正他的，因為你不能告訴他：我已經很痛苦了，我受不了了……他不讓你說。
白紙運動讓大家看到了人民可以自救的希望
法廣：白紙運動其實是這種高壓政策之下的一種強烈的民間反彈。那您怎麼看這次白紙運動？它只是一時一地的一個具體的訴求，風波過後，這場運動就徹底結束了呢？還是說它有更深遠的意義呢？
施女士：它（白紙運動）最表象的訴求就是解封。當然，解封之後，中國突然就又變成了令人非常恐懼的疫情急速發展的狀態，大家又忙於生存，比如沒有藥等等。我覺得白紙運動最顯性的一個作用就是給大家解封了，即便是非常突然，180度大轉彎，毫無準備。但是我覺得終於給大家鬆綁了，總是好的，因為隨之而來的痛苦總是一個過渡期，會過去。那我覺得這場運動更深遠的意義非常非常大，因為這應該算是三十多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抗議政府的集體性行動。我覺得它起碼給中國社會——至少給我這樣的人——，給了我一個認知：原來我以為很年輕的一代人的大學生，十八九歲，二十歲的孩子，他們應該是已經不具備這種反抗能力和反抗的意願了，包括對社會的責任心。所以，這點是讓我們覺得挺吃驚的，我覺得他們還是非常有自己的獨立的思考，而且還是比較智慧的思考。我覺得這點是挺讓人欣慰的。
另外一點，它證明了社會在極致高壓的時候，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反抗能力的。這一點當然是有點可悲啊，就在極致高壓的時候，才有反抗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和勇氣並沒有完全消亡。我覺得這也讓大家看到了一個人民可以自救的希望吧。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