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先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他在80年代初前往美國學習深造之後，就一直從不同角度，專註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該模式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他在多部著作中的闡述的觀點也在許多中外刊物上發表或轉載。2025年7月9日，智庫法國亞洲協會在巴黎舉辦中國主題高峰論壇。黃亞生教授應邀出席活動期間接受法廣中文部專訪，介紹了他在2024年出版的新書《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EAST的興衰》中的觀點，梳理科舉制度、專制、穩定與科技四大要素對中國國力興衰的影響。他也針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當前遭遇的困境以及與西方的緊張關係表示，中國與其在外合縱連橫，不如關注國內民生，動員本國的消費者。但這需要政府接受放權。在今天的公民論壇專題節目中，我們為大家節選其中部分論述。黃亞生教授特別指出，在中國與西方間重要的戰略分歧化解之前，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即使出現某種緩解，也不會恢復如初。而就國內經濟而言，他對前景的預判並不樂觀，因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中國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底氣應該是本國消費市場
法廣：您剛才提到了中國的消費更是國外持外國護照的消費者。但是，中國在國外的消費市場現在面對非常大的問題，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發起的關稅戰全面展開，不只是針對中國，儘管中國是主要的目標。 中國外長王毅剛剛結束在歐洲的訪問，原本希望能夠和歐洲一起反對美國的貿易政策。歐洲此雖然時跟美國的貿易談判其實談得非常艱難，但是王毅在歐洲的訪問實際上並不成功，中歐之間還是在不斷出台限制對方進口的政策。怎麼理解這項努力的失敗？為什麼敵人的敵人，沒有變成我的朋友？
黃亞生：在講這個外交問題之前，我先講一下大的框架。其實中國要跟美國進行貿易戰的話，最有效的辦法並不是去聯合其他的國家，就聯合自己七億農民就可以了：給他們提供社會保障，取消他們的戶口制，保護他們的產權、投資，特別是土地的權利……這些就會調動他們的收入，調動他們的消費積極性。就是說，這個問題一定要從根兒上去講。中國有14億的人口。至少按照官方統計數字來說，這麼多年每年8%、9%的快速經濟增長，本來是根本不用這麼依賴外部市場，本來應該形成一個巨大的（本國）消費團體。而且，很多西方公司過去對中國都是垂涎欲滴，因為那是一個14億人的市場。但我們看到的嚴酷事實是：中國在全球產能中佔35%，在全球消費中只佔10%……
法廣：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西方政府給民眾發補助金，刺激消費。但是中國沒有選擇這樣的政策。如何解釋中國這種始終依賴外國市場，而不是調動自己國內的消費潛能的模式呢？
黃亞生：因為這個體制有一個強大的力量是要進行控制，而不是提供福利。 想的最多的問題都是：沒有這個福利我們怎麼去控制，而不是想：如果提供福利，以後就不需要控制了。我覺得這（後者）才是現代思維。如果這些做得很好的話，誰會天天上街去遊行呢？！政府做得好，自然而然就會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且，特別是中國有一個悠久的歷史，就是老百姓非常尊重政府，而且是不懷疑政府的。 就是說，在中國，因為我們東亞的這種文化，大家是比較相信政府的。如果這個政府還是自己選出來的話，那在碰到類似危機的時候，其實應該是便於國家進行治理和管理的。
我絕對不是盲目地崇拜民主，變成一個歷史終結者。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民主體制下，政府的運行不得不考慮民生。雖然有的時候做得很不好——我承認，有的時候會有腐敗，會做得很不好，但是，整個（國家）的運行，總得來講，都要考慮這些民生問題。我們當然也不能否定中國做出的成就，但我個人認為，中國發展到如今這個階段，不可能繼續只依靠8%或9%的GDP增長，自然而然地實現脫貧，政府必須在其中發揮主要的作用，比如承擔起社會風險等等。政府只要把這方面的作用承擔好，自然而然就會帶動消費。也就是說，中國跟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底氣不在於聯合歐洲或其它國家，而在於擁有國內很大的市場，不需要依賴美國市場。但形成國內市場，需要政府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改變，它不會自然而然形成。
關鍵問題在於：中國此時此刻是否以發展經濟為重點
法廣：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就已經和中國打開了貿易戰。第二任期的貿易戰不只是打中國，還包括美國自己的盟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正在大幅度的下跌。最近兩個月（五月和六月），對美出口好像都是兩位數地下跌。那如此大幅的下跌對中國經濟有怎麼樣的影響？
黃亞生：影響非常大。在沒有形成國內能夠吸收這些過剩產能潛力的情況下，根據高盛集團近期的一項研究，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規模，差不多會影響到（中國）大概1500萬到兩千萬人的就業。就是說，影響非常非常大。中國國內有人說，中國可以到金磚四國、到俄國等國去開發市場……。 俄國？俄國經濟總的體量只相當於一個中國廣東省。即使把俄國的所有產能都拿來，也就解決廣東省的問題。而美國的進口市場差不多相當於俄國的GDP的兩倍或者一倍半。我不能說得特別準確，但是基本上可以說，美國進口市場都比俄國的GDP要大。而且，俄國也不可能全從中國進口，它自己還得生產。至於金磚四國，確確實實，從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來看，金磚國家在全球GDP中所佔的比例在上升。 但其中比例最大的上升是來自中國自己！ 印度現在也開始成長，但是印度也開始對中國採取保護主義，華為、阿里巴巴等很多的商業項目都被取消了。
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和國家組成的集團根本就沒法取代美國和歐洲。 從經濟發展角度上來講，我們為什麼要跟西方國家做對呢？您剛才提到最近中國和歐洲的談判，要形成某種統一戰線什麼等等，但是在烏克蘭問題上，俄國侵略到歐洲的家門口了，中國官方說自己沒有支持俄國，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沒有那麼明顯地支持俄國，（但是它在經貿往來上支持了俄羅斯的經濟的運作，等於是在減緩了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我覺得，這實際上是非常違反經濟理性的。歐洲是這麼重要的一個市場。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講，要是真正想跟美國作對的話，就應該趁着特朗普跟歐盟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聯合歐洲。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願意屈從於美國的作為。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的時候，很多歐洲國家都願意跟中國搞好關係，希望藉助中國抗衡美國。但結果，中歐投資協議等等都擱淺了： 在烏克蘭戰爭這個對歐洲來講這麼重要的問題上，（中國）沒有去支持歐洲，沒有明確地表示反對俄國，那怎麼爭取人家的支持啊？！這都是一個特別常識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關鍵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此時此刻是想以發展經濟為重點呢，還是以一些別的東西為重點。如果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應該跟所有的國家搞好關係，不光跟美國搞好關係——當然，美國現在因為特朗普政府，情況有一些複雜。從經濟角度來講，理性的選擇應該如此。 而且，中國人均GDP在全世界是第七十幾名，根本就沒有到一個好像可以統治世界的（水平），甚至是差得很遠。即使是有這種大國統治世界的打算，那我也覺得，等你的人均GDP的稍微高一點兒再做吧……
烏克蘭問題解決前，中歐之間很難形成好的合作關係
法廣：曾經成就了中國經濟起飛的外部環境現在非常困難，而內部的結構調整——人說船大難掉頭，中國是不是能夠關起門來，讓自己做一個迅疾的調整，至少是保證經濟的增長和國內的穩定？
黃亞生：國內能否穩定，現在不知道，我不是特別樂觀。說老實話，外部的環境，今年或者是明年中國與美國達成一定的共識是有可能的。但這僅僅是能緩和這種緊張的狀況，不可能恢復到以前像（剛加入）WTO那時候的中美關係那麼融合的狀態。至於歐洲，如果烏克蘭問題還懸而未決的話，我覺得中歐之間很難形成很好的合作關係。
在這種大的戰略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外部環境可能不像特朗普剛剛上任的時候想象得那麼壞——那時候關稅一度推到145%。現在是55%，可能會降到35%，這都有可能。但35%的關稅也還是蠻高的。 所以，外部的環境也就這樣了。 至於內部的環境， 說實在的，中國的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一個純經濟政策調整問題。就是會不會放棄這種國家主義的模式。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只能看到經濟表現，比如說現在的稅收，甚至有些傳聞，比如說公務員的工資下調，等等……但國家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最起碼的要求就是得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錢，來支持國家自己。如果國家自己的維持都碰到了問題的話，這個國家主義的經濟模式就實施不下去了。很多人說中國的產業政策造成了這些產能的增長，我倒是覺得應該反過來看：並不是這些產業政策造成了中國增長，而是中國的增長造成了現在的產業政策。因為有過去的經濟增長，所以才有這些資源去支持這些產業。一旦這種經濟下滑到了一定程度的話，對這些產業的支持也會下滑。到現在為止，我們看不出任何的證據，顯示這些產業政策已經對中國的生產力提升造成了正面的作用。有很多關於這一點的學術研究。比如說中國製造2025，斯坦福大學的一個研究表明，達到了中國製造2025指標的企業，沒有看到他們的專利增加，沒有看到它們的全要素生產力的增加。也就是說達到這個指標本身並不是目的，目的應該是提高這些產業的生產能力和競爭力。但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出這樣的跡象。所以我覺得，按照這個思路發展的話，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經濟發展越來越困難，就業越來越困難。 隨着就業越來越困難，老百姓收入就越來越困難。這就會引出很多其他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發展模式什麼時候轉變，是我們要繼續觀察的一個課題。
黃亞生先生在採訪中特彆強調關注民生，提高中國七億農民的消費能力的重要性。他也對官方宣傳的八億人實現脫貧保持懷疑，一方面，貧困人口生活改善的事實主要來自GDP增長的自然帶動，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中國在1998年後曾幾次降低貧困標準，這就使得脫貧變得更容易。黃教授強調，看一個國家是否發達，重要的不是有多少高樓大廈，而是個體在這種制度下能否安全地生活。一個國家的目標不應當是趕超美國，而應該是改善自己老百姓的生活。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