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從《731》到《南京照相館》，電影作品引發的輿論沖擊，也帶領我們回顧80年前那段祖輩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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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痛的歷史一幕幕展開，“慰安婦”便是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議題。當日本軍國主義的刺刀在中華大地上橫行，至少20萬中國女性成為了受害者。如今，正義尚未得到伸張，但全國受害幸存者僅剩7人。
自從1991年全球第一位“慰安婦”韓國人金學順勇敢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一批中國的學者也踏上了尋訪受害者、調查歷史、還原真相的路。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便是他們中的開拓者。
近日，我們到了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拜訪了在“慰安婦”議題上耕耘了三十多年的蘇智良教授，請他為我們講述多年來如何在與時間賽跑，尋訪358位慰安婦受害者的故事。他也講述了在日本右翼阻撓之下，“慰安婦”檔案申遺被擱置、“慰安婦”受害者訴訟日本政府遭失敗，以及當下我們捍衛歷史真相，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的意義。
34年，358位“慰安婦”，2100處慰安所
觀察者網：您是1991年才從日本學者那裏第一次聽說，中國第一個“慰安婦”場所是在上海，您作為歷史學家當時也很吃驚。可見那時國內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當時都過去45年了，為什麼之前大家都不知道？
蘇智良：首先，日本政府有意隱瞞戰爭罪行。二戰結束時，日本政府自上而下銷毀了大量證據和文獻，很多資料找不到了。
其次，因為“慰安婦”問題涉及性侵害，在東亞社會是難以啟齒的，所以受害者大多選擇沈默，能夠站出來發聲的只是極個別的。直到1991年8月14日，韓國受害者金學順站了出來，才引發了一波各國對“慰安婦”問題的關註。可以說，我們真正開始了解“慰安婦”問題，是從1991年才開始的。
觀察者網：從1991年您開始做“慰安婦”專題研究，至今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令人敬佩。期間有哪些裏程碑式的突破性進展？
蘇智良：第一個重大進展是在上海的調查。1993年我從東京大學回到上海時，掌握的慰安所資料只有4到6個。1995年抗戰紀念高潮中，媒體逐漸有了一些這方面的報道。比如，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市民與社會》欄目，當時主持人是左安龍先生，他邀請我做一期直播節目，講述上海慰安所的調查過程。節目反響極大，現場電話不斷，原計劃兩小時就結束的節目臨時決定次日繼續播出。那次直播我們也搜集了很多之前不了解的線索。
比如，一位姓陳的番禺中學物理老師，他父親是商人，抗戰前在錢倉路建造了一座豪宅。這座宅子是一處四周圍起來的院落，中間是兩層的青磚洋房。陳老師說，這棟房子在抗戰時被日軍占領改為慰安所，中間的二層青磚洋房成了軍官的慰安所，四周的平房變成士兵的慰安所。陳老師一家人被驅趕到一個角落，家裏的管家成了慰安所的管家。
陳老師請我們去現場調查，那座房子如今被列為浦東新區的優秀保護建築。老管家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向我的兩個學生講述了這座老房子的故事，並透露附近在四川北路橫浜橋還有一處分所。我看完學生整理的材料後大吃一驚，就趕緊聯系準備去拜訪這位管家先生，結果被告知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所以我們的調查一直有這樣一種使命感，我們在跟時間賽跑。這樣從最初的幾個慰安所，到現在上海確認的慰安所已經有182家，可以說上海是整個亞洲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第二個重大進展是在山西。90年代後期，當地志願者幫助我們找到了一批幸存者。因為農村地區受害者的經歷眾所周知，隱瞞不住。我們一個村一個村地調查，確認了幾十位幸存者。
第三個是2000年前後，海南省政協很有責任擔當，他們組織調查日軍侵華暴行，其中包括“慰安婦”問題。海南是日軍南下東南亞的重要基地，慰安所分布密集。我們在那裏確認的慰安所數量接近100個，受害者168人。
通過這些年的努力，我們在中國大陸找到358位“慰安婦”受害幸存者，全國各地確認慰安所的數量超過2100個。這些都是實證調查得出的確鑿成果。
觀察者網：您在全國搜集到的2100個慰安所，可以說已經拼成了一個日軍在中華大地上的施暴地圖。從展館介紹我們得知，日本“慰安婦”制度最早形成於上海，反而不是東北，為什麼？還有大同和海南的情況又是怎樣的？
蘇智良：“慰安婦”制度最早確實是從上海開始的，因為上海是日本海軍最大的海外基地。日俄戰爭（1904-1905）之後，日本海軍頻繁駐屯上海，在虹口建立了特別陸戰隊司令部。1932年1月份，這個司令部指定了四家日本的風俗店作為海軍特別慰安所。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作為上海派遣軍的副參謀長岡村寧次提議從日本召集女性組成“慰安婦”團，駐紮在上海。戰爭結束後，這個“慰安婦”團撤離，但海軍慰安所繼續擴散著。
九一八事變後，我們確認下來應該是從1933年開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慰安所也逐步出現。1937年七七事變後，尤其是八·一三淞滬會戰、南京淪陷，日本就開始自上而下地全面推動慰安所的建立。
從那以後，在全國，只要是日軍占領的地方，無論是一個師團、一個軍，都會建立一個“慰安婦”系或者“慰安婦”科，來負責慰安所的建立，軍隊的副官負責指揮。所以，從黑龍江到雲南，從內陸到沿海，全國22個省市都發現了慰安所。1941年底之後，日軍占領了東南亞各地，太平洋各島，“慰安婦”制度又推行到這些地方，一直到二戰結束。
為什麼韓國“慰安婦”聲音比中國大？
觀察者網：與中國的“慰安婦”議題在公共空間中的聲音相比，似乎韓國在“慰安婦”問題上的聲音更大，國際影響也更大。您怎麼看這個現象？
蘇智良：為什麼韓國聲音特別大，倒不是他們受害者人數多。我們推測朝鮮半島大約有14-16萬人，中國受害者超過20萬。因為畢竟中國是日軍占領地，地盤很大，再加上人口眾多。
韓國聲音很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從1991年韓國的“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站出來以後，韓國政府把整個國家動員起來了，將“慰安婦”問題作為國家與日本右翼鬥爭的重要議題，他們在全國甚至整個亞洲尋找受害者。其實韓國很多的受害者是在中國找到的，因為在戰爭結束之後，好多受害者覺得沒臉面回到家鄉。從海南、武漢、上海、山東到黑龍江，我們找到了好多朝鮮半島的受害者。
在政府和整個社會的支持下，“慰安婦”問題在韓國被看作女性社會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支。1995年北京婦女大會，其中一個話題就是“慰安婦”問題。但中國學者幾乎沒有參與，中國的受害者也沒有出現。
其次，韓國還把“慰安婦”議題推廣到了全世界。他們組織受害者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去講述她們的故事；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來展示這一歷史話題，比如拍攝了《鬼鄉》等票房突破紀錄的電影。
而且，他們還把“慰安婦”少女像推廣到世界各地，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意大利等地方，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社會運動。
相比之下，中國更偏重學術研究與史料考證，社會運動的氛圍和資源動員確實不如韓國廣泛。比如我們這個團隊，首先定位是做歷史研究和調查的歷史記錄者，而不是社會運動組織者，這也是我們國家的社會情況決定的。但我們團隊也參與了一些社會活動，比如推動紀錄片《二十二》的拍攝，再比如代表國家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
日本社會歷史認知的倒退
觀察者網： 您曾指出“日本右翼通過‘史料戰’否認’慰安婦’強制性”。具體是怎麼表現的？
蘇智良：這個由來已久了。日本在戰後對戰爭有所反思，但是不夠。特別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美國出於冷戰的需要，扶持了包括岸信介在內的一批戰犯嫌疑人上台擔任日本首相和官員，這導致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反思是遠遠不夠的。
1990年代，“慰安婦”問題曝光後，日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大量媒體報道“慰安婦”問題的新發現。但是到了90年代後期，日本右翼勢力開始反撲。日本右翼抓住《朝日新聞》關於濟州島“慰安婦”回憶錄中的細節瑕疵，認為回憶者說謊，發起了大規模質疑，迫使《朝日新聞》撤回這一組報道。這次事件被視為右翼反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再比如，2000年我們在東京舉行了“慰安婦”的民間審判，這是戰後“慰安婦”問題規模最大的一場國際活動。60多個受害者到場，包括中國的6位“慰安婦”受害者也到場了。但是後來，NHK電視台在報道時扭曲了我們的立場。
還有，“慰安婦”研究第一人吉見義明教授，他寫了很多論著來揭露真相，但是多次遭受右翼攻擊，汙蔑他關於“慰安婦”的觀點是捏造的。他忍無可忍起訴右翼名譽損害，結果居然敗訴了。
更嚴重的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歷史教科書普遍地寫入了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甚至還有細菌戰的內容。但是到了今天，只有極個別還保存著，而且會加個註釋：“關於南京大屠殺數字是有爭議的”。
這就表明，歷史不是單向線型演變的，有時候會迂回，甚至會倒退。可以說，今天日本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認知，與1990年代相比已經倒退了。
在政治上，1990年代日本政府的河野談話，還承認了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的問題，並對此表示了道歉。安倍晉三上台之前說要修改河野談話，但是他直到死也沒有修改成功。但是日本政府對侵華暴行的態度實際是後退了。
日本右翼的重重阻撓
觀察者網：那麼，2016年“慰安婦”檔案申遺失敗是否也是這種倒退的標志？
蘇智良：是的。2014-2015年，我們國家申請將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檔案列入聯合國教科文世界記憶遺產工程，結果南京大屠殺登錄成功，而“慰安婦”檔案則因涉及多國，教科文組織建議聯合申遺，被暫時擱置。
2016年，我們與韓國等國家聯合申請“‘慰安婦’的聲音”項目，日本右翼和日本在美國的團體聯合起來，以民間身份申請了所謂“‘慰安婦’與日軍紀律”項目。他們的項目只有八件檔案，但是因為也涉及到“慰安婦”，教科文組織予以擱置，要求兩個都涉及“慰安婦”的項目方進行對話。
現在快十個年頭過去了，對話還沒有達成。日本右翼不斷設置障礙阻撓我們的訴求，所以現在還處在對話階段，能不能實現對話，能不能登錄成功還很難說。
觀察者網：對話成功的標準是什麼？
蘇智良：要看教科文組織怎麼判。這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歷史上也是沒有過的。過去都是以一個項目為單位申請的，現在“慰安婦”有兩個項目，所以教科文組織也面臨挑戰。而且日本右翼要攪黃這件事。
“‘慰安婦’的聲音”申遺失敗之後，日本政府還提出全面修改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的章程，而且他們已經成功了。修改的核心內容是，如果某國申請的項目涉及另一國的內容，必須獲得該國政府的同意。以後像細菌戰檔案、毒氣戰檔案這樣的項目，假如日本政府不同意，申遺就無法進行。
好在我們“‘慰安婦’的聲音”項目是在新章程出台前申請的，不受新規制約，所以我們還在努力。但對話過程充滿了鬥爭與阻礙，至今沒有實質進展。
觀察者網：日本右翼具體怎麼搗亂，是哪些機構在阻撓，雙方爭議的核心是什麼？
蘇智良：譬如說我們要到巴黎對話，我們需要商議時間、地點、話題、人數。日本右翼就不斷地搗亂，一會說我們人數太多，要求我們減少人數，還要干預話題的設置等等，來來回回不斷拖延。
我們中國申請方主要有兩個團體：一個是我們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我們提供了自己調查的各地“慰安婦”慰安所幸存者的記錄，包括視頻、老照片、新照片；還有一個是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方元所的康健律師也參與了“慰安婦”的調查和協助日本律師團到東京起訴的事情，她收集的材料也放進了聯合申遺檔案中。
對方是民間團體，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國。比如美國的這個團體，十個年頭過去了，他們的頭領已經死了，這個組織都派不出代表了，現在主要是日本的團體在向教科文組織交涉。
他們申請的項目主張是，第一，戰爭時期日軍的軍隊紀律非常好；第二，“慰安婦”是得到報酬的，是商業行為。的確，看日軍頒布的慰安所的規定，日本軍人進入慰安所是要付費的。但根據我們的調查，錢不是給受害者的，而是給慰安所的經營者，就是慰安所的老板。
他們就是在歪曲歷史。我們調查的358個受害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說，在慰安所或者強制奴役期間，都是沒有報酬的，完全是被奴役的狀態。極個別的受害者說，日本兵會送一點小禮物，而且還是在和平狀態下。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比如在海南、湖南、山西、東北這些地方，日本兵就是就地抓人。所以我們找到的很多幸存者都是村莊裏的女性，當年十四五歲、十六七歲，相當部分是未成年人，被抓到炮樓的，很慘。有的身體不好也不放人，叫家裏來贖，家裏還得湊足30塊大洋或者50塊大洋，甚至把地賣掉，把房子賣掉，湊錢來把自己的女兒贖回去。戰爭狀態時，日軍開拔了，有時會把婦女帶走，有時候就把當地的婦女放棄了，換一個地方又抓一批。
所以實際上，中國的受害者數量是非常多的。有學者跟我討論說，在他們看來受害者可能100萬都不止。但我們從90年代末開始調查推算，就是20萬以上，我們也沒有改這個數字。因為20萬人、100萬人的姓名簿，是拿不出的，畢竟時過境遷，但是我們盡可能地尋訪。比如說我們找到358個受害者，通過她們的口述知道遠遠超過300人，甚至3000人也不止，因為她們當時一起的受害者很多已經去世了。有的慰安所，一處就有四五十個人。而相當多的受害者，戰爭時候就死了，這方面有大量的案例：有的反抗被殺了，有的懷孕被殺了，有的難產不幸喪生，也有的生病死了，各種各樣的受害者都會有。
觀察者網：您支持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但日本法院始終駁回訴訟。後來有報道說，她們在中國國內提出起訴日本政府，要求索賠，您了解的進展如何？未來是否可能通過國際法庭追究責任？
蘇智良： 1995年開始，我們的幸存者到東京地方法院起訴。到本世紀初4起訴案全部敗訴，這一條路就不通了。
第二條路，近年來有受害者在湖南和山西向法院提出了訴狀，狀告日本政府，法院沒有開庭。據我所知，法院以被告不受法院管轄不予開庭。所以這條路目前來說也頗為艱難。我以為，中國的法院可以學學韓國。
第三條是通過海牙法院。比較麻煩的是，海牙國際法院立案原則是，原告國和被告國雙方政府都要同意，才能立案。可以想象，日本政府不可能同意，所以這條路目前來說也不行。
還有一條路，就是受害國的政府能不能聯合起來，向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設立特別法庭？這是可能的，因為戰後多次建立過特別法庭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或者解決當下國際政治中重大人道主義危機的問題。
當然要看受害國政府的決心。這是有成功先例的，譬如說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和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也為我們在“慰安婦”問題上，尋求國際法庭審判提供了思路。
與時間賽跑：保護歷史真相需要更好的技術手段
觀察者網：截至2024年，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幸存者僅剩7人。從358的受害者到如今僅僅剩下7人，你們真的是在跟時間賽跑。現在科技很發達，可以幫助我們永久地留存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就用AI技術還原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童年影像，您的團隊也與南京利濟巷紀念館合作的“VR慰安所遺址”項目，效果如何？是否計劃擴展至所有幸存者遺址？
蘇智良：358個受害者是累積發現的，現在僅剩下7個人，分布在兩個省份，6個在湖南，1位在山西。上海已經沒有了。我們之前在崇明島發現了3位受害者，市中心發現了兩位朝鮮半島來的，她們都去世很多年了。
數字技術用於歷史檔案記錄，國外走在比較前面，就是通過全息影像，把受害者的信息保留下來。南京利濟巷紀念館的“VR慰安所遺址”項目做了一次嘗試，是跟國外的團體合作的。
我們中國“慰安婦”歷史博物館比較小，現在還難以做全息展示。我們正在做這樣的考慮，比如將我們過去拍的錄像、錄音、照片全部數字化，然後通過博物館的觸摸屏，可以看到。
我們也希望有更好的科技手段來保存這些珍貴的資料。你想358個人，現在只剩下7個人；而且這7個人平均都96歲了，所以我們要把這一段歷史信息保全下來。
觀察者網：您提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在二戰一結束就立即被整體保護起來，很有歷史眼光，最終成為第一個世界警示性文化遺產。過去，我們保護二戰遺址很不力，抗戰戰場與萬人坑、殺人場、勞工宿舍等受害遺址，毀壞得太多。 那麼，在保護慰安場所方面，以上海為例，您和團隊調查確證的慰安所舊址至少有182處，而現存的舊址最多也就20多處。慰安所遺址保存方面，有哪些進展，困難和挑戰有哪些？
蘇智良：慰安所舊址保護方面，我們有一些進展。譬如說在三個慰安所的舊址上建立了陳列館：一個是南京利濟巷；第二個是雲南龍陵的董家溝慰安所；第三個是黑龍江孫吳軍人陳列館。
還有一些，譬如說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是在上海東寶興路125弄大一沙龍的建築，這裏只做了建築保護，並沒有建成紀念館；再比如說錢倉路350號現在變成了一個會所，這個房子是作為浦東優秀建築被保護起來的。
還有杭州西湖邊上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辦公地，其實戰爭時期也被用作了慰安所，它是以抗戰歷史舊址的名義被保護下來了。
當然，2100處慰安所，也不可能全部保護，也沒有必要，但是一些重要的慰安所舊址還是要能夠保護下來。如果說哪一年這些抗戰的相關舊址全部被拆了，我們如何記憶這段歷史？
觀察者網：您曾批評“部分青少年對’慰安婦’歷史知之甚少”，您團隊針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做了哪些工作？在中日韓教科書上，韓國對“慰安婦”的認知高出中國，可能得益於教科書，中國在這方面有沒有進展？如何應對歷史虛無主義在網絡上的蔓延？
蘇智良：在歷史現場給青少年講歷史真相的教育非常重要，包括“慰安婦”問題。
這個議題初中以上的孩子基本能理解。所以我過去主編的上海歷史教科書，我也寫了“慰安婦”這段歷史。華東師大出版的全國版高中歷史教科書也寫了“慰安婦”的歷史，包括目前使用的全國教材也有，這是一個方面的努力。
另外就是通過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以及像《二十二》這樣的紀錄片和媒體的報道，讓觀眾能夠記憶這一段歷史。《二十二》放映的時候，有600多萬青年人走進了影院，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啟蒙。
總之，隨著科技的進步，歷史應該有新的呈現樣式。譬如說現在數字、人文、 AI越來越紅火，技術越來越精湛，我們能不能把歷史的知識和現代化的技術相結合來展示？包括像短視頻的播放，也是一個很好的手段，總之我們還是要不斷地努力，要加強對這段歷史記憶的認知度，而不是讓它隨著時間的遠去慢慢被遺忘。
要確保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必須要反思戰爭
觀察者網：9月3日，我們將慶祝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並舉行隆重的閱兵式。在當下中國和日本、美國關系比較緊張的時候，您認為我們怎樣去捍衛這段歷史真相？作為歷史學家，這場紀念對我們當下的意義何在？
蘇智良：2025年是中國抗戰勝利80周年，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首先要講勝利，我們是戰勝國，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苦難。
所以我也看到，即使在暑假，也有一些散客到上海以後，會敲開我們博物館的大門進來參觀，或者是跟“慰安婦”少女像合影。這說明他們是發自內心的希望去了解這段歷史的。
我們還是要通過各種承載歷史記憶的手段，譬如說教科書、媒體報道、影視作品、博物館、紀念館、歌曲等等不同的方式，去加強這個記憶。
在這方面我們確實應該向韓國學習。譬如說我們的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紀念館，最多的一天接待的是濟州島的初中生，700個韓國學生來到我們館參觀，一下子都容納不了那麼多人，他們就一個班一個班分批來參觀。他們到了上海沒有去看迪斯尼，卻到了一個“慰安婦”博物館來參觀。
後來我知道韓國人海外求學和旅遊，上海是最重要的一站。為什麼？因為在上海，馬當路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陳列館，魯迅公園有紀念韓國義士尹奉吉的梅園。（1932年4月29 號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用炸彈炸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等），我們上師大有“慰安婦”博物館，以及草坪上韓國和中國“慰安婦”少女像，這些都是韓國的教育委員會以及韓國各地的教育委員會給本國居民推介的項目。
觀察者網：您主張“歷史真相是東亞和平的基礎”，從學術層面，中日韓學者建立聯合檔案庫，就共同的歷史記憶達成一定的共識相當重要，但是這裏面的政治障礙如何破解？
蘇智良：其實我們過去一直在努力，20年前，中日韓三國的歷史學者就坐在一起開了10次會議，幾年當中編了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以三種不同的文字出版。我們中國的版本在北京出版，印了11萬冊，印數最多，後來還出了香港版。現在這個項目還在延續，不斷地有新產品出來。
另外一個機制是針對高中生的“中韓日三國少年歷史夏令營”，三個國家輪流做東，去了解一些歷史現場，了解對方的歷史，形成我們共同的記憶。譬如說，我們曾經發起過一個活動，請學生去訪問老人，詢問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他是怎麼度過的？去首爾、東京、重慶、上海、北京、南京、延安，老人們的體驗都很不一樣的，學生也了解了一些戰勝日的歷史。我們一直在推進這樣的工作。
現在在亞洲，歷史虛無主義還是蠻盛行的。韓國女學者樸裕河寫了一本書叫《帝國的“慰安婦”》，認為“慰安婦”和日本軍人是戰爭狀態下特殊的同志關系。她否認“慰安婦”是受害者，這是一個驚人的倒退。這本書出版後馬上受到了日本的歡迎，日本很多大學請她去演講。
在日本也有同類型的書，從安倍晉三到岸田文雄，都說“慰安婦”是人販子做的壞事，跟日本政府無關。他們就是在推卸責任，事實上，是日本政府和日軍實施了性奴隸制度，這是鐵證如山、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能夠證明的歷史事實。
我們也遇到很多有良知的日本國民和日本學者，他們推動了正確的歷史觀。但是在日本他們非常艱難，所以我們要跟他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
回顧歷史，根本上是為了面向未來，要確保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必須要反思戰爭。
轉載自《觀察者網 》，整理/段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