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省吾 Shogo Lim（台湾独立建国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自民黨於10月4日選出高市早苗為新任總裁。雖然自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席次未過半，但在野各黨因價值觀差異，預計無法推出共同候選人，高市可望在10月中旬臨時國會的「首班指名」（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中，被選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然而，高市早苗出任首相的歷史意義，並不在於性別。如果她最終能在歷史課本上留下名字，理由必然是以下兩點：
・少數明確指出中國是威脅，並採取具體措施的日本首相
・重建經濟，讓日本國民實質收入增加的首相
處理中國威脅，是她想做的事；
重建日本經濟，是她必須做的事。
積極財政：重建日本的關鍵
近年日本社會排外言論升溫，其根本原因仍在於經濟停滯。當生活日益艱難，國民自然容易相信「外國人搶走工作」等簡單的仇恨敘事。然而，全球性通膨是各國共同面對的挑戰，但島國中的人民很難察覺這一點。
不同於自民黨主流的「保守財政」，高市主張以「積極財政」策略，以政府主動投資來降低企業與民間成本，進而刺激投資與消費。但其最大門檻仍是財源。
在「朝小野大」的國會格局下，自民黨必然面臨在野黨的嚴格監督。高市上任後，預料將與主張減輕或廢除汽油、輕油稅的國民民主黨協商，藉降低物流成本讓民眾「有感」高市內閣的「本氣」。
對中政策：從經濟安全到文化防線
對高市而言，處理中國威脅與重建經濟是一體兩面。她長期推動《經濟安全保障法》，防堵中國商業間諜竊取技術；在資訊安全上，也主張立法強化規範。這些措施旨在維持日本的技術優勢與產業韌性。
然而，日本民間更關注的，是中國資本的滲透。除了媒體報導的水源地與無人島收購案，更多「異變」其實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就如日本各地的「台灣料理」餐館中，有九成都由中國人經營，近來日本各大觀光地小吃與土產店也大批被中資收購。隨著中國抹茶產量追上日本，甚至出現中國人在日本販售「中國產抹茶」的奇特現象。外國旅客到日本體驗到的，可能是「中國製的日本文化」。這對中國投資者來說是商業行為，對日本人而言卻是一種文化侵佔。
因此，選民也會期待曾任經濟安全保障大臣的高市，能提出具體反制方案，讓日本重新找回文化上的自信。
黨內挑戰：孤高的領導者
高市在自民黨內的基本盤不穩，一直是她的阿基里斯腱。不愛應酬、早早脫離派系、保守立場明確，使她在黨內常被視為「有點距離感」的人。她經常提出法案卻難獲黨內支持，擔任大臣推動政策時也常感到綁手綁腳。
部分媒體預測，她可能得不到自民黨內各有力者的支持，最後只能倚賴麻生派與舊安倍派人馬。但筆者持不同看法。正因她未與派系深度掛鉤，反而能跳脫「好朋友內閣」的框架。自民黨經歷連續三次選舉失利，已無再內鬥的餘地；若此時拒絕高市的入閣邀請，反倒損害形象。
真正的考驗，是她能否將一支各懷鬼胎的隊伍整合成有戰力的團隊。高市政權能維持多久，取決於她的領導力與柔軟身段的展現。
高市是「親台派」嗎？
從政治倫理的角度，筆者認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應自稱「親」他國。高市早苗也不例外。她的優先順位必然是日本利益。若自稱「親台」，反而會被日本選民質疑。
比起親台派，筆者更想稱她「知中知台派」——既了解中國威脅的嚴重性，也理解台灣在亞太安全架構中的關鍵地位。
台灣作為中國滲透的「重災區」，在防堵法律戰與資訊戰方面有實戰經驗，例如立委沈伯洋長期以來推動的工作，這些經驗都可成為台日合作的基礎。此外，建立「非紅色供應鏈」也是雙方可深入交流的領域。
不將高市稱為親台派，另一原因是避免台灣社會的過度期待。若將她浪漫化為「親台政治家」，那麼她與中國的任何往來都可能被刻意見縫插針為「背叛台灣」。事實上，日本首相不可能把特定國家排除在外交之外。可以預期，只要高市政權與中國互動，中文媒體必然出現「疑日論」，企圖挑起台灣社會內部分歧，破壞台日互信。
日本的轉變與台灣的機會
無論高市政權能否長期維持，高市首相的誕生象徵著日本的轉變。保守經濟已無法讓國民有感，自民黨選擇押注於高市的「積極財政」，試圖從困境突圍。這是一場高風險賭局：成功，將重新定義日本經濟；失敗，則可能債留子孫。
在台日關係上，明確認知中國威脅的高市，勢必將台灣視為戰略合作對象。繼美國之後，日本對台政策也可能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台灣政府如何把握契機、為國家爭取最大利益，在國會被癱瘓的現在，考驗的是行政部門的判斷與魄力。
時代的轉捩點
台灣社會中也有人質疑，高市的保守價值觀與台灣的進步價值相衝突，難以信任。筆者必須說：現在的日本不是中國，不會刻意介入他國內政。與保守高市政權合作，並不意味台灣的進步價值會受影響。
高市早苗政權的出現，讓東亞局勢站上新的十字路口。台灣無論選擇前進、轉彎，甚至是回頭，都是公民共同的抉擇。沒有人知道正解，但一路上多一些朋友相隨，走起來也能互相支援，就不那麼孤單。
如果選舉的秘訣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那國際政治的真理就是：「多一個朋友，少一個敵人。」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