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Friedrich Merz）即將啟程訪問中國。這將是他上任以來最受關注的外交行動之一。對柏林而言，這不僅是一場雙邊外交安排，更是一場在全球權力結構重組背景下的戰略測試。
當前的德中關係呈現出明顯的雙重張力：經濟依存仍然深厚，供應鏈與市場尚未鬆動；但戰略互信下降，產業競爭加劇，價值與制度分歧日益明確。
因此，這次訪問既關乎貿易現實，也牽動更大的問題——在大國政治回歸的時代，德國將如何定位自己。
一、經濟現實：高度依賴與結構失衡
2025年，德國對華貿易逆差接近900億歐元。德國對中國出口下降約10%，而中國對歐洲出口持續增加。中國在電動車、太陽能設備、化工與工業零部件領域的產能過剩，正加速流入歐洲市場。
德國經濟界的焦慮集中於三個層面：
第一，產業過剩與價格競爭對歐洲市場的衝擊；
第二，人民幣匯率政策造成的競爭扭曲；
第三，稀土與關鍵原材料出口管制的地緣政治化。
德國經濟亞太委員會（APA）在一份提交給路透社的中國（中共）政策文件中指出，由產業政策導致的過剩產能、大規模補貼、扭曲匯率政策，以及日益將出口管制作為地緣政治工具的做法，正在削弱公平競爭並破壞全球市場穩定。
這種壓力並非理論推測。德國工業界警告，如果中國（中共）進一步收緊稀土出口管制，德國部分工業產線可能在短期內面臨停產風險。
二、梅爾茨的戰略診斷：大國政治的回歸
在訪華前夕，梅爾茨於2月13日在《外交事務》發表署名文章《如何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他在文中寫道，中國（中共）系統性地培養他國依賴，並重新詮釋國際秩序；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中共）軍力可能與美國匹敵。
他進一步指出，大國政治是一種零和邏輯：原材料、技術與供應鏈正在成為權力的工具。
這一判斷與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相呼應。當時他直言，中國會系統性地利用他國的依賴。
梅爾茨的戰略診斷包含三層含義。首先，單極世界已終結。冷戰後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讓位於更為直接的權力競逐。
其次，德國必須「組織力量」。他強調，德國並非無助，而是可以塑造環境；但前提是必須在歐洲框架內整合力量，建立戰略自主。
第三，他反對全面脫鉤。他明確表示，與中國完全脫鉤是一種錯誤幻想，但必須持續降低風險，減少單方面依賴。
上週五在基民盟黨代會上，梅爾茨進一步強調，中國正試圖按照自己的標準重新定義多邊秩序，而在這種秩序中，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新聞自由不再居於核心位置。他表示，歐洲是否應與美國在自由與人權的理解上形成更緊密合作，「共同提出更好的答案」。
這一表態，顯示他的對華政策不僅是經濟議題，也嵌入價值與制度競爭的框架之中。
三、專家觀點：中國強大，但並非無懈可擊
德國外交政策專家丹妮拉·施瓦策（Daniela Schwarzer）在《商報》專欄中寫道，中國強大，並追求科技與工業主導地位，但它並非無懈可擊。
施瓦策曾任德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主任，長期擔任歐盟戰略顧問，是德國政策圈最具影響力的戰略分析人士之一。
她指出，中國經濟模式製造過剩產能，內需疲弱，社會壓力上升，這構成其結構性弱點。
更重要的是，她強調，如果中國將相互依賴工具化，僅僅在言辭上指出是不夠的。歐洲必須制定具體、可衡量的降低依賴的目標，在稀土、關鍵技術與數位基礎設施等領域推動歐洲層級的政策協調。
她同時指出，德國應當發揮榜樣作用。如果柏林一方面呼籲歐洲團結，另一方面卻為本國企業爭取例外待遇，那麼歐洲的可信度將受到削弱。
她的核心判斷是，歐洲真正的力量在於其單一市場與規則制定能力，但這種力量只有在內部一致時才會生效。
四、企業與國家：日益顯現的張力
此次訪華，梅爾茨將率領約30名企業高管隨行，規模為20年來最大。代表企業包括大眾、寶馬、梅賽德斯-奔馳、西門子、拜耳、巴斯夫、阿迪達斯、DHL、德國商業銀行、漢高、空中巴士、科思創以及勃林格殷格翰等。
企業界強調，中國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與創新中心之一。但多位專家指出，企業利益與國家戰略已不再自動一致。
學者安德烈亞斯·富爾達質疑，在中國政策上，究竟是政府在領導企業，還是企業在影響政府方向。
投資人兼中國觀察者大衛·巴韋雷茲指出，如今企業與國家利益之間已出現明顯裂痕。
MERICS專家伯恩哈德·巴爾奇則預測，未來數年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存在感可能持續下降。
核心矛盾在於：企業追求短期利潤，而國家必須考量長期安全與產業基礎。
五、中國的依賴與脆弱性
儘管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關鍵地位，但其仍依賴歐洲市場吸納出口，依賴德國高端機械與製造技術，以及特定半導體設備與工業軟體。
同時，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危機、青年失業率上升與地方財政壓力。這意味著，中國並非沒有談判壓力。若歐洲能統一立場，其市場規模本身即構成槓桿。
梅爾茨在《外交事務》中寫道：「我們並非無助地受制於這個世界，而是可以塑造它。」問題在於，德國與歐洲是否願意為長期自主承擔短期成本。
六、制度轉向：專家委員會與行動計劃
除了外交層面的表態，柏林正在推動制度性調整。
3月19日，「審查德中安全相關經濟關係」的專家委員會將正式組建並開始運作。該委員會由來自德國工業聯盟、MERICS、德國外交關係協會、國際戰略研究所及德國工會聯盟的專家組成。
這意味著對華經濟依賴的評估將進入制度化與常態化階段，而不再僅是政治辯論。
同時，德國政府正在推動一項內部行動計劃，包括強化投資審查、擴大高科技出口管制、建立原材料夥伴關係、設立韌性基金，以及加強關鍵基礎設施保護。
這些措施與訪華行程在時間上的接近並非偶然。它們向北京傳遞的訊號是：對話仍在，但風險管理已被納入國家政策框架。
七、象徵外交還是結構轉向？
此次梅爾茨訪華的真正意義，不在於簽署多少協議，而在於是否釋放兩個訊號：對外——歐洲團結且有條件地合作；對內——願意為減少依賴承擔成本。
施瓦策指出，德國對華政策的成敗，最終不取決於北京，而取決於歐洲自身。
在大國政治回歸的時代，中國強大，但並非無懈可擊；德國依賴中國，但也並非毫無籌碼。
真正的問題不是是否合作，而是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之間維持戰略自主。
這將決定德國在未來全球秩序中的位置。
轉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