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當中國統治者下令數萬士兵鎮壓北京的民主示威活動時，徐勤先將軍以拒絕執行命令而聞名。
他拒絕率領部隊開進首都，以武力清剿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幾十年來，他的反抗故事一直鮮為人知。
如今，一段洩漏的祕密軍事法庭審判影片罕見地揭開了徐勤先的真實面貌，也展現了當時軍隊內部的緊張局勢——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準備向北京派遣軍隊。這一部署的高潮發生在6月3日和4日，士兵向抗議者和旁觀者開槍，殺死了數百名手無寸鐵的人（根據某些估計達到數千人）。
在審判錄像中，徐勤先解釋說，他拒絕命令是出於個人良心和職業判斷。他告訴法官，派遣武裝部隊對抗平民會導致混亂和流血，並說執行戒嚴令不力的指揮官將成為「歷史罪人」。
徐勤先出身小販家庭，卻一路晉陞至第38集團軍司令——最負盛名的部隊之一。但在1990年的軍事法庭上，他被剝奪指揮權，被控違反戒嚴令，並且要在法官面前，為這個突然結束他職業生涯的決定辯護。
長達六小時的審判錄像顯示，徐勤先穿著樸素便服，在三名士兵的看守下進入法庭。三位法官端坐審判席俯視全場。法庭中沒有觀眾。他對法官們說：「執行這樣的任務可能立功，也可能成為歷史罪人。」
這類描述中國軍隊內部決策和異議的錄像非常罕見，而且關於1989年鎮壓的討論在中國仍然受到嚴格審查。這段影片在中國被屏蔽的YouTube平台上分享，引起了人們的強烈興趣，僅一個頻道的觀看量就超過了100萬次。
「讀到徐將軍秉持良知挺身而出的報導是一回事，親眼目睹他在法庭上如此脆弱的姿態則是另一回事，」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教授周傑榮(Jeremy Brown)表示。他曾撰寫過天安門事件抗議與鎮壓的歷史著作。「當看到徐勤先從深入的軍事專業視角闡述拒絕執行錯誤命令的抉擇時，觀者不禁會自問：『如果身處同樣情況，我將如何抉擇？』」
徐勤先告訴法官，他拒絕命令只是代表他自己，而不是代表38軍。
他的陳述，以及法官和檢察官在審判中引用的其他將軍的證詞，為中國領導人如何祕密制定和傳達戒嚴令計劃，並試圖消除人民解放軍的疑慮提供了新的視角。
徐勤先也許和其他將軍一樣，被單獨召見聽取命令。現居台灣的中國獨立歷史學家吳仁華說，這可能是為了防止他們相互交流自己的疑慮。吳仁華撰寫過若干關於1989年民主起義和鎮壓的研究，他還指出，徐勤先的審判表明，戒嚴令是口頭下達的，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
「這可以說是我30多年收集六四資料當中所見到的最重要的一份，」吳仁華在談到庭審影片時說。
「徐勤先將軍抗命的事件，在整個六四事件當中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很多細節，這個錄像出來之前的都是不明了的，尤其是關於戒嚴的決定，」吳仁華說。1989年，身為年輕學者的他曾前往天安門廣場參與抗議活動。
吳仁華是在網上發布影片的人之一，但他說他是在看到其他人上傳之後才跟進的。他說，他從一個值得信賴的消息來源那裡得到這段影片，但他拒絕透露此人的身份。他還說，他仔細檢查了細節，以確認影片的真實性。周傑榮及另一位研究天安門事件的歷史學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均表示，他們認為該影片真實可信。
審判的焦點集中於1989年5月18日徐勤先和他的指揮官們的一場緊張的會議。當時學生們已經佔領天安門廣場幾個星期，要求政治自由化。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想要果斷地結束這場騷亂。
正因腎結石住院治療的徐勤先被叫到北京軍區總部。中國領導人已經決定實施戒嚴令，徐勤先奉命從38軍——一支駐紮在距離北京約150公里的精銳部隊——派出大約1.5萬名武裝官兵，作為最初的5萬人部隊的一部分。
「我說這個事情我有不同意見，」徐勤先對法庭說，他指的是戒嚴令。他說，抗議活動應該主要通過政治手段解決，而不是武力。如果中央政府命令軍隊進駐，應該只部署在北京的郊區。
徐勤先承認38軍必須服從命令。但他告訴指揮官，他不想參與這次行動。
「當時我說，我說上級可以任我，也可以免我，」他在法庭上敘述道，似乎表明他願意因為自己的決定付出丟掉職位的代價。
會議上的一位將軍戴敬生告訴調查人員，他和同事們沉默了大約一分鐘，徐勤先的反抗讓他們一時沒回過神來。「沒想到徐會說這些話，」戴敬生在證詞中說。
在質詢之下，徐勤先承認軍隊聽命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但他表示，軍隊也應該受到更廣泛的權威的約束。
他對指揮官們說，如此重大的命令，首先應該在黨政高級官員之間進行更廣泛的討論，最關鍵的是，也許應該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討論。一些黨內溫和派人士也希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夠介入，阻止事態滑向屠殺。
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徐勤先說，解放軍已經「納入國家體制」，因此不僅對黨的領導人負責，也應對政府和立法者負責。（此後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譴責「國家軍隊」理念威脅了黨對武裝力量的控制。）
徐勤先「似乎相信，他表達的擔憂有可能會上升到更高層，從根本上踩下戒嚴令的剎車，」華盛頓美利堅大學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學家唐志學(Joseph Torigian)看過審判錄像後說。
唐志學說：「我認為，這次審判表明，甚至在軍方內部也有一種感覺，通過對話爭取學生支持的途徑尚未窮盡。」徐勤先似乎在糾結該將異議表達到何種程度。
在北京會議期間，迫於指揮官的壓力，他在電話中向38軍的一位同事轉達了戒嚴令，但同時告知對方自己不願參與。後來，他打電話給一名下達命令的指揮官，重申自己不想參與其中。第二天，一名軍官懇求徐勤先若部隊進京務必隨行。徐勤先表示同意。但到那時，改變態度為時已晚。
「這是不能容忍的，」根據審判證詞，中國軍方的一位副主席在談到徐勤先的行為時說。高層領導人切斷了他與38軍軍官的聯繫，他後來被拘留。在新指揮官的領導下，38軍以向北京進軍的血腥行動而臭名昭著，不僅射殺抵抗者，連路人也不放過。
徐勤先被判處五年徒刑，他於2021年去世，享年85歲。他的部分故事出現在書籍和新聞報導中。2011年，他對一家香港報紙表示，對自己的決定並不後悔。
轉載自《紐約時報》，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首席中國記者，自台北報導中國和台灣問題，重點關注政治、社會變革以及安全和軍事問題。
Original source: https://www.nytimes.com/2025/12/17/world/asia/china-general-tiananmen-squar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