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西班牙內戰中飽受衝擊的喬治·奧威爾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筆，他要向英國人民說出西班牙內戰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義的描述，戰鬥者的英勇行為都不足以呈現這場內戰的真相。但是，當時的英國人對西班牙內戰的印象都被這些報導左右，可戰爭的實際面目卻被遮蔽了。奧威爾在戰壕里開始了他的真相寫作。
問：奧威爾並不是為了寫作而去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吧？
答：不，他是抱着抵抗法西斯勢力，捍衛民主共和的訴求去的西班牙。但他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個作家。他在西班牙的經歷如此豐富，提供了極好的題材，但他動筆的直接原因是他深信作者的天職是說真話。聽任不實信息流傳是不道德的。所以，1937年2月，他在西班牙前線的戰壕里就開始如實記錄內戰的情況，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他把在戰場寫成的片段寄回巴塞羅納，由妻子愛林打字整理。但這些文字材料被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從旅館搜走了。不過憑記憶，他完成了此書。傑弗里·邁耶斯稱：“他是以一種怒火中燒的心情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他反感在英國報紙上讀到的謊言，決心揭露在西班牙所發生事情的真相。”奧威爾自己解釋他怒火中燒的原因：“我剛好知道清白的人們受到了不實的指控，而在英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一點，如果我不曾為之憤怒，可能永遠也不會寫那本書。”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奧威爾這個人的性格品質，他是一位對人的苦難充滿同情心的人，而且為人正直，容不得謊言，這促使他把說真話看作寫作的道德標準。
問 :這個標準是他對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作家的基本要求 .
答：是的。奧威爾曾有一篇隨筆，題目就叫《我為什麼寫作》，明白闡述了他的文學觀，創作觀，很值得我們了解。他稱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經歷，讓他知道了自己該做什麼。他說：“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指向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他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所謂中性寫作，在他看來，不存在什麼純文學，你提筆寫作就是在表達某種立場。他甚至認為：“你的政治傾向越明確，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採取行動並且不犧牲自己審美和思想上的獨立和完整性”明白了他的這個態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專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僅對專制暴政的批評刀刀見血，同時又不失文字上的優美，藝術上的完善，這是他畢生的追求。他說：“我一直努力想把政治寫作變為一種藝術”這個目標極具挑戰性，但我認為他完滿地做到了。從西班牙回到英國後，奧威爾的健康急劇惡化，他不得不遵醫囑，去一個乾燥溫暖的地方療養，他去了摩洛哥，同時完成了小說《上來透口氣》。
問：這部著作的名字就挺有意思。
答：是的，我個人感覺這是他經歷了西班牙的腥風血雨後，給自己一點放鬆的時間。所以這部書描寫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樂，裡面有許多充滿情感的對英格蘭田園風光的描繪。他愛祖國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的情感在此表露無遺，主人公的許多感覺其實就是奧威爾自己童年的回憶，比如他寫到：“我所記得最早的一樣東西是紅豆草的味道，你走上那道從廚房通往店面的台階，一路走上去，紅豆草的味道越來越濃。”這種味道的記憶我們都有體會，比如北京早春槐花的清香，雨後升騰起的那種黃土的味道，雖然是幾十年前的味道，但你仍然能夠感覺到。現在北京的街上再也沒有這種味道了，你知道你的北京已經永遠消失了。書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奧威爾那時已經思考暴政統治的來臨 。那是他在參加一場左翼聯盟的演講會時，聽到了演講者不停地重複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戰爭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戰後的世界，那個我們就要沉淪陷入的世界，充滿仇恨和口號的世界，到處是迷彩服、鐵絲網、橡膠警棍、電燈日夜長明的秘密監獄，在你睡覺時也監視着你的密探，還有遊行和印着巨大臉龐的海報，上百萬人為領袖震耳欲聾的歡呼。”這段描寫成為後來的小說《1984》中的場景，只是更具體，更細緻，更可怕。
問：可跟着真正的戰爭就來了。
答：是的，當納粹德國的轟炸機飛到倫敦上空投下炸彈時，奧威爾立即參加了英國地方衛隊，同時給報刊寫了一系列的評論、隨筆，表達他對世界政治格局，英國未來走向等諸多問題的看法。發表於1941年的評論《法西斯主義與民主》批評英國國內極左翼的共產黨人把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混為一談的宣傳，奧威爾冷靜，客觀，理性地指出，所有在民主制度下批判民主的人恰恰是在享受民主。他們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所掩蓋的不平等，如工人勞動時間過長，收入不高，文化傳播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各類知識精英，議會選舉中有錢人可以有各種手段影響選舉結果，人們的自由權力，如言論和集會自由，不能有效改變政治格局，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這種民主和法西斯政治差別不大。那些暴政國家的人會理直氣壯的宣稱，他們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是克服了資產階級民主各種弊端的高級民主。如果你批評暴政之下的種種邪惡，他們會說你也差不多呀。奧威爾指出，程度的不同可以決定本質的不同。民主國家中也可能出現冤假錯案，但不會有納粹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民主國家中也可能出於各種原因查禁某些期刊報紙，但絕不會有黨管輿論，媒體姓黨這種事，當人們受到迫害時，一定會逃往英美國家尋求庇護而不會去投靠蘇俄布爾什維克和納粹 。奧威爾說：“英國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黨人會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膽量表達這些想法，他們這麼做等於是默認民主自由不是假把式。在民主國家，你會知道當你和朋友談論政治時，不會有蓋世太保正把耳朵貼在鑰匙孔上。你會相信除非你觸犯了法律，否則他們是不能懲罰你的，還會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駕於政府之上。”最後奧威爾斷言：“如果讓我在張伯倫治下的英國和希特勒想要強加於我們頭上的政治體制之間作出選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張伯倫治下的英國。”他的結論是：“資產階級民主並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義好的多。”奧威爾最後提出的警告是：“有人嘗試破壞對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們從新教世紀和法國大革命繼承下來的道德法則，但並不是為自己攫取權力做準備，或許是在為希特勒鋪路，我們已經看到這種事情在歐洲頻頻發生，再也沒有理由認錯它的本質。”
問：這個警告放到現在也正合時宜。
答：對，我們確實看到這十年來，民主制度面臨暴政國家的挑戰，這更要求我們保持清醒和對民主價值的堅信。在戰爭年代，奧威爾有一段時間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他竭盡全力發聲，捍衛歐洲的基本價值。後來，他又前往歐洲大陸，作為記者報道法西斯的潰敗，同時也結識了加繆、海明威等人，在歐洲的實地考察讓他震驚法西斯意識形態造成的實際上的破壞，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蘇聯加入同盟國，成為共同戰勝納粹的戰友時，奧威爾卻寫了《動物農場》一書，給蘇俄共產制度畫了一副肖相，看起來是虛構，實際上是寫生。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