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從來都不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先決條件，而我們如今所認定的西方價值體系亦不是。
～希臘前財政部長 楊尼斯（Yanis Varoufakis）
來自歐洲、全球南方和（在川普當選之後）美國的形形色色中間派專家，都認為西方正在衰落中。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這麼多權力集中在這麼少數人（以及地區）手中，是前所未見的情況，但這是否意味著西方威權的末日將至？
歐洲大有理由接受「衰退論」說法。正如羅馬帝國將首都遷往君士坦丁堡後，雖然霸權又延續了千年，但卻讓羅馬落入野蠻人之手；當西方的重心轉移到美國後，被拋下的英國和歐洲陷入停滯，變得死氣沉沉、日益落後，而且越來越無關緊要。
但專家的悲觀情緒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他們傾向將西方對於維護其價值體系（普世人權、多元化和開放性）的興趣衰落，與西方的衰落混為一談。就如同蛇類會蛻去舊皮，西方也正在透過擺脫舊有價值體系來獲攫取權力，該價值體系在二十世紀支撐了西方的權勢，但在二十一世紀已不再具備同等作用。
民主從來都不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先決條件，而我們如今所認定的西方價值體系亦不是。西方威權並非建立於人道主義原則之上，而是建立於對國內的殘酷剝削，加上在美洲、非洲和澳洲等地的奴隸貿易、鴉片貿易，以及種族滅絕之上。
西方威權崛起之際，在海外並沒有任何制衡力量。歐洲派遣數以百萬計的殖民者，征服各個民族、開採資源。歐洲人假裝他們眼前的原住民不是人，並宣布他們的土地是「無主之地」。一塊不屬於任何民族的土地，以及渴望這塊土地的殖民者——這正是美洲、非洲、澳洲甚至是今日巴勒斯坦每一場種族滅絕的第一幕。
但是，儘管西方威權在海外未受質疑，在國內卻備受生活不幸的下層階級挑戰。這些人因為經濟危機而奮起抗議，至於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在於工廠僅由少數人所持有，工廠生產出來的商品卻是大多數人所消費不起的。這些衝突演變為西方列強爭奪市場的工業規模之戰，最終導致兩次世界大戰。
結果，西方精英不得不做出讓步。在國內，他們默許公共教育、公衛系統和退休金；在國際上，對西方殘酷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憤怒，催生了去殖民化、普遍人權宣言和國際刑事法庭。
在二次大戰後的數十年間，西方沐浴在分配正義、混合經濟、多元化、國內法治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之溫暖光芒下。就經濟層面而言，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就是有中央規劃、由美國設計的全球貨幣體系，妥善地維護了這些價值觀；該體系允許美國將盈餘用於歐洲和日本，實質上促成了盟友經濟與美元綁定而「美元化」，進而維持美國的淨出口。
但到了1971年，美國已成為貿易赤字大國。美國沒有採取日耳曼式的撙節措施，而是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同時抹消貿易逆差。德國、日本和後來的中國成為淨出口國，將其美元收益拿來在華爾街購買美國公債、房地產以及美國允許外資收購的企業股票。
然後，美國統治階級頓悟了：既然可以倚靠外國資本家將產品和美元都送來美國，何必還要在國內製造？因此，他們將整條生產線外移，導致美國製造業中心地帶的去工業化。
華爾街是這個大膽的新循環機制的核心。若要發揮作用，股市必須不受約束。但大規模鬆綁管制需要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支持。「需求自創供給」，新自由主義誕生了。不久之後，外國資本海嘯淹入紐約銀行，衍生性商品氾濫全球。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大浪來襲，西方幾乎隨之滅頂。
驚慌失措的西方領導人授權印鈔35兆美元，讓金融家重振旗鼓，同時要求人民勒緊腰帶。在這數兆美元中，唯一實際投資於機械的部分被用於建立雲端資本，進而使大型科技公司的影響力深入西方民眾的心靈和思想。
金融家的社會主義、中下層的前景崩潰，以及我們臣服於大型科技公司雲端資本的思維模式，種種因素相加後，催生一個美麗新西方世界，對於其中自以為是的精英而言，上個世紀的價值體系幾乎無用武之地。在失去用處後，自由貿易、反壟斷規則、淨零排放、民主、移民開放、多元化、人權和國際法院遭到美國的蔑視，一如美國所扶持的外國親美獨裁者的命運。
歐洲整合貨幣卻整合不了政治權力而變得虛弱無能，發展中國家的債台高築更甚於以往，現在擋在西方面前的只剩下中國。然而諷刺的是，中國並不想成為霸主。它只是想出售商品，不要受到阻礙。
但西方現在確信中國已構成致命威脅。就像希臘悲劇中，伊底帕斯的父王因為相信兒子將弒父的預言，將他拋棄野外，結果最終死於兒子手上；西方也在孜孜不倦地將中國推向冒險一搏、挑戰西方強權之途，例如讓金磚國家變成是以人民幣為基礎、類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貨幣體系。
在2024年，西方依然日益強大，但在捨棄自己的價值體系後，也將日益走向自己謀畫來的衰亡結局。
楊尼斯（Yanis Varoufakis），希臘前財政部長、歐洲現實不服從陣線（MeRA25）總書記，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轉載自《上報》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West Is Not Dying, but It Is Working on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