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論述之後，為何中國搥胸頓足、反應激烈？在中國各種威逼恐嚇之下，為何日本堅持不收回這番言論？因為這是一場不到最後關頭、不到兵戎相見，雙方皆互不信任、不可認輸的敘事戰爭（Narrative Warfare）。
日中陷入敘事戰爭
敘事戰爭屬於「敘事政治學」（Narrative Politics）走向惡化的階段。「敘事政治學」強調政治不只是利益爭奪或權力博弈，而是透過言說、解讀、宣傳策略，來建構現實、策動民意、創造合法性、提高戰略優勢。迄今為止，日中之間已進入一場高強度的敘事論戰，這是21世紀日中之間罕見的、以互相推高威脅的敘事較量。換言之，敘事戰爭正在重新編碼東亞的威脅想像，並修正印太的戰略環境與安全秩序。 敘事戰爭不同於輿論戰，它更深入本體論的結構性本質。敘事戰爭不是爭取事實，而是爭奪「述說事實」的權力。
日本將中國定義為核心威脅與安全焦慮，一種涉及國家存亡的深度危機，包括中國試圖改變現狀、軍事擴張、破壞規範、威脅區域自由與民主、對台海與東海構成危險等等；這種敘事催促了日本提高軍費、擴大自衛隊角色、強化美日同盟、深化台日關係等等政策的成形。
反之，中國則將日本定性為軍國主義在復甦、重新軍事化的危險國家、受美國操控的代理人、介入台灣議題的外部干涉者、歷史上未懺悔的侵略者等等；這種敘事強化了民族主義動員、固化對日本的敵意，形成無底限的情緒對抗。兩套互相強化且無可退讓的敘事模型，形成了惡意升級的敘事螺旋（Narrative Spiral）。 然而，在敘事立場上，日本的「真話實說」與「就事論事」，其效果遠大於中國高姿態、強壓迫、無克制的失控敘事。這場戰爭的勝負不在於嗓門和聲調，而在於國際信任與說服力。
中國的敘事模型
在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論」之後，中國立即製造四種主要的敘事戰略：
1、民粹敘事（Populist Narrative） 民粹敘事的目的不是說服，而是憤怒式的動員，惡意的極端化，製造民族敵人，一種「受害／復仇型」仇恨渲染；在這種「我／敵」二分法之中，情緒取代了理性，叫罵取代了協商，是敘事政治中最具破壞力的武器。但這種簡單而低廉的破壞性敘事，往往產生「迴力式的自傷」，造成不自覺的誤判，失去政策轉圜的彈性，使衝突迅速升級和惡化。
2、鄙視敘事（contempt narrative） 這是一種匯聚大量羞辱性語彙，透過語言、符號或象徵手段表達對他國的輕視、貶低或否定。例如中國以「小日本」、「鬼子」稱呼日本，以「美帝」稱呼美國，以「台毒」稱呼台灣，這是一種「濫用稱謂」的敘事攻擊。 中國的鄙視敘事來自「中華文明中心論」所構建的「優劣框架」，以此作為國族身分的高低邊界和塑造集體優越感，進而建立「中國崛起＝文明復興」的意識形態公式。中國正是以此策略，將日本定性為歷史侵略的「道德矮人」，現實主義的「美帝附庸」。實際上，中國的鄙視敘事只是一種「政治誤解工程」，雖然獲得短期的虛假快感，卻放任內部矛盾的持續惡化。
3、懷恨敘事（resentment narrative） 這是一種以歷史屈辱、受害經驗和外部挑戰為核心的敘事框架。儘管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之國恥，但對當代中國而言「事過並未境遷」，反而成為「懷恨在心」的國族潛意識。在這場敘事戰爭之中，中國不斷以「受侵略／被迫害」的角色自居，譴責日本「並未反省歷史罪行」，中國因而具有「清算日本歷史責任」的正當性。實際上，這既是一種「優越／受害」的矛盾意識─優越的中華國族竟受到日本低級屠夫的迫害，也是一種「記憶的武器化」，使得中國具有「清算日本」的非理性道德義務。實際上，懷恨意識只是一種「剩餘意識」，日本侵華史實已經終結80年，這種敘事更多的是為共黨政權服務，而非「師出有名」的現實需要。
4、威嚇敘事（Intimidation Narrative） 這是一種內含恐嚇性預言、暗示報復能力與責任轉嫁的「後果恐懼」策略。例如警告日本若介入台海情勢「必將遭受共軍迎頭痛擊」、「日本全國淪為戰區」、「玩火必自焚…」等等。但實際的效果正好適得其反，中國的過激反應「證成」了日本的中國威脅感，日本的「反中共識」達到歷史高點，激發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支持而非對中國的認同，形成我所說的「外交自焚」。
日本的敘事模型
相對的，日本的敘事模型也可分為四種類型
1、威脅識別敘事 日本試圖在印太區域做出威脅來源的識別標準，把中國的軍事擴張、台海攻擊、科技實力、外交脅迫與經濟勒索等等，辨識為潛在的、結構性的威脅指標，將中國的行動解讀為挑戰國際規範、威脅自由航行及民主秩序。這種敘事類型旨在向鄰國發出明確訊號：日本高度關注印太自由航行與台海安全，一旦威脅發生，日本將採取集體防衛或聯盟行動。
2、正當防衛敘事 正是因為「中國威脅」獲得辨識，日本就獲得「防禦政策的正當化」（defensive Justification），進一步將軍費提高、擴大自衛隊行動權限、島嶼軍事化部署、美日同盟的延伸嚇阻付諸實踐，將國家存續利益與必要國防改革，通過敘事連結形成必要的防衛政策。
3、友鄰合作敘事 在戰略立場上，日本排除「一國獨大」的霸權地位，亦無意重返軍國主義的老路，而是以友好合作和集體防衛，與鄰國形成戰略互補與危機共管，建立一種「合作性嚇阻」（cooperative deterrence）。這種敘事的目的，在於創造國際合作空間，進一步改寫印太權力競爭模式為敦睦模式。
4、區域安全敘事 所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即是一種安全聯結敘事，將台海緊張與日本自衛安全掛勾，並與美日安保為後盾，以聯盟建構與危機管理，從中建立日本觀點的民主價值與國際規範框架，以國際法來保障日本的安全利益。換言之，日本通過強化反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y），已明確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安全框架。 對照於中國，日本的敘事模型立基於「不信任危機意識」（sense of inseurity），內含更多的預防性警戒、穩健務實的國防增強，很少出現羞辱性語言和恐嚇姿態，也極少訴諸民族優越或歷史怨懟，更多的是依據國際法的「制度語彙」和以價值為基礎的安全保障。這種敘事的優勢在於「釋疑性說服」：讓日本民眾充分理解：為何軍費必須增加？為何需要台海穩定？為何需要更緊密的美日同盟。
從敘事困境到安全困境
中國死咬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日本判定中國持續威脅區域安全，兩套敘事模型已陷入鏡像惡化的敘事困境。中國對日中關係既然「敘事失真」（narrative misalignment）與固執化，例如把南海巡航、東海軍演、對台武攻，敘事化為「糾正歷史錯誤」，將對外侵略表述為「民族復興敘事」，日本只能選擇「寧為一戰」。這就是從敘事困境演變至「信任缺失」（trust deficit），最終導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惡性循環。
事實是，中國敘事模型與國際認知形成巨大的落差。中國強調內部合法性、歷史正義與民族復興，國際社會則基於多元解讀、規範約束和民主價值觀。這種落差，使中國丟盡了國際形象。 中國試圖以「自說自話」的強勢敘事主導外交語境，日本則以「實話實說」的事實敘事解讀周邊局勢。兩者使用的是不同的敘事語言，對區域安全的認知也差之千里。中國敘事屬於「情緒政治」（emotional politics），日本敘事屬於「安全政治」（security politics），兩者形同雞同鴨講。換言之，中國越是調高嗓門，日本越深感威脅，中國越不把日本當作「平等主體」而任意羞辱，越使日本凝結全國性的反中共識；反之，日本越強調安全，中國越斷定「干涉內政」，越覺得受辱與敵視。這就是敘事螺旋的惡意升級，除非事出意外，否則沒有化解之道。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專欄作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