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長期以來在收入和財富再分配方面達成的政治共識，或許成為意想不到的優勢。
~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 羅格夫（Kenneth Rogoff）
就許多方面來看，歐盟可能成為人工智慧革命的最大輸家之一，經濟將被中國和美國遠遠甩在身後。即使歐洲的能源政策並未使大規模擴增資料中心的成本太過昂貴，不過，歐洲分散的資本市場也會使必要的融資變得異常困難。
歐洲的高稅負，尤其難以培養和留住人工智慧領域的頂尖人才，更遑論從國外吸引他們。同時，歐洲不斷擴張的監管體系，也抑制了企業的創立和創業精神。
即使沒有人工智慧熱潮，歐洲老化的福利國家也顯得越來越難以為繼。經濟成長慢如冰河移動，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其實已經停滯不前，而重新武裝又為公共財政帶來更大壓力。雪上加霜的是，嚴重缺乏能遏制左右兩翼民粹主義運動的中間派政治領導人，而這兩派一旦掌權，都可能傾向於增加公共支出。因此，一場重大危機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歐洲確實擁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歐洲社會遠比美國和亞洲社會，更能適應一個物質富饒的世界。由於慷慨的福利制度，再加上稅收體系鼓勵個人從事非市場活動，歐洲人通常不像大多數美國人或亞洲人以事業為重，而是更重視休閒、社區和文化。他們休假時間更長，工作時間更短，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和朋友，儘管這並沒有使歐洲大陸免受全球出生率下降的影響。
當然，歐盟在追求富饒的生活之際，也在消耗實現經濟繁榮需要的活力。如果全球實質利率長期居高不下，其沉重的債務負擔將持續拖累經濟成長。有鑑於歐洲公共財政捉襟見肘，歐洲經濟如何在不引發新一輪債務或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抵禦重大衝擊，無論是網路戰爭、台灣衝突或其他事件，都仍是未知數。
好消息是，債務危機終會結束。如果人工智慧最終能帶來驚人的生產力提升，且不如科技懷疑論者的預測引發災難性後果，歐洲或許會成為世界頂級生活方式的目的地。人們前往歐洲，不僅是為了購買奢侈品，也是為了學習如何充分利用他們新獲得的空閒時間。
如果歐洲能教導世界如何在富饒的時代生活，或許也能替政策制定者提供許多關於治理富饒時代的寶貴經驗。例如，歐洲的增值稅（VAT）體系，越來越像是為後工作時代經濟設計的稅收結構，或者至少是消費稅高於勞動收入稅。消費稅通常比所得稅更有效率、扭曲性更小，並能鼓勵儲蓄，儘管可能比較難以管理。
此外，增值稅比財富稅在政治上更可行，卻能透過降低資本購買力，實現許多相同的目標。雖然增值稅可能會有累退效應，但如果將稅收收入大規模轉移至中低收入家庭，這些負面效應就不足以為慮。
歐洲長期以來在收入和財富再分配方面達成的政治共識，或許成為意想不到的優勢。如果人工智慧大幅降低勞動所得比例，那麼已經習慣於再分配政策的社會，可能比以勞動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社會更容易適應。
然而，移民問題仍是重大挑戰。歐洲相對慷慨的福利制度發現，與美國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相比，融入大量移民要困難得多。在美國，許多移民明白自己需要找到工作，因為獲得聯邦福利通常取決於移民身分。相較之下，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尋求庇護者和已獲認可的難民可以獲得公共資助的住房和福利，這加劇了本已不堪重負的福利體系的壓力。由於空閒時間增加且經濟來源減少，公民可能會對所謂來自移民的競爭更加不滿，為日益惡化的政局提供敗壞溫床。
至於歐洲目前面臨所有的能源問題，約在十年後，情況可能會截然不同。假設綠色技術持續進步，歐洲最終或許能夠站在能源歷史的正確一方。相反，美國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重新重視化石燃料，可能會使其付出相對較高的能源成本，而非像過去長久享有成本優勢。
歐洲還有另一個更微妙的政治優勢：它沒有像美國催生一批科技寡頭。這一點，再加上缺乏像川普那樣的政治人物，或許是歐洲能更成功維護民主規範的原因之一。
這一切都無法削減歐洲在人工智慧時代面臨的嚴峻挑戰。其相對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持續數年。然而，如果人工智慧能兌現其承諾，開啟物質富饒的時代，歐洲或許會發現，其最大的比較優勢不在於建構最先進的制度，而在於展現如何在這些制度所創造的世界中安居樂業。
不幸的是，正如棋手們常說的那樣，在殘局之前，眾神已經安排好了中局。對如何在富饒時代生活，歐洲或許有令人信服的想法，但它首先必須找到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
轉載自《上報》，羅格夫（Kenneth Rogoff）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