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習會」落幕，沒有和平，只有條條符合中國統戰需要的「惠台10政策」，這就是牛皮吹成了泡泡。「鄭習會」不但沒有帶來中國減少對台軍事威脅的和平，反而在鄭習會面時照樣軍機擾台，進而證實了中國武力侵台不變的目標。
這種「假和平」，如果還有台灣人聽之、信之，那就是台灣的「智障共業」或「滅頂之災」。 在國民黨的「推、拉、騙」之下，台灣已經來到了中共的虎口。
我今天的警告文字將被歷史留下，因為悲觀來說，中共飛彈沒有落下之前，台灣人不會覺醒！但我的文章無意「以偏概全」，我所謂的「台灣人」是指以下10種人。
1、資訊麻痺症
在資訊爆炸和媒體識別能力不足的狀態下，人們對資訊的態度傾向於「消費」而不是「求知」。在反共言論的鋪陳之下，大眾的心理反應恰恰是「麻共」，對共產黨認知的常態化麻痺。這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正常化偏誤」（Normalcy Bias）：一種不擔心或刻意忽視他人提出或觀察到的威脅和警告，一種災難前的心理癱瘓，一如羊群受到驚嚇時會痙攣倒地。 當大腦接收到極端負面且足以摧毀現狀的訊息時，會傾向於將其解釋為「沒那麼嚴重」或「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台灣被中共的飛彈恐嚇已持續三十年，這種「威脅的常態化」，讓台灣人的心理感知趨向「認知疲倦」或「自我安慰」。當警報聲變成日常背景音樂時，大腦會自動過濾真實的危險信號，將其視為另一場「政治表演」。這種「認知偏誤」，只有在飛彈落下之時才會醒悟。 當「飛彈隨時落下」的現實與「我想安穩生活」的願望發生衝突時，人們會產生「認知痛苦」。為了消除這種痛苦，人們會修改對現實的看法，而非改變現狀。在此時刻，國民黨的「兩岸和平論述」，提供了一種「心理補償」。當人們感到恐懼時，「兩岸一家親」或「交流避戰」就像是一顆止痛藥，讓人們能說服自己：「只要我們不挑釁，對方的飛彈就不會飛過來」；這既是一種苟安和逃避，更是一種心理止痛。
2、親共癡呆症
當鄭麗文在北京談論「制度性避戰」與「兩岸中國人」時，對多數台灣年輕世代而言，這更像是一場發生在「平行時空」的演習，並自動架起「認知隔離牆」，以為兩岸處於「平行世界」。換言之，多數人只關心房價、薪資、AI轉型等等，殊不知其所關切的將因為對中共威脅的無感而一夕崩潰。 「鄭習會」不是什麼「和平之旅」，因為並無任何具有拘束力的和平協議，也沒有放棄武力犯台之聯合聲明的簽署，也沒有獲得習近平的和平承諾與行動，只是鄭麗文跨海尋求習近平的「小額善意」（如農漁產品解禁），藉以建構國民黨一種「虛擬合法性」。本質上，這就是國民黨試圖挪用外部的「政治輸血」，來換取國民黨在台灣內部的存續能量，本質上就是政治與道德上的「雙重欺詐性」。但正是這種「欺詐」，加上台灣人偏好溫言暖語，成了國民黨騙票的絕招與神器。
3、主體脆弱症
當前兩岸關係的最大弔詭就是「和平論」，但卻是一種「不對稱的和平論」。中共最善於抓住這種群眾心理的弱點：懼戰且空想和平」。當這種「和平」是建立在對岸的「宗主國模式」之上。當一個政黨需要靠「祭拜祖國」來維持其政治高度時，不僅證明國民黨的本土能量已經枯竭，也證明「台灣主體性」的缺失。 所謂「不對稱的和平論」，是當和平的條件被設定為「接受特定政治前提（如「九二共識」─宗主國模式）時，這種和平就不再是國與國或對等政治實體間的契約，而更接近一種「恩給式」的安定。
在此意義下，「鄭習會」意味著試圖把台灣的生存空間訴諸於外部敵對政權的「容忍度」，而非內部選民的絕對授權。 歷史上，所有的「不對稱和平協議」（如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證明了單方面的避戰情緒若缺乏強韌的防衛意志與主體認知，最終換來的只是被奴役的悲劇。台灣人的「和平幻想」，正是被奴役狀態的心理黑洞。 在「鄭習會」中，雙方互稱「主席」，實際上是對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主體降級」，是在國際社會演繹「台灣問題是中國家事」。國民黨以為爭取到了對等對話的「面子」，實際上卻是掉入了中共「朝貢體系」的戰略框架。 返台之後，國民黨依然繼續阻擋國防特別預算，這是一種「戰略上的繳械」。當國民黨在對岸握手談和平時，回台卻在拆解實質的國防支柱。這讓台灣在國際盟友眼中被視為「自我繳械」，直接導致台灣在「全球圍堵中共」的框架下，從核心成員降級為風險節點。
4、小確幸主義
許多台灣小老百姓，對於鄭習會的認知與反應是：「不要戰爭最好啦、大家和平相處」，「至少見面三分情」、「一打仗大家都完蛋」、「和平要靠談判」、「鄰居多交流本來就合理」……等等。上至科技菁英，下至販夫走卒，無不採取這種「市井之見、婦孺之說」，以為戰爭就像黑夜不要來臨，和平就像免費營養午餐。 這不僅說明台灣「認識中共」的公民教育徹底失敗，鴕鳥、姑息、盲知、偏安、淺見，把生死當兒戲，把尊嚴踩腳下，以為不要戰爭，戰爭就不會從天而降，以為要和平，和平就會瓜熟蒂落……。這就是我說的「小確幸主義」，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災難前夕的集體盲視」，在極端威脅下卻表現出不尋常的平靜或麻木。 正如野生世界中，羚羊不知餓虎已經靠近，直到羊入虎口才知疼痛！
5、小便宜思想
當你看到百貨公司周年慶時，顧客爭先恐後、衝鋒陷陣的鬧劇之時，就知台灣人貪便宜、搶折扣的「小便宜」思想非常嚴重，這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短期利益優先」（Short-termism）的表現。當這種心理機制從日常生活延伸到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時，就構成嚴重的戰略隱患。當中國祭出各種短期讓利（如農產品採購、創業補貼、小四通等等），來換取對台灣特定產業的控制權或影響力時，眾人就容易陷入「小利益陷阱」，直到利益轉換成滅頂災難也未必能醒覺。 許多人不願在平時支付更高的成本來換取長遠的安全（例如提高國防預算、能源轉型、分散市場），因為這些「風險行動」在短期內看起來是「虧本」的。這種心理會導致面對威脅時反應遲鈍，直到真正的危機爆發（例如斷供、制裁、軍事威脅）時，才發現付出的代價遠遠超出當初省下的「小便宜」。 「小便宜思想」反映了物質誘因與核心價值之間的拉鋸。當一個社會過度追求「小確幸」與「微型利益」時，就會失去對宏觀風險的警覺性。
6、孤兒意識
國民黨提出「有和平才能躺平」，這實際上是一種「末世流亡論」，把台灣形容為無岸可靠的孤舟，把台灣人民視為國際遺棄的孤兒。實際上，國民黨的「躺平論」就是「舒舒服服的投降」，暗示人民只需要安穩的睡眠或吃飽睡足，竟能「歲月靜好」。「躺平論」無異是「圈養牲畜」的生物性降級，抹煞了公民對尊嚴、主權、自由與參與公共事務的追求。 在歷經數百年殖民統治與退出聯合國之後，加上中國無孔不入的國際打壓，台灣人長期存有一種夾雜悲情與屈辱情節的「孤兒意識」；實際上，這些年來的孤兒意象，是一種人為製造的孤立感，這是國民黨刻意忽略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抹除台灣在第一島鏈的戰略核心地位，通過「疑美論」或「盟友無用論」的操作，反向灌輸「國際社會終將拋棄台灣」的失敗論述，乃至營造一種「唯一生路在北京」的錯覺。因為既然是孤兒，尋親（回歸祖國）就是唯一的救贖。當人們相信台灣是一艘快沉的孤舟時，對岸伸出的「橄欖枝」就會被視為唯一的救生圈。 這種「孤兒意識+失敗主義」最毒辣的地方，在於把「和平」這個神聖的字眼，與「放棄奮鬥」畫上等號。真正的和平應該是立基於實力與尊嚴，而非立基於孤兒對家長的乞憐。
7、干我何事論
國民黨提出「有和平才有躺平」，不僅極盡羞辱，而且寓意惡毒。然而，確實有許多台灣人在面對中國的威脅時，扮演「無知的旁觀者」。這裡所謂「躺平」並非躺在地上或床上，而是指「政治與我絕緣、兩岸與我無關」，以為作一個「政治絕緣體」，就是精神潔癖、高人一等，乃至自命清高。 將「政治絕緣」等同於「精神潔癖」，實際上是將責任的缺失美化為道德的高尚，這種「高人一等」的心理，實際上是一種「戰略虛無主義」。 這種自認「政治與我無關」的人，往往忽略了「遠離政治但政治會找上你」的事實，以為不沾藍綠、不談兩岸，就能在精神上處於「中立」的淨土。在享受民主帶來的言論自由與生活穩定時，卻反過來嘲笑那些努力加固防護網的人是「激進」或「政治狂熱」。
8、國際疏離主義
人稱「趨勢大師」的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低智社會》一書中指出，低智社會之人就只關心身邊3公尺的事。國際事務離我太遠，柴米油鹽比較重要。多數台灣人會關心油價上漲對生活成本的壓力，但不會關心美伊戰爭為何導致全球能源供應的危機，這就是「只知所以、不知其所以然」的「國際疏離主義」。 這是一種「宏觀的無感化」與「集體降智」，把處於3公尺之外的地緣政治、產業轉型、國防危機等等，視為「與我無關」的噪音。這種心理正是「小便宜思想」的溫床─只要不影響我3公尺內的舒適，任何戰略代價都可以被忽視。為了撿起路上一張鈔票，無視卡車迎面撞來。
9、集體共業
民主體制是一種「每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共業體制，獨立公民並不比民主文盲更具影響力。「大罷免」的失敗正是這種集體共業的鮮明案例──人民可以因為普發一萬元而放棄是非。當社會弱智成為多數選民，當煽動取代理性，當短視被操作成高見，國家危機就會在激情和歡樂中爆發。 一位深諳地緣政治、具備長期思維的獨立公民，在選票上的力量與一位只看見「普發一萬元」的「民主文盲」是完全相等的。當選民選擇了這一萬元的「小便宜」，實際上是在簽署一份風險讓渡書，放棄了對政客操守與國家方向的監督。當社會沉浸在「躺平」的安逸與領錢的歡樂中，對外敵的警覺、對體制的防衛，都被視為「煞風景」或「假道學」。最終，國家危機不是在警鐘聲中到來，而是在狂歡的餘燼中靜悄悄地降臨。 當一個國家的人民不再具備辨識「毒誘餌」的能力，當「躺平」與「領錢」成為最高價值，這個民主體制就不再是防禦獨裁的盾牌，反而成了獨裁者用來「合法收購」的標案。
10、低識別能力
有句羅馬諺語：「汝欲和平，必先備戰」（Si vis Pacem），最早出自4世紀羅馬軍事學家韋格蒂烏斯（Vegetius）的著作。這句話的真意是：和平並非來自於對方的善意，而是對方的忌憚。如果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你的和平其實是「脆弱的苟安」，隨時會被敵人取走。真正的和平是透過「嚇阻」（Deterrence）來維持，不是敵人的好心或仁慈。 多數台灣人難以識讀或辨別：台灣人渴望的和平是一種相安無事的維持現狀，中共的和平卻是併吞台灣的過程和手段；多數人缺乏「綜合比較」的能力，能在政客口沫噴飛與中共全年無休的軍機擾台之間，辨別真假與輕重。多數人以既定立場來掩蔽是非，以情緒辨識真假，這是台灣「假民主」最徹底的表現。
在「鄭習會」之後，台灣人將面對「非綠即紅」的二元選擇，這是台灣命運的最終攤牌。（取自鄭麗文臉書）
四大脆弱與四大真假
總結來說，多數台灣人罹患四大「認知脆性」，一是「正常化偏誤」，對中共軍機擾台麻痺無感，這種偏誤只有在面臨物理撞擊才能打破大腦的苟安機制；二是「認知失調」，寧可相信「交流換和平」，在投機政客「推拉騙」之後，大腦選擇了最輕鬆的謊言；三是「旁觀者效應」，政治人物去賣國求榮，干我何事？四是「防禦性悲觀」，反正中共打過來也躲不掉，先吃喝玩樂再說，提前放棄了對為「主體家園」的自衛意志。 實際上，如果對「鄭麗文／國民黨敘事」進行批判性揭露，將可發現四個真假之別。一是國民黨主張「鄭習會」是一場重啟溝通的和平之旅，實際上是朝貢之旅、政治吸毒；二是國民黨主張「鄭習會」是為了避戰、維持和平，實際上是偷渡「聯中抗美」，自我閹割防衛力量；三是國民黨主張「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實際上是複製中共的統戰話語，是病毒對軀體的寄生與滲透；四是國民黨以為「鄭習會」可以幫助贏得2026年選舉，實際上已經走向邊際泡沫化。
台灣命運的「十字路口」
在「鄭習會」之後，台灣人民將面對「非綠即紅」的二元選擇，這是台灣命運的最終攤牌，也是台灣繼續生存的轉折性契機。「鄭習會」的最大效應在於抹除了兩岸之間的模糊地帶，也就是抹除了從「台灣主體性→一中各表→中國統一」之間原本可以討價還價的不確定空間。因為國民黨已經投共，台灣人若不順從，就必須堅定地「離共」：拒絕「中國模式」並承擔「斷開政治臍帶」的現實，包括軍事反抗、經濟脫鉤與文化隔離的代價，其中已無第三條路可走。
國民黨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既然已經「離台附中」，就表示國民黨已經選擇「中國模式的融入體系」，並告別台灣的本土政治資源而形成「空洞化」。因為，國民黨試圖利用宏大的「中國敘事」來壓制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渴望，國民黨已經將台灣的命運交付到中共手中，進而剝奪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
當台灣人民最後認為，「鄭習會」只收到一些小恩小惠且沒有帶來和平─中共並沒有減緩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一旦台灣人民意識到和平的代價是「主體性的滅絕」─國家消亡。如果台灣人民能夠去除上述10個弱點，原本的心理弱點就可能反轉成為反噬「國共一家」的龐大力量。台灣命運的「十字路口」，就是處於這種「反轉／反噬」的關鍵時刻。 「不要戰爭，要和平」，是一句「假論述」，但國共合謀共欺台灣人。信之，這句口號就是台灣走向奴役之路的路標與魔咒。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