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移民如果管理得當，將能同時造福東道國和來源國。
～牛津大學全球化與發展學教授 戈定（Ian Goldin）
長期以來，圍牆和柵欄一直是反移民政客所青睞的工具；然而，儘管這類物理性障礙很能象徵主權，卻往往會帶來反效果。這些措施非但不能制止移民，反而在阻止新移民入境的同時，也導致已在境內的移民滯留下來，並迫使最絕望的移民冒著生命危險嘗試繞過這些措施。
舉例來說，川普在美墨邊境建造的「美麗的大牆」，只是最近一次重提了數十年前就有的想法。1990年代，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就曾下令建造圍欄，以防止移民進入美國邊境城鎮。他的繼任者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擴大這項計畫，新增的圍欄數量比先前任何一屆政府都還多。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將邊境圍欄延長了100多英里，至於川普，只延長了47英里，但加固了約400英里的現有圍欄。
近幾屆美國政府也尋求日益複雜且昂貴的監控技術和執法能力。在2022年，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以及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的經費已提高至220億美元。然而，儘管逮捕案件增加，司法系統仍經費不足。2023年，當局每天處理約500起庇護案件，導致積壓的案件迅速增加。在等待案件審理期間，許多申請人仍滯留美國，常常「迷失」於不透明而複雜的體系中。同時，美墨邊境持續強化的防禦工事，迫使移民步上越來越危險的路線。2022年，估計有686人在試圖跨越邊境時死亡或失踪，導致美墨邊界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陸地邊界。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反移民言論達到高峰。一如在2016年大選競選期間，川普屢屢將拉丁裔和其他移民妖魔化為罪犯，並承諾將他們限制入境，同時驅逐1,100萬至2,100萬移民。
川普發表許多未經證實的言論，包括令人匪夷所思地聲稱，（合法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綁架並吃掉鄰居家的寵物。儘管缺乏任何證據，川普的盟友和支持者仍然無視當地當局的呼籲，渲染這些危險的謊言。例如，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就曾分享一張梗圖，兩隻小貓咪呼籲選民投票支持川普，「這樣海地移民才不會把我們吃掉」。
美國目前有1300多萬名無證工人，其中許多人已經在美國居住長達數十年。大規模驅逐他們將會破壞經濟，同時損害美國出生勞工的利益。建築業、農業和肉類加工等行業將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因為在這些行業的勞動力當中，無證勞工佔很大一部分。結果將導致住房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老年人和嬰幼兒照護、餐旅和其他服務的成本也將大幅上揚。
此外，實施大規模驅逐計畫將面臨巨大的法律、後勤和經濟障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克服。根據美國移民委員會指稱，直接成本可能超過3,150億美元，而這還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計」。至於經濟的長期損害還將更高。
外國勞工對經濟的必要性和對移民採取強硬態度的政治動機之間的緊張拉鋸，長期以來一直左右美國的政策。1954年，「濕背行動」（Operation Wetback）驅逐了130萬名非法移民；「濕背」是貶義詞，指的是遊過格蘭德河（Rio Grande）進入美國的墨西哥人。由此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引發許多企業的強烈抗議，促使政府允許墨西哥工人合法入境美國。
這種緊張局勢的最新篇章，也就是川普的驅逐計畫，將不只給美國帶來經濟的災難性後果，墨西哥也同樣遭殃。數百萬勞工突然湧入，加上遣返非公民的成本，將使墨西哥的資源承受巨大壓力。匯款損失將會加劇這個負擔，若以2023年計算，匯款損失相當於超過600億美元，幾乎是外國直接投資的兩倍。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將遭受更嚴重的打擊。在薩爾瓦多、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牙買加，匯款佔國民所得的20%以上。這些資金主要用於購買食品和藥品等必需品，其餘則投資於教育和住房。研究顯示，在美國工作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人數每增加10％，他們原籍國的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就會下降9％。
人才的流失和獲得
關於移民的爭論大多集中在移入國的影響上，但正如匯款的例子所顯示的，移出國也受到同樣重大的影響，而且未必是正面影響。儘管印度、中國和菲律賓輸出了最大量受過教育的移民，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等地區流失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卻更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大學畢業生當中，大約20％居住在國外；一些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國家更有半數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外流。
在印度等人口較多的國家，移民僅佔受過教育勞動力的一小部分，造成的影響相對有限。相反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9.4%人口接受過高等教育，技術專業人員的離開可能會阻礙國家經濟發展，這意味著移民目的地國家很應該補償那些培育出移民的國家。
但高技術勞工移民海外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正面影響。許多有志移民的人追求高等教育，以提高在海外就業的機會。離開者的成功往往會激勵留下來的人投資於自己的教育，而匯款也提供擴大教育、衛生和基礎設施相關投資所需的資源。即使有更多畢業生選擇移民，這仍將促成縮減貧困、提高學生和技術勞工人數。
同樣的，隨著移民獲得技術和收入，他們往往將這些資源引入祖國，帶回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專業知識和投資。最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每年匯回家鄉的款項總計超過1兆美元（世界銀行估計在2024年將超過8,800億美元，但其中並未包括透過未記錄、非正式管道流通的大量金流）。在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由海外移民寄回的匯款，超越了援助和投資的總和。在黎巴嫩，該金額佔GDP的28%；在塔吉克、東加和薩摩亞，則佔GDP的32%至48%之間。這些資金具有變革性影響，支持在教育、衛生、住房，以及生產性資產（如種子、拖拉機和縫紉機等）方面的投資。因此，移民率高的社群往往比其他社群的經濟狀況更好。
對於移民本身來說，現實情況更加複雜。儘管研究顯示移民往往能夠實現至少部分願景，但許多人即使在到達目的地之後，仍面臨虐待和危險，須忍受社會和經濟排斥、仇外心理、孤獨和暴力。
此外，移民經常承擔當地勞工不願從事的危險工作，例如屠宰場的輪班工作。在COVID-19疫情期間，高危工作條件導致移工的死亡率高得出奇。尤其是移民婦女經常受聘為清潔工、廚師和看護，這類工作孤立且不穩定，往往缺乏基本的保障。
更妥善的移民
開放邊境的想法現在看似或許像是政治自殺，但直到二十世紀為止，這基本上是一種常態。歐盟申根區允許成員國之間人員自由流動，證明這類系統可以有效運作。多年來，事實證明，歐盟內部的移民現象會因應經濟狀況而快速變化，開放邊境既有利於移民返國，也有利於移民回游。
如同貿易自由化，移民的成本往往是直接的、可見的，並集中在少數幾個社群，而其好處往往較為分散、較不明顯、也較慢實現。為了充分發揮移民的經濟潛力，政府必須採取措施，減輕直接受到衝擊社群所面臨的負擔。這可能包括在人口成長的地區建造更多可負擔的住房，或投資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以滿足日益成長的需求。
從經濟角度來看，支持這些社群也是明智的做法。近20年前，世界銀行曾估計，如果富裕國家透過移民將勞動力數量增加3%，全球GDP在20年內就能增加逾3,560億美元。
反移民情緒已席捲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但對比鮮明的是，經濟學家越來越認為，跨境移民如果管理得當，將能同時造福東道國和來源國。迄今為止，經濟學家的意見仍被忽視。針對發展中經濟體移民採取日益嚴格的政策，對於那些尋求擺脫貧困、衝突和匱乏的移民而言，是危及他們重要的生命線；對於那些向他們關閉大門的經濟體而言，也將是一種傷害。
打造更人性化、更開放的移民制度，能夠最大幅度增加機會、降低成本的制度，仍然是政策制定者面臨的重大挑戰。一項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制定明確的政策框架，確保移民安全通行、執行最低工資和工作場所安全標準，並為返回原籍國的移民提供可轉移的退休金和社會安全福利。同時，移民必須取得適當的文件、納稅並遵守其所在國的法律。
但首先，選民和政治領袖必須承認移民是生活中的現實情況，也始終如此。移民歷史充斥深刻的損失和哀傷，但也充滿新的契機和令人驚奇的進步。移民遷徙一次又一次推動了人類的發展；只要有正確的政策，未來亦復如是。
轉載自《上報》戈定（Ian Goldin）是牛津大學全球化與發展學教授，著有《最短的移民史》（The Shortest History of Migration）。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Truth About Mi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