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學者在研究毛澤東如何發動和指導他的政治運動時，已經注意到了他的一個隱藏的但又有跡可循的深層思維的模式—戰爭思維。例如，「毛澤東在具體領導鎮反運動上，仍然沿襲革命戰爭年代指揮戰爭的辦法，在捕、殺人問題上，下指標、定任務、定時間，主觀臆斷，急於求成，不斷地發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時必須逮捕多少人、必須殺多少人。」中共及其領袖們是在馬上取得的天下。指揮並贏得「革命戰爭」一直是其政策的中心基點，他們無意識的深層思維也大都戰爭化了。在筆者看來，這種毛的深層戰爭思維絕不僅僅是一些具體的舉措和極端的言辭，而是浸透交織在他對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理論界定、戰略思考、個人野心乃至病態心理的主觀臆想之中的。沿著這條綫索，我們也確實可以解開不少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之謎。
毛澤東無疑是一個極端崇尚暴力的好戰領袖。「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他就支持北朝鮮獨裁者金日成發動了朝鮮戰爭。「新中國」在它剛建立後的差不多前四年內，其實完全處於一場窮兵黷武、捉襟見肘的國際戰爭中，毛澤東在國內發動的政治運動不與之緊密相連是不可能的。
例如，毛澤東在參與朝鮮戰爭的同時發動的「鎮反—肅反運動」，其實就是為鞏固朝鮮戰爭後方而蓄意為之的現代版的「坑降卒事件」。又如，中共在1951年初發動的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正在進行中的朝鮮戰爭以及由戰爭引起的軍費激增、財政失控有直接的關係。三反五反運動以後，毛澤東曾不無得意地說過：「『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一年半（指朝鮮戰爭—筆者注）。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完全可以用在國內建設上。」可見軍費問題確實是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隱秘考量。再如，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的「趕超英美」的大躍進就是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
論及毛執政生涯的最大敗筆的大饑荒根源—「統購統銷」政策的緣起，也是朝鮮戰爭的直接產物。因戰爭造成國家軍費暴增、支出浩大。中共只能把戰爭所造成的額外經濟負擔轉嫁到了農民頭上。朝鮮戰爭還在中國造就了一個以戰爭為基礎的畸形工業體系。糧食商品率的下降和需要國家供應量的迅猛增加，使得糧食供求極為緊張。而「統購統銷」實際上是在朝鮮戰爭的陰影和慣性下產生的一種非常態的戰時經濟。此外，這一政策的產生還和毛澤東出於共產主義和冷戰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當時毛堅信「美國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這樣，中國的經濟體系就從一個戰爭的陰影走入了一個更大的戰爭陰影。
稍作剖析便不難發現：毛發動的多次政治運動及其建立的組織形態都是和戰爭息息相關的。毫無例外，它們又都在和平時期造成了極大的災難。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到徐水縣視察中推動人民公社化，開始宣導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即所謂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組織形式和直接導致大饑荒的「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的產生。例如，軍事共產主義賦予了各級幹部在和平時期有戰爭時期的軍事指揮員的絕對權力，使他們直接能夠動用政府權力（如設立「勞改隊」）甚至國家機器（如武裝民兵），對不聽話農民甚至幹部進行任意的壓榨欺淩。「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等自然應運而生，使大躍進—大饑荒那幾年成為中國歷史上酷吏最盛的時期。再如，軍事共產主義還直接造成幹部的「對生產瞎指揮風」和群眾無法抵制那些荒誕不經而又日新月異的「浮誇風」。原因非常簡單：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殘暴和腐敗。而由於所有資源都掌握在軍事化的領導者手裡，人們便不得不在恐懼中奉迎他們，以換取活命的生活資料。
毛澤東確實是一位軍事家。他在抗日戰爭時期閱讀了普魯士軍事專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汲取和發展了這部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奠基作的某些重要論點，使之成為他自己軍事思想重要的理論來源之一。毛澤東特別欣賞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論述，他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然而，毛澤東對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論述並沒有讀全讀懂。克勞塞維茨雖然說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是他決沒有倒過來說「政治是戰爭的繼續」。相反，克勞塞維茨警告說：「因為政治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沒有目的的手段永遠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政治家和統帥……不應該把那種不符合當時情況的戰爭看作是他應該進行的戰爭，也不應該使他所從事的戰爭成為那樣的戰爭。」換句話說，把政治完全混同於戰爭是完全錯誤、本末倒置的。然而，毛澤東在建政後似乎仍沉浸於國共內戰的軍事勝利之中不能自拔，以為他的戰爭思維和指揮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萬能的。這顯然是荒唐地把政治當作了戰爭的繼續。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以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仍然堅持其戰爭年代的思維和方法來搞政治，其結果必然是悲劇性的：把和平政治搞成了流血的戰爭。
以反右運動為例，毛澤東的指示中就連篇累牘地運用了諸如「大戰」、「戰場」、戰術（如「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內外夾擊」、「殲滅性的打擊」等等）的詞語，這都說明毛在整個政治運動中運用的是戰爭思維或軍事指揮的邏輯方式。而這一錯誤的思維方式又將他引入更深的思想和政治的誤區。其一，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毛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一個指揮以往「三大戰役」這樣的軍事統帥的地位。然而現實生活中早已經沒有了國民黨的百萬武裝大軍，他面對的不過是共產黨治下的百萬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而已。這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絕對的「不對稱戰爭」。
而對要再一次重溫英明統帥的舊夢的毛澤東來說，只能在他想像的空間裡靠有意無意的誇大敵情，才能使戰爭對稱起來。這樣，所謂的反右「擴大化」是在劫難逃的，因為它首先是毛澤東虛幻的戰爭思維的直接產物。其二，毛澤東有意無意地混淆了軍事道德和政治道德的界限，使他在戰爭思維中佔據了幻想中的政治道德的制高點。中國自古以來，兵家權謀和政治權術便有「詭道」和「正道」的區別。戰爭中對對方使用欺詐、誘騙、笑裡藏刀、無中生有等手段都被認為是兵家權謀，是智慧的象徵而無社會道德的羈絆。而政治鬥爭則不然。當毛把這一場政治鬥爭定位為一場軍事鬥爭時，他就可以擺脫政治道德的約束，用「陽謀」這樣的軍事詭道來掩蓋他在政治上的欺詐、誘騙、缺德寡信和文過飾非等非道德行為。而這種極端錯誤的思維方式也是毛澤東給中國社會帶來這一大悲劇、大浩劫和大災難的原因之一。
在收筆這篇不短的〈前言〉並將拙著付梓之際，筆者首先要感謝台灣聯經出版公司的眼光和支持。正得益於此，本書才能出版，圓了筆者一個完整研究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學術夢。在本書的成書過程中，筆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北美和海內外不少學界師友們的討論和指教。他們有：丁抒、郭建、林培瑞、夏明、吳一慶、熊景明、陳永發、劉再復、錢理群、楊繼繩、王海光、章立凡等，其中史丹佛大學的吳國光教授，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鍾延麟教授還欣然同意為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在此亦一併感謝。
筆者一直以為：一本書的出版絕不意味著一個研究項目的終結，相反地，只是在這一領域內拋磚引玉的新的開端—願本書為當代中國研究增磚添瓦。
轉載自《風傳媒》作者為現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