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來藍白兩黨配合中國攻台野心，在立法院瘋狂「作亂」，導致台灣眾多民間團體群起發動罷免「舔共賣台」的立法委員，讓他們無法繼續擔任中國政府的傳聲筒。這些國會裡的敗類固然可惡，但我們要知道他們不過是中國在台「協力者」的極小部分，就像「冰山一角」的體積只是整座冰體的十分之一，至少還有90% 的「匪諜」潛伏在水面下，要靠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體認「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重要，才能去除這些更隱密的「雜質」。
根據國安會一份「共諜案滲透手法分析」報告，近兩年破獲共諜案件數屢創新高，2021年3件、2022年5件，2023年14件、2024年15件；而人數上，2024年已達64人（其中現役與退役軍人分別占28人與15人）；今年更熱鬧，1月收押前陸軍官校曲宏義中校及其吸收之6名退役軍人、2月有航特部3名現、退役軍官及前立委張顯耀、3月破獲總統府憲兵211營及國防部資通電單位4名士兵、5月爆出5名民進黨高階黨工被中共吸收的醜聞、另案收押各軍種軍士官兵8人、6月除了扯鈴教練魯紀賢案，另收押空軍官校2名校級軍官及國防部軍事新聞社1名中校，還有1名國民黨民代助理。最震撼的是在7月初以叛國罪逮捕退役陸軍中將高安國；官階突破早先捕獲的羅賢哲少將、劉聖恕及邵維強上校等人。無怪乎賴清德總統在今年3月中宣佈中共是「境外敵對勢力」，並恢復軍法審判制度，否則各級法院單只處理違反「國家安全法」與「反滲透法」等匪諜案件，恐怕就難以招架。
賴總統事後澄清，軍法審判限於現役軍人，因為《憲法》第9條明訂「非現役軍人不受軍法審判」；這令人憶起美國在二戰期間為遏止納粹德國的間諜行動，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先後兩度設立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mmission），將捕獲的間諜交付軍事法庭，以期速審速結。其實美國的《憲法增訂條文》第6條也明訂一般平民享有「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而這些納粹間諜大多是德裔美籍人士，無一是現役軍人。似此平民受軍法審判，之前只出現在刺殺林肯總統的「南軍」間諜審判上，經過近80年才再度發生，遂引起國內政治與法律人士爭議，為此還鬧上最高法院；所幸幾經波折，最後聯邦大法官們判定軍事法庭審理不違憲，但此事也成為聯邦法院極具爭議的「隱藏版案件簿」（shadow docket）事例之一。
納粹德國滲透美國的行動，歷時10年以上，結果無功而退。（維基百科）
對今日台灣而言，重提這個美國司法史上的故事或許有學術價值，但更值得關注的可能是重溫該案件的歷史背景，也就是納粹德國歷次對美國進行諜報滲透的過程和結果，因為可以做為台灣對付匪諜侵門踏戶的「他山之石」，也讓國人更瞭解極權國家的侵略野心無所不在、無時停止。
首先要說明，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之前，並沒有想要與美國為敵，他在1936年邀請美國飛航英雄林白（Charles Lindbergh） 出席其主持開幕的柏林奥運、並且開放他參觀德國空軍基地與飛機製造廠，致使林白對德國的強盛既驚又懼，回國後盛讚希特勒「是個偉人」，能「讓德國偉大復興、重建歐洲秩序」，甚至公開表示美國軍事能力不是德國對手；二戰開始後，他與反戰人士籌組「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n First Committee），為納粹主義辯護聲援，獲得70%以上民意擁戴。所以即使1938年11月納粹開始拘押猶太人、1939年9月納粹入侵波蘭、捷克、奥地利、北歐諸小國、1940年6月佔領法國、荷蘭、比利時，不敢得罪民意的羅斯福總統也不顧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低聲下氣再三懇求，始終沒有具體支援行動、更不對德宣戰。1941年6月2日納粹大舉進攻蘇俄，羅斯福還是不願直接和希特勒撕破臉；甚至在同年8月，3艘美軍驅逐艦在大西洋為貨輪護航時被德國潛艇（U-boat） 擊沉，美國也沒有採取報復行動。一直要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次日美國對日宣戰後，德國和義大利才主動翻臉向美國宣戰，羅斯福終於放棄姑息政策。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一開始希特勒或許還沒有侵略美國的決心，美國也一直沒有得罪希特勒的舉動，但這並不代表希特勒會把美國晾在一邊，就一個法西斯政權而言，有朝一日吞併對方的想法永遠不嫌過分、滲透對方社會的準備也絕對不嫌太早。1933年時，在美國的德裔人士應有超過200萬人，大多是一次大戰前的德國移民及第二代，國會中也有德裔的議員，有見於這一塊「沃土」，納粹副元首赫斯（Rudolf Hess） 就指示在紐約市的德國領事館成立一個「新德國之友會」（Friends of New Germany），針對一些非政治性的德裔人士社團進行顛覆，並宣傳反猶主張。不過這引起美國眾議院「歸化與移民委員會」（Committee on Naturalization and Immigration） 猶太裔主席的注意，設置所謂「非美活動」（Un-American Activities） 特別小組進行調查，最後宣布該組織是納粹黨在美國的一支，逼得赫斯下令組織解散，所有幹部召回德國。
但納粹並不罷休，1936年又催生了一個「德美聯合會」（German American Bund），該會廣招取得美國身分的德裔會員，將全美分成3大區，69小區，另在各州設有「訓練營」。該聯合會高調主張反猶與反共，卻矢言效忠美國、強調愛國主義，確實增加取締的難度。例如舉辦活動時，大玩兩面手法：一方面展示納粹旗幟、但一旁又掛有美國星條旗；一方面向希特勒照片抬臂敬禮、一旁卻掛著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畫像。這種表面上雙重效忠與國家認同的技倆，起初很管用，直到1938年初美國國會制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案」（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Act），納粹政府覺得該聯合會行事高調，開始引起一些美國人民的反感，漸漸變成麻煩製造者，開始切割，並收回納粹標幟使用權。1939年2月該會在紐約市著名的麥迪森廣場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 舉辦2萬支持者的盛大集會，主持人開場就說：「如果今天華盛頓總統還在，他會要和希特勒做朋友」。接著講員輪番攻擊小資產階級猶太裔領袖、狂罵羅斯福總統、吹捧納粹主義；最後還和周遭更多的抗議民眾爆發大亂鬥，結果引發主流媒體群起譴責。這可說是該會的顛峰之作、但也是急遽敗亡之始。
二戰爆發後，該會首任會長卻因逃稅及掏空公款醜聞而獲罪，在獄中被撤銷美國籍，戰後被遣返德國；更扯的是，1940年他的繼任者又因教唆會員躲避徵兵而被判間諜罪，短暫逃亡墨西哥後遣返入獄。1941年底美德正式宣戰，該會被美國國會宣布為非法、遭到解散。
幾乎在組織瓦解的同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宣布破獲一個貨真價實的納粹間諜網，最後被起訴判刑的33人中，除了全部都是德裔美籍、而且不乏上述「德美聯合會」成員。這個間諜網以一個老手杜凱尼（Frederick Duquesne） 為首，他在紐約住了30年之久，開設一家空殼企業，一戰期間就曾暗中成功破壞盟國海運船隻；另一個主要成員費塞 （Paul Fehse）在德國受過間諜訓練，負責召開會議、協調分工，但其表面職業只是在貨輪上做廚師。細細一查，這群人當中廚師竟然有4人，還有理髮師1人，都在貨輪上工作，另外水手和服務員，也有7人；再加上碼頭工人、卡車司機、輪船油漆工等，顯然當時納粹最重視的是大西洋兩岸港口物資運送的情報，順便利用工會製造糾紛。另外有6名工程師與製圖員，分別在福特汽車、西屋電氣、燃氣發電廠、精密材料研發公司、甚至在軍方任職。值得重視的是，這些技術人員中，僅有1人是受金錢收買，其他成員應該都是被納粹主義洗腦成功。
1936年納粹催生了「德美聯合會」，該會主要廣招取得美國身分的德裔會員。（維基百科）
這個集團在美國對德宣戰才第6天，就全員就逮，當然不是拜美國民眾保密防諜意識之賜，而是因為其中一位關鍵人物施勃得（William Sebold）是雙面諜，蓋世太保認為其年邁母親在德國形同人質，吸收他應該不敢「亂來」，不料他自始就和FBI合作，其他成員每回與他接觸都被錄下完整影音，所以被一網打盡後，很快就認罪受審。由於他們賣力取得的「機密」其實是FBI「餵」的，根本無三小路用，因此無人判死，刑期10年以上13人、2年以下9人，首腦杜凱尼判了19年，他的美國情婦露易絲（Evelyn Lewis） 1年又1天。這件「團滅」大案真正敲醒納粹高層的美夢，企圖以郷情、血緣、族裔來策動內應、顛覆美國，風險比想像高得多。
但是開戰後對敵國的諜報工作當然更不可或缺，於是納粹秘密在外交部長李本楚（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授命下，親衛隊（SS）總部決定安排經過諜報訓練的人員潛入美國工作，命名「帕斯托利亞行動」（Operation Pastorius），由納粹陸軍軍官卡培（Walter Kappe） 負責訓練，這就連結到本文前述美國以軍法審判納粹間諜之事。
包括卡培本人，這次的人選都是曾經移居美國多年、但戰前又重新回歸德國的納粹主義份子，只遴選了8人，在「布蘭登堡破壞任務學校」（Brandenburg Sabotage School） 集中訓練。於1942年6月中旬，他們分乘兩艘潛艇，攜帶武器與夠用兩年的爆裂物，分別在紐約與佛羅里達州大西洋岸邊，趁著濃霧與夜色上岸。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破壞重要交通樞紐、公用設施、及國防工業生產單位，例如紐約市的地獄門（Hell Gate）鐵路橋、紐華克（Newark）的鐵公路總站、紐約的自來水淨水廠、費城的煉鋁工廠、密西西比流域的水渠通道等等，用意在製造社會混亂、民眾恐慌。兩批人上岸隨即再分成4個小組，就等卡培到來展開行動。想不到當一切看似就緒，竟然又出了和上次同樣的大紕漏：年齡最大的隊長達許（George Dasch）竟然決定投誠，私下向FBI供出所有組員的行蹤，再一次「團滅」。其實納粹上級行前早已吩咐：「任何人若顯示意志薄弱，其他人可以將其格殺勿論」，但恐嚇收到反效果；達許警告他的夥伴博格（Ernst Burger），如果不從就別想活命。於是兩週後全數被逮。
二戰開戰後，納粹親衛隊（SS）總部決定安排經過諜報訓練的人員潛入美國工作，命名「帕斯托利亞行動」。（維基百科）
這個案件不是FBI主動破獲的，這讓羅斯福總統與FBI 局長胡佛 （J. Edgar Hoover）心虛又生氣，納粹間諜搭潛艇換橡皮艇在國土南北兩處海岸長驅直入，顯示國家安全有大漏洞。羅斯福總統一怒之下，下令組成1865年以來第二次軍事法庭審判「非現役軍人」，8名被告都不認罪，辯稱是為了可以到美國才會答應指派，而且並沒有破壞任何設施，仍然全部被判死刑；直到檢察總長求情，最早投誠的達許和博格才獲減刑免死，其他6人在8月8日被送上電椅。1948年兩人被杜魯門（Harry Truman） 總統特赦，並遣送回德國。
這個案子還衍伸出另一個聯邦重大刑案，被告是8人中第二資深成員郝普特（Herbert Haupt）的父母、叔父、姑母、以及另一成員弗井（Wolfgang Wergin） 的父母，共3男3女，罪名是「叛國」，陪審團判定有罪。法官坎貝爾（William Campbell），量處重刑。男生死刑、女生25年刑期；並宣讀了一篇長長的重刑釋明，寓意很深，節譯幾段如下：
… 本法庭認為陪審團的有罪判決是建立在充分的証據上。本席必須考慮到，目前我們國家及每一個男女老幼正面對一場前所未見的生死存亡之鬥爭，要打倒獨裁及邪惡。…
在我們奮力對抗敵人時，國內防線就和戰場前線一樣重要；所以危害家園的舉動。就像在敵人面前破壞我們的佈署一樣，都是叛國。…
量刑必須能成為及時且嚴肅的警告：任何人企圖做出不論多微小的破壞、或與敵人勾結，都給我小心；重刑也是要警告敵人，別想再把德裔美籍人士當做滲透顛覆這個國家的棋子，這種自以為聰明的計謀必定失敗。…
… 公道要還給成千上萬忠誠的德裔美國人，他們的愛國心和忠誠度是無庸置疑的，本庭從不相信這些囚徒絲毫能代表我們所有出生於德國的美國公民；你們無需擔心因為本案這些被告的行為而受到骚擾、不公、歧視。…
這位坎貝爾法官的重懲當時受到廣大支持，不過案件經過上訴之後，死刑沒有執行、女性改判輕罪或無罪；戰後則多人被釋放並遣返德國。然而或許是這次的嚴刑峻罰，也可能因為侵俄戰事陷入膠著，有一段長時間納粹沒有再積極滲透美國。但隨著1942年6月的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與1943年2月的史大林格勒之役（Battle of Stalingrad），軸心國在太平洋和歐陸兩大戰場相繼敗退，納粹無法繼續忽視美國的存在，尤其1944年6月聯軍在諾曼第（Normandy）登陸成功，納粹終於像一個走投無路的賭徒，決定再賭一把，進行「麻雀行動」（Operation Elster），這是對美國最後一次進行間諜滲透。
於是在1944年11月底又有一艘德國潛艇在美國東北角的緬因州海岸送上2名間諜，一是柯爾保（William Colepaugh／下圖／維基百科），在美國土生土長，上過海軍學院，也曾進過麻省理工學院（MIT），並曾短暫加入美國海軍；他被遣退後，轉往里斯本（Lisbon）的德國大使館投奔納粹，在海牙（The Hague）接受密集電報與武器訓練；另一名是金培（Erich Gimpel），一名資深地下工作者，精通無線電操作，二戰一開始是在其他南美國家做間諜；不過後者說英語有濃濃德國腔，需要前者當掩護。他們的任務除了蒐集美國民情之外，重點在飛機與火箭製造情資，甚至包括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或許覺得有行賄的需要，這個行動的特色是兩人除了攜帶手槍、特殊照相機鏡頭、隱形墨水和顯影劑、微點軟片之外，還備有大筆現金及98顆鑽石做「盤纏」。
兩人上岸後直奔紐約市，住進旅館。柯爾保離開美國太久，想先體驗大都會的奢華夜生活，金培只能跟著他走，兩人花天酒地、「不務正業」半個月，足跡遍佈高級餐館、酒吧、夜總會、劇院、服飾店，甚至召妓買春。等到玩夠了，不可思議的事又發生了，柯爾保乾脆拋下同伴，捲款而去；他聯絡上一位中學老同學，坦白自己的間諜身分，打算自首。這次FBI早已收到數起民眾報案，目睹有可疑人物在雪地步行前往車站後消失，FBI很快就確認屬實。聖誕節次日，FBI就到同學家逮捕柯爾保，金培則在除夕前一天被捕，又是一次「團滅」。
羅斯福總統再次下令軍法審判，金培自知死路一條、多辯無益，所以偵訊中完全不合作；柯爾保則把責任推給金培，說自己早已後悔投奔納粹，會答應做間諜是為了回到美國，而且早就想要自首，但受金培監視難以脫身。這些鬼話當然沒有屁用，兩人都判了死刑。幸運的是，二戰已近尾聲，杜魯門總統把兩人減為無期徒刑，戰後10年兩人都假釋出獄。同樣的「叛國罪」，但國家處境大不同，命運自然也不同。
納粹德國滲透美國的行動，自戰爭爆發前到戰爭結束前，歷時10年以上，結果無功而退。究其原因，多數美國人民只是短暫被納粹的極端種族偏見所迷惑，隨即看清野心獨裁者的真面目，回歸民主自由理念，拒絕「與魔共舞」；再者，儘管希特勒藉著令人震懾的軍事優勢崛起，美國人民不是被嚇大的，保家衛國的意志始終堅定；第三，正如坎貝爾法官的感慨，軍人在戰場報效國家、平民在後方守護家園，同樣重要。總結而論，美國能安然渡過納粹滲透，「人民素質」是最可靠的護國基礎。
所以當前台灣第一要務，應是鞏固台灣內部民心、培養愛護家園的情操，這在此次「大罷免」行動已經可以看見曙光。至於重啟軍法審判，當然會有一定的嚇阻作用，但屬次要。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總統府前秘書長、退休公教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