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政治運動有個特點，就是按比例整人。每次運動不但規定要整那些人，而且還規定一個百分比。例如在1951年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即鎮反運動中，毛澤東就規定，殺反革命「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在1955年發端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肅清反革命運動」即肅反運動中，中央規定了「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中央規定「一個單位應有百分之五的人定為右派分子」，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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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整人殺人，這無疑是十分荒唐的。因為按理說，政府應該先制定明確的標準，然後根據這個標準去定罪去殺人，該戴帽子的就戴上帽子，該處決的就處決，運動結束後做個統計，得出戴帽子的占多少百分比被處決的占多少百分比。也就是說，在正常的情況下，等運動結束後才能得到百分比。可是按百分比整人殺人卻是倒了過來，在運動一開始就先定下百分比。這不是整個搞反了麽？
這些百分比到底是根據什麽確定的呢？為什麽整人還要給個百分比呢？這些百分比並不是根據嚴謹的社會學調查統計確定的，而是毛澤東黨中央根據政治需要確定的。
為什麽要規定百分比？主要是出於實際操作的考慮。不規定一個百分比，各級領導怎麽知道該殺多少反革命該打多少右派呢？因為像鎮反、肅反和反右這一類運動，當局給出的定性標準和處決標準都是政治標準，不是法律標準，用的都是政治語言，不是法律語言。這和土改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還有所不同。地主總得有地才能算地主，資本家總得有資本才能算資本家，好歹還有點客觀的可量度的標準。可是誰算右派誰不算右派，唯一的依據是看他們的言論，是看他們的言論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可是哪些言論算反黨反社會主義哪些不算，這裏並沒有一個硬標準，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清晰的硬標準，只有一個抽象的、模糊的、伸縮性很大的軟標準。再加上沒有稍微像樣一點的程序，因此到頭來完全取決於各級領導者自己的主觀判斷，完全取決於各級領導者的自由裁量。由於各級領導者的情況千差萬別，對於同樣的言論是不是該算右派言論必然是仁者見仁，淫者見淫，各執一詞，大相徑庭。於是到頭來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有的地方的領導蠻橫霸道，恨不得把一大半知識分子都打成右派；有的地方的領導比較開明比較有人性，一個右派都不肯打。這樣，各個地方各個單位打右派的數字必然會五花八門，呈現出很大的差異。這就難免給外界以荒誕怪異之感，使整個運動不好開展。毛澤東黨中央搞鎮反、肅反，搞反右，目的是殺人立威，是鎖住知識分子之口，但若是聽任下面各級領導各自按照自己的認知去做決斷殺反革命打右派，下面的各級領導很可能下不了那麽狠的手，從而達不到運動的目的，所以就規定了百分比的硬指標。
規定百分比，看上去既是反對了右傾，也是防止了左傾即擴大化。其實主要是為了反對右傾。因為黨中央毛澤東出爾反爾，從整風鳴放突然轉到反右，很多地方領導一時間轉不過彎子，跟不上趟，因此在起初是不想把頭天還鼓勵別人提意見的知識分子大批的打成右派的，現在中央給出百分比了，下面必須完成指標，不完成指標就有右傾之嫌，搞不好會把自己也陪進去，於是只好按照指標打右派。為了完成指標，各級領導就把那些他們自己本來不認為是右派的人也打成右派。
四川大學副校長謝文炳就是一個例子。四川大學的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是四川省委書記兼成都軍區政委李井泉，謝文炳是校第三小組組長。川大的反右臨近尾聲，上面定下的右派指標還有兩個沒完成，於是就把前階段整風期間知識分子的言論再審查一遍，以便再找出兩個湊數。當翻閱到一個名叫載星儒（四川大學原校長彭迪先的秘書）的材料時，發現他一句鳴放的言論也沒有。李井泉問：「此人為何不發言？」謝文炳回答：「此人出身地主，不敢說話。」李井泉說：「哎呀，以沈默反抗現實，不是右派是什麽？！」有了此人，還差一個才完成指標。這時候，謝文炳副校長仗恃自己是解放前地下黨負責人的身份說話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識分子三分之二都是右派，怎麽這麽多？如果信得過川大黨委，能否給我們一點權限進行甄別一下？」李井泉笑了，輕描淡寫地說：「我知道還有一個右派是誰了……」於是，謝文炳被打成了右派。
鎮反運動也是如此。我們知道，所謂鎮反運動，其實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分子的名義，其實是鎮壓那些早已放棄反抗並因此得到中共承諾寬大處理的國民黨政府人員，甚至包括那些得到中共承諾既往不咎、一視同仁的起義投誠人員。中央要求殺反革命，下面的人跟不上趟，一時間不理解上面的意圖，對那些自己先前已經承諾寬大處理的國民黨政府人員下不了狠手。毛澤東一方面批評下面的人右傾，另一方面給出百分比，下面的人為了完成指標大開殺戒。這樣才有了血腥的鎮反運動。
需要補充的是，無論是鎮反、肅反，還是反右，毛澤東黨中央雖然規定了百分比，但實際上殺死的人數和打成右派的人數都遠遠超出了規定的比例。鎮反運動，說的是殺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當時全國人口是五億，千分之一就是五十萬，但實際上，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坦承：「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反右運動說是百分之五，按當時的估計，中國的知識分子大約五百萬，百分之五就該是二十五萬，但事實上打成右派的超過五十萬。
《光傳媒》首發。2023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