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前駐華記者馮哲芸（Emily Feng）2015年至2022年期間常駐中國。她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唯有紅花綻放》（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中披露了這期間在逐漸收緊的社會控制中，中國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他們對自身身份認同的追索。以下是本臺記者唐家婕、王允對馮哲芸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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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擔任大中華區記者近十年後，馮哲雲回到了華盛頓特區。她在中國的這些年，正值社會和經濟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習近平鞏固權力、“709”大抓捕、新疆再教育營、香港民主運動、美中貿易戰、中國嚴格的清零政策，以及國家向監控社會的轉變。
最終，馮哲芸及其報道被捲入美中對抗的漩渦——她的簽證遭到意外拒絕，被迫在駐外報道生涯的最後幾年轉往臺灣。
她的新書《唯有紅花綻放》是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普通人個體身份認同與歸屬感的探尋。以下采訪內容經過編輯，以確保篇幅與清晰度。
自由亞洲電臺（RFA）： 你在2015年22歲時移居中國。你當時最想探尋的問題是什麼？找到了答案嗎？
馮哲芸： 我想親眼看看中國。我曾多次去中國南方探親，但我對中國的變化充滿好奇，尤其是在習近平執政的第三年。我想知道中國是否會繼續開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我當時剛開始接觸更多中文文化，也很好奇文化生產會如何演變。
我抵達中國的那天，正好是“709”大抓捕發生後一週。我當時還未意識到，那是中國政治的一次分水嶺。這一事件深刻影響了我在接下來幾年中所經歷的中國。
RFA： “709”大抓捕震驚了許多人。它帶來了哪些深遠影響？
馮哲芸： 它影響了整個體系。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律師被吊銷執照——這些人曾在塑造中國法律與政治未來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這不僅僅是個別人的遭遇，而是影響到了企業、組織乃至整個社會。
RFA： 你的書名《唯有紅花綻放》是對毛澤東著名口號“百花齊放”的一種改寫。你在書中寫道，有人對你說：“這就是現在的國家。”能談談當時的情境嗎？他們的意思是什麼？為什麼這句話讓你印象深刻？
馮哲芸： 書名體現了一種對立性。一方面，它是在讚美中國社會中本就存在的多樣性——不同的聲音、觀點和身份認同，以及對私營經濟、民族認同和普通話以外語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國家正在日益試圖壓制這種多樣性。
一位受訪者對我說：“現在，國家只允許一種顏色的花盛開——紅花。” 這句話精準地概括了我的書的主題：中國社會天然的多樣性與國家控制之間的張力。
RFA： 你在中國報道了近十年，期間你觀察到的最大變化是什麼？
馮哲芸： 共產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大大增強了。我剛到中國時，許多人對政治控制的感受相對較遠。但隨著時間推移，政府的干預逐漸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瑣事。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趨勢，嚴格的出行管控和監控變得更加明顯。
我在報道中也能感受到這種變化。我剛到中國時，人們擔心與記者交談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受訪者通常要求匿名以保護自己。但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在網絡上的監控愈發嚴密，人們的擔憂也隨之加劇。
儘管如此，我希望大家知道，中國依然有許多聲音存在。即便在日益收緊的環境下，仍然有值得講述的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記者能繼續在那裡工作。
RFA：這期間有哪些重要時刻讓你感覺社會控制在收緊？
馮哲芸：我開始想這個議題是因為新疆的這個問題。2017年的時候我開始報道新疆，然後當時只是聽說有一些集中營。然後我一直跟蹤這個故事以後，發現其實新疆這個議題、維吾爾族的這個議題對全國有很大的意義。它不只是西部的一個問題，涉及到當時的民族、政策、身份、語言、文化的這些個政策，同時也涉及到了中國和共產黨對自己想創造什麼樣的國家的這樣一個議題。所以從新疆這個角度，從這個切入點開始想到，身份為什麼對中國當代的政治有那麼核心的一個角色？
RFA：那麼您作為一個外國記者，在報道中國的過程當中，你是否因為中國政府的一些做法而遇到過危險？
馮哲芸：是的。我因為報道而受到調查，我的新聞機構也因美中緊張關係而被審查。我多次不得不提前結束採訪行程，有時甚至在採訪過程中，受訪者就被警方帶走。我採訪過的人可能會因此丟掉工作，甚至失去社會福利。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局面，但在中國做報道時，我必須時刻意識到這些風險。但我的經驗中沒有遇到什麼意外，真的。
RFA：就算比較幸運的？
馮哲芸：當然我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因為我有美國護照，然後我的新聞機構是美國的，我覺得有這個機會去做一些當地中國的記者沒法做的一些故事。每次去報道的時候，我的態度就是也許這個是我的最後一個機會去報道在中國當地的一個故事，因為也許有一天我的簽證沒有了，或者我們這樣自由去各種地方出差的機會會被剝奪。
RFA： 你如何與受訪者建立信任？同時，你如何權衡對自己和他們的風險？
馮哲芸： 這需要每天去思考——和編輯討論，和自己對話，更重要的是，和受訪者溝通。我的許多報道並不是關於政府內部洩密，而是普通人的個人經歷。建立信任意味著展現出我的傾聽意願，並努力與他們保持聯繫。
有時候，人們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敞開心扉。例如，我採訪過的一個維吾爾族家庭，直到他們真正消化了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才願意完整地講述他們的故事。所以其實我的失敗率很高。在中國我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探索十個不同的故事，但是你只有20%、10%的機會才能成功。
RFA： 你的報道經常關注普通人的故事。在習近平的治理下，年輕一代如何面對身份認同的問題？
馮哲芸： 身份認同是我報道中最有趣的核心議題之一。中國一直在變化，每一代人都必須回答同樣的問題：我們正在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
RFA：現在中國人很喜歡討論中產階層，他們很多人可能自以為就是中產階層的一部分，那他們是如何討論這種階層身份的或者階級身份的，尤其是在2018年開始經濟下滑之後，他們中很多人是否越來越擔心自己失去怎樣的地位？
馮哲芸： 嗯，這個是好問題。我其實為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寫了一篇報道，關於中產階層的階級意識。我剛搬到北京的時候，我還沒感覺到大家很關注階層這個身份。但是18年還是17年的時候，所謂低端人口的事情有很多，有很多流動人口的家被拆了。那時候我覺得人們就開始在大城市裡面談階層這個議題。然後當經濟下滑以後，人們的討論就更多了。
RFA：你提到低端人口，其實是中國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是屬於他們叫做底層階級或底層人口。我們在採訪中其實接觸很多這樣的人，就是我感覺他們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媒，其實他們是嚴重被低估的，很容易被忽視的。那你接觸的人當中，你覺得他們的意識形態是更左呢，還是更右？
馮哲芸：我覺得都有，都有。他們的看法會更極端，就會很偏左，或很偏右。我跟他們談的時候就瞭解到，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生活背景太辛苦了，所以他們會覺得，哎，我很懷念毛澤東那個時代，當時那個政府還會照顧我們，或者他們會偏右，說我們應該用民主、有自由才能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RFA： 在管控日益收緊的時代，人們如何為自己爭取個人空間或思想空間？
馮哲芸： 這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在書中採訪的許多人，後來都離開了中國。一些人曾在體制內堅持了多年，甚至幾十年。我講述了一位前國家檢察官的故事，她後來成為一名人權律師。她在體制內工作多年，最終選擇走出體制，與其對抗。
很多人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他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直言不諱，什麼時候需要保持低調。但我認為，連這種微小的靈活性如今也正在消失。事實上，在我完成書稿的初稿後，書中的大多數人物都已經離開了中國。
RFA：你在書中提到，理解中國政府它對自身的身份認定，以及他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公民，是理解中國的對外以及社會經濟政策的關鍵。你可否舉例，就是什麼樣的中國政策就體現了這樣的官方身份？
馮哲芸：你看新疆的政策，就會顯示出他們對身份的這個焦慮和重視。還有很多邊界地方的這個民族和語言政策。但也可以看到，現在對這個紅色教育的的重視。我剛搬到北京的時候，有很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東西在北京出現，這個就強調黨的這個角色。
RFA： 外國記者在塑造全球對中國的認知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如今，駐華記者越來越少。對於那些從未去過中國的讀者，你希望自己的報道能傳遞什麼？
馮哲芸： 我希望人們能看到，歸根結底，無論在哪個國家、說哪種語言，人性是相通的。對我而言，這本書也是個人化的。我父母出生在中國，我的家人至今仍在中國。我從未持有中國護照，但與這個地方有著深厚的聯繫。在中國生活時，我意識到自己以前所瞭解的中國，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是通過家人的視角、通過他們的移民故事來認識中國的。但中國有許多不同的面貌，具體取決於你在中國所處的位置和身份。
轉載自《RFA》責編：安克；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