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原本應在去年的9月召開，然而卻一拖再拖，凸顯了中國政治撲朔迷離的背景。6月27日，在披露三中全會召開日期的同一天，北京宣布開除兩名前國防部長李尚福、魏鳳和的黨籍，這一罕見之舉似乎傳遞出強烈信號，彰顯了習近平倡導的“反腐鬥爭”遠未結束。三中全會召開之際，中國正面臨消費疲軟、產能過剩的困擾，房地產危機嚴重拖累經濟增長，青年人的高失業率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備受期待的三中全會能否做出“大的舉措”，為振興經濟注入活力？外界從4天的閉門會議中又能窺出怎樣的端倪？我們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來談談他的看法。
法廣：首先請談談，您對中共三中全會拖延了近半年時間作何感想？中國目前的狀況究竟如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夏明：20屆三中全會是千呼萬喚始出來。但是，我們看它今天的會議，其實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整個會議-尤其看到會議公報-，大的口號很多，但是具體細節很少。我的一個感想就是：三中全會本身凸顯中共面臨的很多的問題，面臨的巨大挑戰。
中國目前情況如何？中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分成中共的目前的情況、面臨的挑戰，和中國、中國人、每個個人。因為整個公報裡邊，沒有提中國的公民，當然更不會提中國的個人。但是，其實我們面臨的這種大的歷史的關節點的時候，必須要想想個人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這次把中共跟中國分開，認識的就比較清楚。像中國目前的狀況，一個簡單的問來就是：你是要“唱衰”中國，還是要“唱興”中國。當然這個也不是靠“唱興”或者是靠“唱衰”可以簡單決定的。但是中共就是這樣看的，它認為：任何對中國的現實的問題的揭露或者批評，就是一種唱衰中國、惡意的；而它現在要講述中國美好的故事，它說可以通過這樣的講述就可以唱興中國，這是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分歧點。
從中共來說，在這次全會的公報裡面，它提出了很多的問題，包括它也意識到嚴峻的國內的目前的各種不順心的情況，而且也是國際的嚴峻的各種形勢。所以它也非常清楚，它面臨著兩大的國內、國際的雙重的矛盾。它具體的指出了幾個風險裡面，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明確指出三個風險領域：一個是房地產的危機；一個是地方債務的危機；還有一個是中小金融機構的危機。這三者其實是連在一起的。這裡邊三個金融風險領域，其實都涉及到中國的基本的民生問題，涉及到家庭的最後破產，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最後破產，涉及到中國家庭在金融機構裡面的-無論是投資還是存款-都可能面臨著灰飛煙滅。這個我相信是中共現在面臨的最現實的、迫在眉睫的風險。這是它面臨的挑戰。
如果我們看到，中共的公報提出的許多問題，給中國的人、中國的老百姓其實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因為中國人現在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權利，自由度是越來越少。同樣的，中國人現在在整個的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導向、尤其是黨、尤其是習近平的集權越來越嚴重，給中國人面對風險就更大。但他們要避險的能力卻是更弱。整個公報裡面有一點我覺得可以注意就是：整個的報告講了很多什麼要做、也要做、既要做、還要做，什麼是目標、怎麼樣等等。但是它沒有一個主語；是我，習近平要做？還是我，中國共產黨要做？還是我，中國政府要做？還是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中國人民、或者中國每個老百姓、或者每個家庭等等。沒有一個主語，就是消滅了中國主體的多元化。所以就說一切都在黨、國、軍的控制下。集中表現在它所謂的“兩個核心”。兩個核心，當然就是以習近平為最重要的黨的核心，這是剝奪了中國人參與自己的命運的改造，參與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有一些選擇。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失落，這是中國自1979年推行改革開放以來，其實是中國人喪失自我控制能力的最悲慘的時候，這是非常嚴重的。
中共會議的公報有幾點可以注意。首先，它是充斥着各種口號，充斥的口號，當然有很多都是非常美麗的言辭：什麼“市場經濟”、“全過程民主“，也提什麼“法治”，還有什麼什麼“科教興國”等等。其實它這個口號治國越來越空洞。整個報告裡面是充斥着各種矛盾，因為它沒有邏輯：邏輯困難；因為它沒有方向：方向不明。比如說舉個簡單的例子，它到底是要推進全面的國家的全權主義？還是要強化市場的配給？它到底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還是要扶持一下目前中國面臨著影響民生問題的民企/私有企業？等等。它其實是完全方向不明，邏輯混亂的。尤其像它在搞這種口號治國，這種假大空，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忽悠。它又要提出改進工作作風、避免官僚主義，它的整個會議表現出的就是極強的專制主義和官僚主義。基層現在面臨著地方債務的破產，它說是各家的孩子各家抱，它不會幹預；但是它把大量的意識形態的所謂的要強化工作壓給基層，還要說給基層減負。所以充斥着矛盾，它其實就充滿着各種的空想。它沒有重點，就像習近平喜歡說的，我們“既要、也要、還要”；我給他總結成：“你既要、也要、還要、更要、我全部都要”，這就是一種政治忽悠。因為他把“也要“其實就淡化了前面”既要“的一個重點。然後他“還要“的話，其實就轉移了重點，那麼他”更要“、”全都要“，其實就進入了空想。對中國人、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其實就是充滿了空想的下面，其實就充滿了欺騙，對中國人來說是非常悲哀的。
但是，如果你從中共、習近平個人和黨集權的角度，確實有明確的方向的。當他提出三個時間點：2029：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2035：要建成什麼“基本的任務“、完成什麼”現代化“；到2049：要建設成”現代化強國“等等。其實他的時間線就把習近平的終身任職奠定了基礎，也提供了合法性。黨的永久執政、永久的集權、黨的偉光正，尤其是他提出黨的自我進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沒有什麼黨外的監督的，沒有什麼政府之間的各種監督，沒有在憲法下，黨要做到各種其他的制度的制約的。所以他要用黨的完全獨裁、完全自我分化，來控制整個社會。所以他就所謂的說要”引領社會革命“，其實引領社會革命，說白了就是黨對社會的更深一步的控制，更進一步的消滅民間社會、公民的任何一點點自由的空間。這些東西恐怕是中國人必須面對的，也要思考的。就說面臨的挑戰是什麼？而中國人和中國面臨的挑戰，他要解決的方略或者應對的措施，跟中共提出的解決的方略來挽救他的生存是有矛盾的。
法廣：北京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宣布開除李尚福和魏鳳和的黨籍，這一做法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有過的。您對此舉作何評判 ?
夏明：是，這次公報里有兩點非常有意思：一個，是追認中共中央政治局對魏鳳和、對李尚福的處理，還有李玉超，火箭軍原來的司令，還有孫金明，也是原來的火箭軍的參謀長。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在增補中委的時候，有一個候補中央委員丁興良，他原來是火箭軍的副政委，根據他的排名，他應該是被增進中委的，但是他這次也被繞過了，追補的三位中委把他給省略掉了。所以我們可以顯然看到：對火箭軍三任司令、政委、副政委，一個系統的清洗是非常清楚的。對火箭軍的清洗，對兩位國防部長的清洗，再加上對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清洗，到底這意味着什麼？從中共的、從習近平的正面解讀，他就說：你看，我們反腐永遠在路上，我們無懼大老虎，老虎蒼蠅一起打。這是他的一個正面解讀。好像是他的反腐在不斷地取得勝利。但是他所有這些東西，其實是正好地反映出他的反腐的徹底的失敗。而今天的反腐，其實就是不斷地在搖晃的車廂，給大家一種列車在向前不斷地挺進的一種感覺，對李尚福和魏鳳和的處理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見過的，是非常荒謬的。中國共產黨是靠槍桿子取得政權的，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它的一個法寶。但是，一下對這麼多的高級軍官、對兩任的防長、對兩位的軍委副主席進行這種系統的清洗，是非常值得我們解讀。有兩點至少可以注意：一個就說：到底腐敗是這些領導人的私生活方面、或者是在貪腐方面、或者是說完全是對國家、或對人民帶來的損失呢？還是另外有一種：可能是跟國家、跟人民就沒有關係的，就完全是對習近平或者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的一種挑戰？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共許多的被反腐擼下來的這些領導人都是天使，他們都是習近平的反動政治犧牲品。在習近平任職的兩屆多，有幾百萬的-他的主要的黨紀、國法，還有什麼警告、處分、什麼訓話等等-這根據是中共的、中紀委，他們也有這些數據，那麼我的統計其實接近四百萬，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當然裡面有很多人可能確實是-用常用的、普世價值-他就是腐敗、就是墮落、就是貪污，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現在就出現了用另外的罪名-尤其是像對魏鳳和這些-就提出忠誠失節、信仰坍塌。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了，就說：信仰坍塌，顯然可能是跟習近平是一種離心離德。這種整個軍隊的大的系統，尤其是代表中國最高科技的這個火箭軍系統，跟習近平離心離德，甚至還有忠誠失節，也就意味着可能他根本就不忠誠習近平，甚至跟外國的勢力、或者是敵對勢力，可能還有某一種合作、或者某一種聯繫。這當然是對習近平、習中央是個最大的嘲諷。也就在於他們今天面臨的反叛，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的問題了，他是面臨著整個軍隊系統，面對着軍方的高級領導人，對習近平投下了不信任票，這是最根本的。
所謂的信仰坍塌，我們就要問說：對誰的信仰坍塌？其實可能深層來說，是對習近平的信仰、信任和忠誠坍塌。對哪個主義的信仰坍塌？恐怕並不一定所有被清洗的中國領導人都是在習近平的口中最壞的，可能有許多人倒真的有一種在國防系統，他們往往對國家的真正的實力有比較真切的了解，而且對軍隊的武器的現代化有一種真切的感受，他們可能真的認為假大空，這些所謂的政治建軍，恐怕是一個死胡同。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解讀這些，恐怕就看到習近平受到的阻力，就不簡單是一個所謂的貪腐或者個人行為，恐怕是中共內部有一種集團的行為，對習近平進行系統抵制。而這種集團的行為，如果只是表現在李克強這樣的一個文官、國務院系統的話，對習近平不是那麼大的威脅。他最後是把李克強搞掉了。但是軍方不一樣，軍方它可以搞掉許多領導人，軍方、它有任何一個士兵、有任何的一個低級軍官，如果願意鋌而走險的話，對習近平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所以這種兩位防長事件不可簡單地來解釋。
和這個形成對立的，你可以看到，這次全會裡邊把秦剛的處理公布了，而且是說：接受“秦剛同志“的辭職的請求。這就很有意思了，就說：免除了秦剛的中委的資格。但是秦剛仍然是”同志“。所以可以看到中共的政策和政治體系的混亂。但是另一方面，也給外界一個觀察，就是跟李尚福和魏鳳和來相對比，也就是說我們大家都看到了，秦剛是因為私人生活，當時就說秦剛被拿下來的時候，有種傳聞說：秦剛跟傅曉田是可能跟國外間諜案是有牽連的，如果現在秦剛作為一個”同志“保留下來，沒有開除他黨籍的話，恐怕這種傳聞目前來看，不是這麼實在的。因為如果真的涉及到涉外的間諜這些案件的話，秦剛是不會作為”同志“來保留下來的。秦剛、李尚福和魏鳳和的案子，就可以看出：貪污腐敗，其實就是拿點老百姓的好處，偷點國家的財產，這不是一個問題，政治忠誠才是一個標準。你就可以看到對習近平是很危險的。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很災難的，這是我們需要的一個解讀。
法廣：面對嚴峻的經濟挑戰，您認為習近平提出的“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能否成為振興經濟、解決產能過剩、並繼續擴大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靈丹妙藥？
夏明：剛才我也講到中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的兩大挑戰。當然習近平認為他可以通過所謂的“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講白了，就是說：中國在目前能夠控制世界的一個非常大的工業生產能力，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已經超過了美國，所以它如果能夠再提升它的生產能力，進入到新質生產能力，也就是說，在機器人、人工智能、芯片、飛機發動機、航母這些技術、武器技術，還有生物、科學藥物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的話，在新能源有重大突破的話，當然對中共來說，是一個續命的法寶。而且也是它認為是走出美國對它這種封鎖、能夠在國際上建立所謂的新的一個世界秩序、跟美國抗衡的這麼一個基礎。
但是，我認為中國要進入到新的所謂提升新質生產力，是非常的困難。因為中共現在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它這個死胡同是擺脫不了市場跟黨國的矛盾，它還是用黨國壓市場。它擺脫不了國營企業不斷地在壓制、甚至使得私營企業和個人創新萎縮的這麼一個殘酷的現實。因為你看當它在提出：要繼續維護做強、做大國營企業，它同時也提出要支持私營企業，但是整個政策、口號配套，其實就把私營企業當成了為國家企業、國有企業、國家權力克隆而生的這麼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隨時-如果國有企業、國營經濟需要移植器官的時候，需要輸血的時候-，私營企業就成了這個為它克隆而生的。其實中國的私營企業就變成了為國營企業輸血、最後移植器官的克隆而生的這麼一個經濟體。這是非常悲哀的，這是一個死胡同。
另外，市場現在面臨著問題，尤其面臨著外資撤退的問題。當然這跟法治、跟憲政是有關係的。中國現在不斷地做強所謂的“政治安全“、”國家絕對安全“，這些東西當然是對專制的一種強化，對產權的破壞，當然是會把資本要嚇走的。另外你說它要走新質生產力，其實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新質生產力的產生的中心在什麼地方？除了美國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跟中國去抗衡，所以跟中國合作的話，它要新質生產力獲得突破，無論是它的過去看到的機器人技術，還有芯片的一些進步，還有各種的人工智慧，其實都是跟美國進行資本的合作、人員的溝通、整個企業的合作是分不開的。但是，它現在以美國為敵，甚至以美、日和西方為敵，它開放-也就是對這些落後國家，跟俄國、或者伊朗、或者北朝鮮這些抱團取暖，顯然是不可能獲得新質生產力的。相反，它只會獲得劣質的生產力，這是更大的一個矛盾。所以我認為，在新質生產力上，其實我們看人工智能、機器人、芯片，還有就是像防疫的這些疫苗，中國都已經全方位地輸給了美國。而中國今天還在走封閉的道路，這是非常悲哀的，而且它現在還在不斷地強化它要新型的舉國體制，要進行獨立的、自主的創新能力。
在美國，它的成功不是舉國體製造就的，國家當然有參與，但是它是主要依靠社會的、個人的創新；同樣地在美國，我們也看到：它的新質生產力的整個體系是全球化的，我們這些在美國生活、工作的第一代移民，從全世界來到美國，其實無論在教育、科技、電腦革命上、芯片上、還有在疫苗上，都做出了絕對的貢獻。美國過去20年，它的專利的生產申請過程中，三分之一是第一代的新移民。所以美國是一個靠它的開放體制、靠它的社會和個人的創新能力，獲得它的新質生產力的。
當我們看到中國跟俄國、或者伊朗、北朝鮮抱團，它在走向這種劣質生產力。另外，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就是它現在提出：農村重新地要“雙向流動“，要”縮小城鄉差別“。其實又意味着另外一種向劣質生產力來求取它生存的資源，也就是它現在瞄向所謂的農村的“大集體經濟“，所謂的農村“雙向流動“，無非就是把城市裡邊的、沒有取得城市戶口的這些農民工再趕回去；它所謂的”縮小城鄉差別“，不是說讓農民變得更富，因為農民工現在不斷地在失業，不斷地在被打回農村，而農民在基本的財富上面是非常貧窮的。所以中國在戶口制度下，給農村帶來的結構性的貧困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如果它要再搞什麼”縮小城鄉差別“，最後結局不是說在縮小城鄉差別，讓農民變得跟大都市市民政治待遇和生活的水準看齊。相反的，其實它是在讓沿海的各大城市這些他們的最後的市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標準，其實再向農民看齊。所以這種縮小城鄉差別，就是以貧窮面前人人平等為代價的，當然這個人人平等裡面，是不包括中共的黨魁和中共的最高的寡頭集團的。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