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將迎來36周年。每一年的此時，關心中國民主事業的各方人士都會格外反思，特別是隨着天安門學運而誕生的海外民運組織，更會在六四前後感慨萬分，不斷探究“堅持中國民運的意義與作用”。36年後的今天，一直活躍在海外的民運組織現狀如何？它們又面臨怎樣的挑戰？我們請旅居德國的民運人士、“歐洲之聲”主編潘永忠先生來談談他的感受。
法廣：首先請您談談中國海外民運的現狀。
潘永忠：中國海外民運並不孤立，是國際流亡運動中的一部分，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專制極權政府，就必然會產生與之對立與反抗的流亡運動。
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事業，已有百年歷史，其實這是幾代人「一生命牽」的事業。新近有人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中國民運三十年為何一事無成？為何海外民運如同一盤散沙？」其實這是國際民主革命運動的共同話題，任何國家的流亡政治都面對同樣的詰問與答案。
我們曾在歐盟、歐洲理事會等機構舉行過國際民主論壇會議，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等流亡政治組織和異議人士等均積極報名參加。參加國際筆會會議，相遇相知了更多各國的政治流亡運動傑出朋友，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塞爾維亞、敘利亞、土耳其等國。
伊朗流亡者這樣說：「1979年後霍梅尼回來，伊朗作家受到宗教和極權政權的迫害，大批的作家被投入監獄，被迫流亡天下……。」阿爾及利亞流亡者憤怒道：「在那裡作家被視為危險分子、恐怖分子，他們沒有選擇，要麼被投入監獄，要麼就流亡異國他鄉。」
流亡政治脫離本土是一種複雜的政治現象，它既有積極的方面，比如流亡者可以尋求政治庇護，也可以帶來負面影響，比如內部派系的政治衝突加劇等，最終成敗取決於諸多因素，包括流亡組織自身實力、國際社會的支持，以及國內民眾的認知和態度。
法廣：36年來，海外民運組織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潘永忠：海外民運歷經36年，面對蹉跎、傷感的歲月，出現一些疑慮與迷惘之聲，反應了普遍的困惑、徬徨與憂患。
然而，海外民運的存在，始終發揮着反對與制約中共集團的作用。「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憲法沒有人權意識與概念一說，海外民運在最初十年中，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胡溫執政時期，中國首次提出「人權」原則，並寫入了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
在營救與聲援國內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運數十年來堅持不懈，發動過無數次的呼籲簽名，示威抗議，拜訪各國政府遞交陳情書。從王策、秦永敏、劉曉波、劉霞、胡佳、高智晟、維色，到王炳章、郭飛雄、伊力哈木等，中國海外民運組織竭力為幾乎所有知名的落難異議人士在國際上發聲，進行營救。
流亡運動呈「一盤散沙」是常態，世界各國離開本土的流亡政治是相同的，其政治目標、政策與行動，幾乎與本國人民（百姓）脫節，成為無根基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觀點與訴求方面出現差別與分歧，形成派系與各類社團等，這是流亡政治的常態。
但是中國海外民運組織36年來始終如一，是理性與堅定的追求者，成為一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壓力不減」的有生力量。它的成長與發展，意味着不斷添磚加瓦，集結反共力量，與中共專制獨裁政權展開持久戰。
法廣：海外民運組織的發展是否一帆風順？
潘永忠：中國海外民運處在國際政治的大環境中。八九民運以來，我們所遇到的國際大環境：西方國家希望與中共在經濟上緊密合作，共同發展。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允許中國加入世貿，德國默克爾執政時期與中國外交政策是「經貿務實，人權務虛」。
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傳統模式：一是「和平演變」模式，西方民主國家在與中國經濟合作發展中，通過中國中產階級的壯大，及人民民主參政意識的提高，通過非暴力的方式，從威權體制或其他非民主政體過渡到民主制度。這種模式強調通過談判、制度改革、社會共識和漸進式變革來實現政治轉型，避免大規模暴力衝突或社會動蕩。比如：波蘭、韓國、南非、台灣等民主轉型模式。
二是「中央集權舊體制的解體」模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重危機下，西方民主國家通過促使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瓦解中央政權的方式，最終導致國家分裂與解體。成功案例有前蘇聯的崩潰與解體，前南斯拉夫的解體與分裂模式。這一模式同樣可成為「解體中共」的策略與方案，從政治、政策、經費、國際關係等方面，全方位幫助與支持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獨立運動，這是國際政治大環境的影響。
所以，無論從「和平演變」模式與中國政府的合作與發展來說，還是從「中央集權舊體制的解體」模式來看，這幾十年來中國海外民運顯然被西方民主國家冷遇、或者說疏忽了。舉例來說：2018年我們訪問歐盟中國委員會負責人萊因哈德·比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我們尋求他們政治支持，他們婉言謝絕，即便是結束會談的合影也是拒絕，他明確指出，倘若媒體一公開，會影響我們的歐中合作，甚至他們（中國）拒絕我進入中國。
這與當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革命成功相比較，他們均得到了國際力量在政治、經費、軍備等方面的援助，而中國海外民運現況卻相距甚遠。
法廣：海外民運組織未來面臨怎樣的挑戰？
潘永忠：當年中共革命的政治口號是：「反對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而中共建政後，出爾反爾，他們意識到新聞出版業的重要性，為了鞏固一黨統治，與歷史上的皇權統治者一樣，擔憂「竊其所竊」，正如陳雲實話實說那樣，「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因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新聞出版法，給反政府思潮和行動提供了方便和可趁之機。
中共執政以來，關閉了所有私營新聞媒體業，杜絕了非中共官方的自由新聞媒體聲音管道，一切都納入黨的統一領導，集一個管道、一個聲音、一個主義為一體。可說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鞏固和加強了中共極權政權。
也就是說中共的統治，比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森嚴與嚴酷。我曾寫過一本書《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就是有關這方面的內容。
30餘年來，中共的魔爪直接伸向海外的民運社團，中共線人、代理人在民運組織中不斷造謠離間、製造矛盾、破壞團結，攪得民運組織天翻地覆，最近幾年，美國、德國、瑞典等都在民運隊伍中抓出中共間諜（害群之馬）。這無疑成為中國海外民運存在的問題與隱患。
從總體來看，筆者不認為中國民運一事無成，一盤散沙，抑或不作為，它的堅持、存在與發展，本身就是挑戰與對壘中共體制的正義力量。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來看，中國的民運之路，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應該從中國的皇權統治模式中去探討與尋找策略？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社會變遷總是由盛而衰，國家衰敗，則人心思變；二是君主更替，新君與舊臣之間的矛盾，即急於瓜分新君與舊臣的勢力和利益範圍，朝中鬥、內政亂，各派政治力量逢亂起兵造反。
第一種情況就不展開討論了，就時下的中國經濟狀況來說，仍未進入經濟衰敗期。
分析君主更替問題，從新舊君主更替來看，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華夏六國的中央集權朝代，但在第一任君主更替上，秦朝就結束了，僅延續了17年。隋朝的「開皇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選拔優秀人才的科舉制度，建立議事制度、監察制度、考績制度，這些都強化了政府機制，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皇權政治制度。今天中共的極權制度，也基本沿襲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即便是影響深遠的隋朝，也逃不過新舊君主更替這一關，僅僅延續了37年的隋朝也滅亡了。
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制度性的病缺與漏洞顯而易見，新舊君主更替更是難以逾越的一關。中共每一任執政權力的交接，都是一次難關。毛澤東去世時，曾經出現了一波政治動蕩。胡錦濤交接時，同樣出現了「新四人幫」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畫的奪權風潮。
下一波中共新舊君主更替，難道不是中國民主新生的最大機會嗎？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