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攀登至德國政壇巔峰的非凡歷程，不僅因為她所謂的「兩種人生」，也因為她能將兩種形式的自由——科學家的自由和政治人物的自由加以結合，形成獨特的領導哲學。
～柏林赫爾蒂學院社會學教授 安赫爾 (Helmut K. Anheier)
事實上，梅克爾看起來對自己任內的決策（遺緒）感到安然自若。對於她在執政期間所做的決定，包括北溪2號等近年來受到嚴厲批評的決策，她回頭評估時，似乎仍覺得完全合理。
期望從回憶錄裡對梅克爾的總理任期進行更深入批判性分析的讀者將會失望。在她長達720頁的回憶錄中，找不到任何懺悔之意，也沒有承認其他人的建議可能是有道理的，例如美國連續幾屆政府均呼籲德國需增加國防支出、反對興建北溪2號輸氣管等等。
因此，梅克爾對其政治生涯的描述更像是一本鉅細靡遺的辦公室日記，而不是一本直言不諱的回憶錄。她以其標誌性的口吻——客觀陳述事實的語氣，回顧了不勝枚舉的會議和事件，但鮮少提供生動的細節或敏銳的觀察，而這些細節或觀察可能會讓這些事件變得更立體，並讓人進一步瞭解她的決策過程或多年來與她合作的眾多領導人。雖然有些回憶錄以八卦或揭露隱藏在幕後的秘辛吸引讀者，但梅克爾的回憶錄兩者皆無。
《自由》所提供的是一幅富有啟發性的自畫像。該書的第一部分提供最多不為人知的訊息，紀錄梅克爾從1954年出生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之間的生活。這一部分的標題是「我不是天生的總理」，探討梅克爾的成長與教育如何影響她的政治軌跡，讓她成為德國第一位女總理，並連任三屆。
梅克爾的兩種人生
一如既往，梅克爾在自序的一開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這本書講述了一個不會再發生的故事，因為我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國家在1990年不復存在。」
梅克爾前35年的人生是在東德獨裁統治下渡過的，在她成為政治人物和全球領袖之前，她追求的是科學事業，因此她的人生充滿了對比。正是這種對比的雙重性解釋了她為什麼選擇《自由》這個書名。她自嘲地指出：「如果把它作為小說作品提供給出版社，肯定會被拒絕。」
梅克爾出生在漢堡，但她的家人沒多久便搬到東德，因為她的父親是新教牧師，在東德一個小農村教區獲得一個職位。雖然宗教在東德被邊緣化，但東德政府難以滿足許多社會需求，不得不允許宗教機構提供某些服務（儘管只是暫時性的）。這些服務包括為殘障人士和有學習困難的兒童提供設施，這些設施通常由柏林—布蘭登堡新教教會相關的慈善基金會經營，並由西德的捐款資助。
瓦爾多夫（Waldhof）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機構，這是一個規模蠻大的建築體，四周被森林環繞，位於柏林以北80公里處，也是梅克爾父親任職的牧師學院所在地。在這個僻靜清幽的環境中，梅克爾享受了一個快樂且受到保護的童年。她繼續學習物理，後來在著名的科學院工作。
起初，梅克爾避免參與公開的政治活動，也沒有參與異議人士或地下反對團體的活動。直到柏林圍牆倒塌後，由於她支持統一的德國，才開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她很快就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並成為當時總理柯爾的門徒。
儘管梅克爾在瓦爾多夫幽靜的環境中快樂地長大，但她敏銳地意識到，在共產主義東德的背景下，這種環境極其脆弱。正是這種意識，加上她所受的嚴謹科學訓練，讓她堅信理性和以事實為基礎的論述。這些經歷塑造了她的政治身分：她是一個腳踏實地的領導人、始終依賴理性和證據指導她的決策。正是這些特質，讓她成為非常成功的危機管理者。
梅克爾的人生充滿對比，這樣的對比在本書的後記顯而易見。她問：「自由對我來說意味什麼？這個問題貫穿我整個人生，無論是在個人還是政治層面上。」一方面，自由代表「找出我自己的邊界所在，並走向那些邊界。」另一方面，它意味 「不停地學習，不停滯不前，而是能夠繼續前進，即使在離開政壇之後。」
自由的第一個定義源於默克爾早年的生活：在共產黨獨裁統治下，生活在受庇護的基督教社區，並成為東德最高學術機構的成員。這是一個被好奇心驅策的科學家的故事，她渴望有新的發現。第二個定義則捕捉了她 1990 年後的人生軌跡：一個來自已消失國家的大膽局外人，最後成為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之一的領導人。短短幾年時間，她取代柯爾（柯爾曾稱她為「我的女孩」），成為基民盟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人充分利用民主制度的故事。梅克爾攀登至德國政壇巔峰的非凡歷程，不僅因為她所謂的「兩種人生」，也因為她能將兩種形式的自由——科學家的自由和政治人物的自由加以結合，形成獨特的領導哲學。
《自由》可能缺乏某些讀者期望看到的自我批判，但它提供了一窺傑出政治人物思維的窗口。身為東德牧師的女兒以及西德菁英中的「東德人」，梅克爾必須克服根深柢固的偏見。這些挑戰有助於解釋她如何能在總理的位置上穩坐這麼久。
不過，仍有一個大問題未給出答案：梅克爾的執政生涯將如何被評價？儘管她可能會被讚譽為是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帶領德國和歐洲度過多次危機；但她失誤的國內決策和外交政策，將讓她的政治遺產蒙上陰影。
儘管梅克爾既不是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也不是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但在德國歷史的關鍵時刻，她恰恰是德國的完美選擇。在這個領導人愈來愈激進、愈來愈兩極化的時代，她低調的風格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就會讓人懷念。
轉載自《上報》安赫爾 (Helmut K. Anheier) ，柏林赫爾蒂學院社會學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務學院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學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