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史塔西檔案，德國統一
從圍牆倒塌到兩德統一這段期間，東德的權貴們紛紛將自己的寶物藏在安全處。被罷官的壟斷官僚們，成功地把原先社會主義中搶奪來的東西，陰謀地轉換成中產階級的資產。幹部們都很有系統地將資產保全了，哪怕在意想不到的法律糾紛中，他們的所有權也是無可爭議的。
20%史塔西的檔案被銷毀，還有80%必須保護下來
日期被竄改的合約、證書、冒牌的租約、遺產證明、資產或房地產證書、假的履歷、偽造的職業證明，史塔西法律專家、醫師的學歷全都作假。當這些前任的史塔西官員尷尬地站在法庭前時，他們會裝作誠實的人，為當過他們密探的人開出一張清白證明書。若有人懷疑，他就圓謊，把這人說成是個不可靠，階級立場不堅定的同志。有必要時，他還會證明此人曾經暗中反抗過。
一九九〇年人們很憤怒地爭辯，是否應當利用史塔西，也就是人民口中的「竊聽&偷看公司」的資料，來調查那些第一任自由選舉中產生出來的東德人民議會的議員們。自從圍牆倒了之後，關於史塔西檔案的保存問題有很大的爭論，有人很有耐心，有人卻心中懼怕。有謠言流傳出來，史塔西把大約百分之二十的檔案都銷毀了。政權的受害者憤怒得發顫，作案者也恐懼得發顫，因為百分之八十的證據都還存在著。真是一個奇異的收穫：四百萬件檔案是關於東德人的，而兩百萬是關於西德人的，因為史塔西自然也「關心」西德某些人的動態。高山似的背叛，迷宮樣的污穢，糞坑的謊言，大海的眼淚。這些遺產將如何處理？
東西德有些政治家要求將所有檔案都銷毀。有些人如是說，因為他們知道太多，而有些人完全不懂。人權衛士們和佔領史塔西中心的人士要求保留這些檔案，作為以後澄清東德的違法不義的行為和為受害者平反的依據，這樣可以供人查閱資料。所有這些浩瀚怪異的「藝術作品」不可以銷毀、燒掉、剪碎、遺忘，而應當保護存留起來，向公眾界公開。
一九九〇年八月，針對如何處理這六百萬史塔西檔案，東德人民議會做出了一致的決定：明確地表決同意，從政治、歷史和法律幾方面來調查處理以前國家安全部所屬的史塔西的一切作為。
西德總理柯爾和外長根舍跟二戰的美英法蘇四個同盟國商談兩德統一事宜，並獲得他們的同意。同時，東西德兩邊的最高政治家也在協商德國合二為一的條約。兩個國家合併在歷史上並無先例，應當如何進行呢？這時有消息流傳出來說，人民議會通過的有關史塔西檔案的法規，不會被納入兩德統一的條約中，只會在統一之後，按德國的新法律來處理。人民議會大部分的議員都很生氣，認為議會的獨立主權受到了干預。他們很快提出補充議案，由維權人士組成的東德國務委員會，爭取到未來管理史塔西檔案候選人的提名權。此外，這些檔案應當都留在東德原地。這些補救都只是建議性的，很多人權活動積極份子都不滿意。時間很緊迫了，因為十月份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就要統一了，現在努力還有一點機會。
11名前衛人士佔據史塔西總部搶救檔案
九月四號那天，離統一歡慶還有一個月，六名女子和五名男子完成一件大事：他們衝進東柏林史塔西位於羅曼能街檔案中心的一個邊門，撞開一道門，佔領了七號建築的第三層樓的許多房間，頑強地抵制了前來阻礙他們的大群人民警察。卡提亞‧哈弗曼(Katja Havemann)和博萊(Bärbel Bohley)兩位女士都在場。福克斯打電話到漢堡，要我趕緊前去助陣，對內我是他們的朋友，對外我是名人。我當然要去，我的檔案，我的生命，我的同伴！
第二天我就趕到史塔西中心，站在那灰色的鐵門外。但是欄杆都被人民警察封鎖住。那裡已經站著許多同道人，他們也想像上次一月十五號那天那樣衝過警戒線，進入建築的內部。警察放出一些警犬來。我試著衝過防線，警察排成一排擋住我們，放眼皆是綠衣警察，不准進入，他們手中拿著東德熟練的警棍。很幸運，也許是我的臉讓他們迷惑了，也許他們把我當成跟比爾曼相似的人，反正我混進去了。
有些社會民主黨和綠黨的政治家前來拜訪，聲援我們，在欄柵的外面有人群組成一個守護團。為了強調我們的訴求，五天之後，我們開始絕食。
新上任的東德內政部長對我們的強佔行為，不但沒有讓警察撤掉守衛，反而起訴我們是「擅入民房，破壞安寧」，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什麼擅入民房，這裡不是民房；安寧，這個權力宮殿裡從來就不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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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史塔西中心就像一個城區，包括好幾條街道，有好些五十年代灰色的石頭建築。低矮的平房，夾雜其間的建築物裡都有現代技術設備。官方新聞處的大樓裡，有大天眼和天線高聳入雲的殿堂，還有一個看守所的牢房，一個賭場，大廚房，大餐廳和醫院。行政主樓裡是外事機構，也就是負責外派間諜的機關。這棟樓有兩千個窗戶，「著名作家」－ 史塔西頭目馬可士‧沃爾夫(Markus Wolf)將軍大約在這裡進修「文學課業」吧。對面的大樓裡住著三、四千名僱員，這可步行的短距離是便於這一群鷹犬上班。落入這個陷阱的人，那可就永遠失落了。誰每天在這裡當差，加班，升官或退休，他們都相信東德永遠會存在。沒有人會想像，這個暴政會有垮台的一天。
在這「老大哥盯著你」的史塔西旅店裡，我們的裝備不錯。臨時搭起來的床很舒適，還有睡袋和軟墊。雖然擁擠，我們卻情緒極佳。我抱著吉他，唱起那首老歌「生活並不涉險，你們好好活著吧。」
比爾曼是30名「佔領者」之一
我睡在一間禁煙的小房間，在一幅俄國政壇偶像，情報頭子捷尔任斯基(Feliks Edmundowitsch Dserschinski)的圖像之下。我同屋的皮利謝(Schwenkes Pritsche)的上方掛著昂納克的玉照，已經被業餘藝術家以斑點畫派作風，在臉上用黑點塗成花臉了。這是現實社會主義的行為藝術，後來我把這幅畫沒收了。
我們一共有三十名「佔領者」。在進門處，警察作了詳實的紀錄，什麼人、何時、離開七號房子多長時間等等。他們接到命令，阻止佔領行動的擴大化。但是我們覺得有些史塔西的員工似乎很忙碌，並不檢查每個進出的人。有天晚上我觀察到，有輛大卡車停在路邊，在搬運一些鋁製的盒子，他們居然在我們眼皮子底下偷偷運走檔案！
史塔西頭目米爾卡的辦公室
乘著一個好機會，我們穿過側面的走廊，潛入史塔西頭號大佬米爾克(Erich Mielke)的辦公室。以前這些灰衣革命同志溜進我家安裝竊聽器，現在我們卻佔據了虎穴，這裡就是整個中心的心臟。米爾克的辦公室一塵不染，司令中心外加私人起居室，豪華卻又古板。會議室裡有暗藏的地圖和投影屏幕，櫃子都有滑動的門，一切都光亮滑溜。這食人獸巨大的辦公桌面上空空蕩蕩，牆上的大保險櫃門敞開著。電話裝置由數個電話組成，有直接的連線，開關按鈕旁寫著名字，這就是他的武器，一個電話就可以了結一條生命。這在東德反正不在話下，若在西德，通過馬可士‧沃爾夫的命令，派出隱形戰線上的情報員就能完事了。
隔壁一間屋子的碎紙機吐出一堆堆碎紙片，我順手抓了一把這些無用的紀念品塞進口袋，作為我們成功的戰利品。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我們潛入米爾克同志房間的時刻，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傢伙正蹲在赫恩遜豪森監獄裡，在法庭上裝成一付老邁的權力老爺爺的模樣。這倒並不是為了他在東德犯的罪，而是為了老早被人遺忘了的小案子：一九三一年威瑪共和國兩名柏林警察被殺害，還真找到了證據材料…小的兇殺案從不會過期作廢，大的屠殺在世界歷史上就只是一個細節。西德這個法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按照東德法律，米爾克動用酷刑並且殺人，但是必須拿出證據來，證明他觸犯了東德的法律，否則不可能去追究他。怪異的法治體制！
人們只有一個要求——「我要我的檔案！」
只要想到那些東德無辜的政治犯，我就恨不得把這兇手打死，然後再來談其他的事。對付這種人就該用海涅在這種情況下所建議的：「應當原諒敵人，不過只有在他們被吊死之後。」其實我真高興，我不需要來解決這種權利和正義之間無法解決的衝突。芭貝爾‧博萊幾年以後說了一句沮喪的話，這話甚是高妙：「我們要求正義，卻得到一個只講法治的國家。」如今我已經年老了，我懷疑這個法治國家，但是沒有它，那就連一點點正義都不可能有了。
「我要我的檔案！」這是人們最普遍的要求。我們這些佔領者，就是要讓那些被人告密，受到迫害的人，能有權利來決定如何處置自己的檔案。我們認為一個成熟的公民能夠負責任地面對自己的過去。我們要求，未來檔案管理者必須受到議會的管控。我們堅持史塔西的官員必須受刑法的處治，要求把所有曾經為史塔西工作過的人都從公職中開除。
西德的政治家都十分擔憂，怕檔案一旦暴光，東德人民會相互撕咬。但是事後證明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這些檔案不僅對歷史學者是極佳的資料，也對專制體制的受害者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西德人哪裡會知道，一個東德政治犯從監獄放出來，或被聯邦德國用錢買出來的時候，身上不可帶有任何一紙文件？沒有人手中有一張東德官方的信紙，或蓋有圖章及簽名的紙片，更別說擁有文件可證明一個人，為什麼，多長時間被關進了牢獄。東德的法治機關遵循一個原則，不給階級敵人任何白紙黑字的東西，連口頭的話語都不留痕跡。照官方說法，東德沒有一個政治犯！對許多受害者來說，史塔西的檔案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根可以攀附的柱子。這也不僅僅是關乎真理或真相，而是跟諸如退休金、賠償這些世俗的問題有關，當然也涉及到個人的尊嚴。
抗議活動及絕食在其他城市也展開了。到九月二十號就有超過五萬人簽名支持「新論壇」的呼籲。記者來採訪我們，收集採訪的資料，全世界的攝影團隊都來了。我們這些佔領者不得已，又把已經達成共識的統一協議再重新進行協商。我們所提出的要求，在議會裡被重新提出討論。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們結束了對史塔西中心的佔領行動。我們主要的訴求，在修改過的協議中都被接受了。我們提出，讓每個人把有關自己的檔案都拿到個人手中的建議，沒有得到實現。議會決定的是，所有檔案都交由中央檔案處保存。我今天回想起來，這個方案的確更為恰當。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