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入境，跟博萊的廣場對話泡湯了
情勢的戲劇化演變，促使東柏林的演員和所有劇團做出一個決定，將他們的場地開放給公共討論之用。「新論壇」的活動家們計劃於十一月四日在亞歷山大廣場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主事者反反覆覆地提出不同形式的申請許可，結果竟然獲准了！他們討論並決定了一個發言者的名單，作家克莉絲塔‧沃爾夫主張讓史塔西的前任頭目馬可士‧沃爾夫發言。他們是這樣盤算的：這位同姓的史塔西可以權充鎮定劑和緩衝，讓那些史塔西的莽夫別在緊急關頭發了失心瘋，扳動手中的武器，來敉平他們畏懼的反革命行動。
西德的德意志電台想出一個東西德之間的巧妙劇目。他們於十月二十四日將東柏林的人權活躍者芭貝爾‧博萊(Bärbel Bohley)和在漢堡的我一同在電話中連線，直接轉播我們的對話。芭貝爾積極地邀請我去參加亞歷山大廣場的示威活動，好像她有決定權似的。我的反應有點天真：「好，我來！」十一月四號那天早上，我乘坐泛美航空的螺旋槳飛機越過東德，抵達西柏林。從機上的小窗口望見那熟悉的柏林圍牆，那無盡延綿的水泥管道像是一把兇器插在城市上邊，死亡線一刀切地分開兩邊巡邏的跑道，這條線很規範化地註明東邊與西邊。
機場的對面，就是福克斯(Jürgen Fuchs)的家。我們一道進早餐，卻很少交談。糕點味同嚼蠟，好咖啡也淡而無味。他們會讓我進去嗎？我們神經緊繃坐在狹窄的廚房裡。十點鐘，示威群眾就要開動進發到獲准的亞歷山大廣場，十二點演講就開始了，舞台就佈置在一個大卡車的拖車上。
我買了一張兩馬克七芬尼的通往福德里希街的來回電車票。為了安全，福克斯不陪我去，由我們的朋友拉爾夫‧希爾許(Ralf Hirsch)陪同我，他是一九八八年被東德趕出來的異議份子。坐上電車，很快地穿過圍牆和死亡線，到達邊境東邊福德里希街的護照檢查站。這裡時間似乎凍結住了：這個貼著磁磚的迷宮邊境車站還是充斥著撒了香水的苦難和冷戰氛圍。來自西邊的訪客排隊站在大約十個檢查關口前面。我假裝冷靜，實則心悸。等待人群中傳來小聲的玩笑話：「哈囉，比爾曼。」「喂，還好嗎？」「所有機器都正常操作，哈哈。」還有一些令人有點窘迫的細語。終於輪到拉爾夫和我了，我們站在一個肩上有三顆豌豆大銀星的官員面前，他坐在玻璃窗後的小屋裡。我們將護照送進去，等待。一個穿著便裝的女人，嘴裡叼著煙，站在一個圍欄的後面，她在打電話，一邊說話一邊朝著後面暗處吐著煙圈。繼續等待。外邊等候的人群竊竊私語，一個聲音冒出來：「喂，比爾曼，快點啊。討人嫌的昂納克和克倫茲已經在恭候啦！」大家都很緊張，沒有人對這笑話笑出聲來。一個官員走過來：「請跟我來。」他拿著我們兩本護照，筆直地穿過等待的人群，大家都讓開來，好似在劇院裡排演一樣。他按照標準的答案說道：「比爾曼先生，你不能獲准進入民主德國。」然後就把我那本綠色的聯邦德國護照還給我，那本小小的紅色護照還給希爾許，並說：「對你也是一樣。」
完了，到此為止，沒戲了。不能在廣場上唱歌，不能發言，不能見一些朋友和敵人。在激動的情緒中，我最後要說話：「等等，我反對。我們一定很快又會見面，那時候你還有一次機會。」這官員有點不知所措，他反應了：「我？有機會？」他把我們的護照拿回去，然後就消失了。幾分鐘之後，來了一個禿頭，肩上有金色的徽章。他把護照退還我們時，手微微發抖。這個警銜稍高的蹩腳演員也照章宣讀：「比爾曼先生，我們按照原來的決定。」
拉爾夫和我原路返回，走向電車站的軌道。臺階上已經有幾個記者在等候了。我草草地對著麥克風說了幾句話，比爾曼和希爾許閃電式地上了報端。但是在走上電車臺階時，我眼睛還是濕潤了。我躬著背，很快用手背擦掉臉上的眼淚，我們沈默地返回福克斯的家。在他那安全的家中，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談話。尤根說，東柏林劇院的人反對博萊邀請比爾曼的建議。一位舞台設計人對博萊解釋到：「如果邀請了比爾曼，就會失控，他專門製造正面衝突。」此外，比爾曼也會被禁止入境，他反正進不來。何況這傢伙不適合發言，他跟我們的政治場景不協調。我們在尋求建設性的對話，除了我們這些異議人士之外，也有代表政府的人來講話…這些日子以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題是，東德會不會有「轉機」，是否會發生一種和平革命，從改良的極權中得到小量的自由，還是會有真正的革命？
亞歷山大廣場的示威集會是一場革命
我們這些放逐到西德的人總盯著電視裡播放的亞歷山大廣場的現場轉播。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百萬人？還是只有一半？甚或四分之一？總之全民都動起來，到處都是人，人山人海。許多海報，都是單一創新之作，旗幟倒是沒有一張。我們細細解讀那些口號，好像是一首美妙的集體創作詩歌，有些押韻，有些不押韻，總之是很有創意的大眾詩歌：「自由媒體自由人」「憑什麼，統一社會黨拿人當奴隸？」「自由選舉！」「推車泥裡深深陷，老牛破車莫留戀」「剷除特權！」「我們是人民！」「去斯大林化，刻不容緩。」「禁止暴力！」「我們就待在這裡！」
演講開始了：那位偽裝抒情卻虐人的前史塔西將軍馬可士‧沃爾夫（Markus Wolf）穿著便裝，裝成戈巴喬夫的同路人。但是沒有用，他同樣地被人們報以噓聲和劇烈的謾罵，就如同對那位政治局負責信息部門的共產黨書記夏波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一樣。有一個女子我很欣賞，她不繞彎子，直接要求平反並且賠償所有的政治犯。柏林劇院我那位老朋友艾卡德‧夏爾(Ekkehard Schall)對著布萊希特的工人階級作了很棒的演出。那些十三年前為了抗議比爾曼被放逐國外的東德作家們，如今跟那些老朽的掌權者一樣地被排山倒海的局勢弄得手足失措，比如史蒂芬‧海姆(Stefan Heym)，他發表演講，但是為什麼不提一下他死去的朋友哈弗曼？為何不提我們這些被驅趕到西方的人呢？一個團結的字眼都沒有。我們這些在東德為了自由而冒著危險的人，曾經抗拒言論控制和審查，如今只能從電視上觀看世界歷史的發生，好似趴在籬笆旁邊的看客，而這空中的距離不過才七公里，只是有一道死亡線把我們隔開了。
電視裡的影像看起來好像是一場革命，但是是沒有暴力的革命。我們德國的歷史上有那麼一些革命家，卻沒有發生革命。現在我們有了革命，卻沒有革命家，眼睛見到的是許多自製的口號和諷刺性的圖畫。活動終了之時，一名「新論壇」的人口齒模糊地對著麥克風說：「最後一句友好的話，也許下一次的集會比爾曼和福克斯可以跟我們在一起。」
這些人就是如今新的英雄了！那二十六名發言人，我只認識五個。我不再屬於他們的群體了，可惜，卻也很棒！我坐在電視機前，揉揉眼睛，發覺一件事：會的，而且已經發生了。我打心裡高興，但是還是有點刺痛感。這是古往今來流亡者的宿命：他希望故國變得好，當真發生的時候，他卻無法參與擊敗壓迫者的勝利。還好，後來的發展還不僅是這樣。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