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會過後比爾曼被放逐西德
兩天之後的十一月十五日，我和幾個朋友在科隆慶祝我的四十歲生日。第二天十六號，我坐在金屬工會的奔馳車的駕駛員旁邊，他要送我到波鴻市，那裏安排了我這趟短程西征的第二場音樂會。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我打開收音機，想找德意志電台，收聽新聞。頭條新聞：「比爾曼被放逐國外了。」播音員引述了官方的公告：「有關部門註銷了一九五三年從漢堡移居到東德的沃爾夫‧比爾曼在民主德國繼續居留的權利…」黨和政府採取這個措施的理由是，東德公民比爾曼在他科隆的音樂會上污衊背叛了民主德國。我好似掉進了泥坑，驚恐使我眩暈，眼前一片黑暗，完了，全完了。比爾曼完蛋了，唱完了，誦完了，夢醒了。深沈的憂傷使得我流下淚來，我不知道這東西兩邊有哪些鹹鹹的淚水和哪些假惺惺的鱷魚眼淚會向我傾注。我只知道，短命的英雄在人類歷史上只不過是過眼煙雲。
我立即回絕了波鴻的演出，折回科隆。媒體都發瘋了，簡直是天大的醜聞。花邊新聞報紙的記者日夜守在我住所的門口。我和一個朋友就如乒乓球一樣蹦跳著，好似這是性命攸關的時刻。我跟《明鏡週刊》做了一個較大的採訪，跟朋友們也匆忙地交談。我如此沮喪，認為我的生命就此完結。換個不太戲劇化的說法，作為詩人歌手比爾曼的生命到此為止了。我迷惑而徬徨失措，依然希望東德的領導會清醒過來，讓我返國。在東柏林時，我們無數次反覆地考慮，認為將我放逐國外造成的惡果太劇烈，因此推測，這樣的事不致於發生。這種作法是納粹的手法，此刻我真的了解到「失－望」這個詞組的意義了。我那個國家的權貴們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更加無恥。我的朋友們會做什麼呢？我又能，我應該做什麼呢？就這樣任人擺佈嗎？
我有時聽到人們會隨意地評論道：「將比爾曼放逐國外，是東德走向末路的開端。聽起來有理，卻是錯誤的。東德不會因為將一個彈吉他的年輕人，從德國放逐到德國而垮台？」震撼了德國，特別是動搖了東德本身的，不是放逐比爾曼這件事，而是意想不到的強烈抗議反彈。對於西德媒體憤怒的聲音，東邊大佬們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在自己陣營裡，第一次有那麼大一群知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奮起抗議，公開書寫申訴信，這是他們沒有預想到的。
東德文化界向政府抗議比爾曼的放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東德的詩人史蒂芬‧赫爾姆林親自出馬，及時地召集那些惶惶不安的同道們到他的別墅去。多麼奇妙的聚合。長期以來爭抗的獨行俠們竟然聚集在赫爾姆林那裏，破天荒第一次決定要共同幹點什麼。共同的分母是：他們感覺到自己也受到了威脅。赫爾姆林很簡潔地說：「我們擔心，放逐國外的作法會在東德開一個先例。」他們提出一個請願：
「沃爾夫‧比爾曼是個放任不羈的詩人，他以往發表的許多詩作已經表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銘記著馬克思所寫的『第十八個布魯梅』裡面所言，無產階級革命要不斷地進行自我批評。跟那些不合時宜的社會不同，我們應該能包容、思考並接受這種令人不舒服的批評。我們並不認同比爾曼的每句話和每個行為，但是反對試圖把比爾曼說成是對抗東德的錯誤作法。即便是在科隆，人們也不能懷疑，比爾曼雖然作出批評，卻是為了兩邊德國的好。我們抗議將他放逐國外，請求三思你們所做的決定。」
簽署者：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克莉絲塔‧沃爾夫、莎拉‧克爾許、福爾克‧布朗、羅爾夫‧施奈德、史蒂芬‧赫爾姆林、埃里希‧阿倫德、弗蘭茲‧弗曼、史蒂芬‧海姆、尤瑞克‧貝克、君特‧庫勒爾特、海涅‧穆勒
讓我既驚訝又感動的是在後來的幾天，幾乎有上百名東德文化界人士都加入了這個請願聯署，像尼娜‧哈根和阿敏‧穆勒斯塔。許多我的朋友都積極地徵集簽名，愈來愈多的名字加入。曼福瑞德‧克魯格自己弄了一個聯署名單，四處傳散，大家都希望，能讓我有返回的機會。
請願書聯署人受到壓力和欺騙
那十二名始作俑者的請願書聯署人很快就受到不同形式的壓力。國家主席昂納克將他青年時代在共青團的純樸朋友赫爾姆林召喚過去。赫爾姆林在我們青年一代人的藝術光環下，是個傳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說自己是集中營的倖存者和西班牙內戰的鬥士，這種炫耀也許是他自己一生的「痛點」，自我裝扮其實是人性的弱點。那些掌權的官僚們把赫爾姆林生平裡那些騙人的事蹟都細緻地紀錄在案，在這種無情對峙的時候，他們掌握的信息資料就能掐住當事人的脖子。
昂納克說服了赫爾姆林撤回請願書，提出的原因是，西方媒體爛用這種請願來對付東德，赫爾姆林服軟了。昂納克向他保證，他簽署撤回的文件只在黨內最高層秘密地傳閱。但是第二天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了，昂納克把赫爾姆林的撤回申明，當作自己的勝利而公諸於世。這就激怒了那位正人君子的赫爾姆林，他立刻憤怒地公開申明，取消自己暗中撤回的簽字，他這是反覆兩次變更立場了。
我的另一個朋友劇作家海涅‧穆勒也受到黨的全力進攻。胡蘿蔔加大棒政策，軟硬兼施。許多桀驁的知識份子如克莉絲塔‧沃爾夫和史蒂芬‧海姆在未來的年月裡當局給他們護照，卻藉此來馴服牽制他們，這就把他們平日的生活跟那些被禁閉的東德人隔絕開來了。從那時開始，他們不受阻礙可以四處旅行。自從把我放逐國外造成了震撼，統治者就很狡猾地用這個基本人權，作為對付那些有名的異議人士的誘餌。黨內大佬學乖了，放長線比短的鏈子更划算。
其他在請願書上簽字的人，在這次新的教訓之後，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我敬愛的教授海瑟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寫信給共產黨內意識形態的負責人：「我認為從內容和形式上來看，把他放逐國外是有害的。這樣做，對內摧毀了人們的信任感，拉開了鴻溝，我們得努力去克服。我觀察到上層和下層的隔閡愈來愈大，意識形態和現實生活的矛盾在加劇，公開的角色和私人的行為之間不相符，矛盾也存在於大家都知道的和能夠說出來的，文化精神領域的疲憊和主觀主義，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的事情。」
昂納克政權騎虎難下
統一社會黨現在騎虎難下，他們沒有想到會遇到這麼強的反抗力量。只有那個忠實的狗腿子文學家彼得‧哈克斯能讓他們開懷。他在《世界舞台》雜誌出了一個關於叛徒比爾曼的小冊子。這篇散文，也許是布爾什維克沙龍裡在一百年之後還唯一有點意思的東西。他忿忿地警告我，在科隆那位「專門收容異議份子流浪漢」的亨利希‧波爾家中，別也被那逃跑的老俄子索忍尼辛身上的跳蚤纏上身。
東德的宣傳機器開足了馬達運轉。在《新德意志》上一篇文章「對仇視東德的表演給予適當的回擊」這樣寫著：「他在那裏唱的，朗誦的和演說的都是強烈攻擊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秩序的。字裏行間透著剷除民主德國秩序的要求。他侮辱了我國包括工廠的工人和黨及國家領導人。」再往後幾天《新德意志》發表了一篇「絕大部分文化工作者贊成民主德國黨和政府的政策」，有數百人上書表忠心，這頗讓我心疼。
早在我被逐出國門之前，他們就想抓捕羅伯特‧哈弗曼了。史塔西很快地分析了這六十六歲老人的健康狀況。他們知道從希特勒的監獄裡活著出來的這位反法西斯英雄有可能死在下次的監禁中。他的肺病已經奪走了肺活量的三分之二， 因此，統治者採用了折衷的辦法：「軟禁」。通過一個快速的法律程序， 他們實行這種特殊的監禁形式。派出兩百名警員日夜守在卡提亞和羅伯特在格林海德家的周圍，這種作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九年的五月。
千萬人洪水一般加入抗議行列聲援比爾曼
並不只是那些著名的藝術家，還有許多無名的人士都加入了倔強不服從的陣營。不同於那些著名的桀驁之士，無名的人往往被投入監獄，就像青年作家尤根‧福克斯和年輕的歌手潘那荷及庫勒爾特。耶那市的卡爾‧采斯國營公司的工人到處散發傳單，他們進行抗議後被抓捕。名叫哈荷夫司基的年輕人和他在弗萊堡的朋友在舊貨攤找到一台舊的印刷機，修好之後就複印了比爾曼和孔策的文字。圍牆上的塗鴉必須快速地掩蓋起來。自殺式的抗議信上，寄件人簽署了真名和地址，這都落到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或國務院手中，對史塔西來說，這是送上門的快餐。東柏林和萊比錫之間的公路被封了幾天，因為有些冒失鬼在夜裡每隔幾公里就用一種不容易清洗掉的塗料在坑窪的地方大寫著比爾曼的名字。
幾百萬的中學生、大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被鼓動起來，跟比爾曼劃清界線。真是荒唐，因為大部份人並不知道誰是比爾曼。有叛逆心情的人開玩笑說：「我很想跟他劃清界線，但是我首先要讀他的詩，聽他的歌呀。」誰這樣挑釁，就有點國家敵人的味道了。大學裡敲起了歇斯底里的警鐘，凡是跟比爾曼站隊的人，都被開除了，也就是永遠不能在民主德國註冊上學了，年輕人這一生就毀了。在耶那市有四十名青年被捕，被審問了許多天，其中八名投入監獄，七名於一九七七年被驅趕到西柏林去了。如果他們拒絕去西德，那就可能被判入獄十二年。我記得有一名薩勒河畔哈勒市的青年電工，幹了一件勇敢的事之後的兩年才被抓到。在抗議我被驅逐出境的那些日子裡，他用藍色的油漆在一座牆上寫了高八十米的大字，他想寫「比爾曼是對的」，但寫到一半「比爾曼是..」，有路人走過，他就跑了。在追捕逃犯的過程中，史塔西通過化學分析那些藍色顏料，他不幸於一九七八被捕。他發霉似地待在獄中，妻子受不了壓力，跟他離婚了。坐滿三年牢，西德方面把他「買」了過來，他到了漢堡，住在生病的母親家中。自由帶給他的是可怕的孤獨，他們共同的孩子就只是一個無名的銀行帳號，按時地接收政府的贍養費。
我被流放國外震動了整個國家，來自東邊的消息讓我們感到迷惑不解。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科隆的音樂會得到現場轉播，事實上是三天以後，於十一月十九和二十日的晚間，全程才在西德的電視台裡播放出來。不同的幾家電視台有一些爭執，有些負責人不願意在晚間八點鐘的黃金時段來做「共產主義宣傳」。最後他們達成協議，在午夜至凌晨的時段播放。東德那邊可以接收西德的電視節目，通過大眾傳播，這四個半小時的音樂會就成為歷史的事實了。在這些夜晚，東德的城市燈火通明直到凌晨，不是路燈的照明，而是家家戶戶客廳窗戶投出來的燈光。老百姓和上層領導都坐在螢光幕前。軍隊接到戒備命令，不許士兵們告假或以其他理由離開兵營。他們要防止有人在家或從私人電視機裡吸收階級敵人的毒素，而肢解了軍隊的士氣。
西方世界也提出譴責
在西邊也有清醒的人們同情東德的抗議活動，反對將我流放。社會民主黨主席威利‧布蘭特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申明：「對於社會民主黨來說，維護異議人士的自由，最重要的時刻是跟沃爾夫‧比爾曼的合作…我們深知東德統一社會黨的荒謬性在於，一方面不准一個人返回，另一方面又不允許其他的人出國…，不論在聯邦西德還是在民主東德，我們都要維護比爾曼那種桀驁犯上的權利…」很多青年社會主義黨人、聯邦議會議員、工會人士都抗議東德政府這種蠻橫的舉措，包括丹麥、瑞士及義大利的知識界和藝術界的人士。單單法國就有五十幾位，包括路易斯‧阿拉貢、沙特和他的伴侶西蒙‧波娃向東德政府呼籲，撤回決定。瓊‧貝茲和影星伊夫‧蒙當一同給東德文化部去函。瑞典的筆會以及作家協會也發出一個抗議的決議。在西班牙，卡泰隆尼亞最優秀的一批作曲詩人，以及馬略卡島最著名的女歌手都抗議表態了。許多給我打氣的電報紛紛傳來。十二月，在西柏林成立了一個「自由與社會主義保護委員會」，專門為政治犯如福克斯、庫勒爾特和潘那荷聲援。著名作家如波爾、馬克斯•弗里施以及影星罗密•施奈德和茜蒙•仙諾都支持這個委員會。
我的西行之旅最後四場音樂會是在一種恐慌恍惚的心態下完成的。十一月二十四號，尤瑞克‧貝克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一個消息。我們那時候還真的相信這一切還有回頭路，我們不知道，這事兒在我出行之前就早已是個定案了。貝克說，最高層的大佬們似乎又再次內部討論過，在前天他們依然決定，「不論有多少的抗議，比爾曼也不准返回東德。」他怎麼得到這個消息，我不得而知。貝克再三叮囑我，別做無用的傻事，千萬不能帶著一批西方的電視攝影隊返回東德。我在那邊的生活已經完結，一切都幻滅終止了。
大批的逃亡拉開序幕
對於某些請願者和支持我的人來說，這事兒確實已經到了一個極限。從那時開始，大批的逃亡拉開序幕，並且持續了多年。數十個藝術家背棄了東德，尤瑞克‧貝克也來到西方，在自由世界裡，他開懷地當他一直想當的猶太人。不肯屈服的克魯格被「部分停業」，這表示他失業了。他們以同樣的手法對付穆勒－斯塔，這兩個藝人後來帶著妻兒都離開了東德。
只要線路還能通，我就打電話給最好的朋友。我和蒂娜短暫的婚姻走進死巷子，正匆忙準備離婚。在律師老友的勸告下，蒂娜收回離婚的上訴。
這樣我在香榭街的住所就能保住，史塔西不能越過我的妻子，沒收我的住屋。許多我的親近朋友還是能夠在這裡聚會。
當一切塵埃落定，很清楚可以看出情勢沒有可能改變了，那個對生活極為飢渴的尼娜‧哈根也決定離開東德。她直接給昂納克寫了一封有點孩子氣的可愛的信，請求解除她的國籍。十二月九日她就抵達漢堡了。一九七七年二月哈弗曼女兒碧伊也來了，在我被驅逐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就說好了要一起生活。我的出版人科隆的勒文‧杜蒙很親切地接待我們，讓我們暫時住在他那高級的玻璃屋裡。但是我既然到了西邊，自然是要返回我母親艾瑪所在的故里漢堡市。
東柏林那些共黨的頭目們更加亂了陣腳。所有能嗅到有比爾曼一絲氣息的東西都必須剷除。一九七七年三月我的妻子蒂娜也來到漢堡，不久我的舊情人伊娃瑪麗亞‧哈根也來了。一個花邊新聞報的嚼舌記者嘲笑說：「統一社會黨多年用圍堵的方法都沒有擊敗比爾曼，現在這些女人們做到了！」此君在性方面的嫉妒心，讓他產生這樣的假想。
隨後的幾個月和幾年我在世界各地出行。巡迴演唱所到的地方有德國、荷蘭、瑞士、義大利、法國、瑞典、葡萄牙、丹麥、挪威、西班牙、希臘和奧地利。我遇到很多人，結交很多新朋友，但是我總是思念東柏林。我的大兒子馬努和約拿斯跟他們的母親碧姬還在圍牆之後。馬努在給我的信裡悲傷地寫道：「我們還有見面的一天嗎？」好在艾瑪還能夠到東柏林去看看孩子們。我的傢俱和所有的家中什物都由「德運」國有運輸公司給搬運過來了。但是在我漢堡的新居所裡，整整兩年我沒有掛出一張我的畫家朋友們畫的美麗畫作。我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在西邊真正地適應。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