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本文是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在《光傳媒》舉辦的「百年中國•中共百年研討會」上的演講報告。由《歐洲之聲》田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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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營中擔任國文教官
1980年，我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德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隨後當兵服預官役，受完訓後還考上了教官，所以我在服役期間擔任了一年多的國文教官。非常有趣的是，我畢業於德文系，考英文教官，卻被錄取為國文教官。
服兵役，結果卻在軍校裡擔任國文教官，那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歷。記憶中，那些都是15歲左右的學生兵，很活潑，雖然上課不那麼專注，可是遇到考試，都還有些準備的。我們使用的國文課裡有文天祥的「正氣歌」。有一回，我給學生考試的古文翻譯考題中有：「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記得有一學生翻譯錯了，我還是給了他滿分。「鼎鑊」是大鍋，「甘」是甜美，「飴」是一種糖漿，「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本來的意思應該是，作者已抱定了視死如歸的決心，所以才視鼎鑊為甘甜的飴糖。即：作者為了正義，為了對國家的忠，即便赴湯蹈火死不足惜。結果那學生怎麽翻譯呢？他上課大概沒聽我解釋，但考前一定是有看了課文後面的註釋，因為他是這麼答題的：「那用大鍋煮成的糖漿非常好吃，跟他要卻不給我」。事隔多年，我至今仍舊印象深刻。
那個年代，我們台灣的國文課非常注重所謂的國學，國學裡面的「忠孝節義」十分重要。台灣在我們成長的年代裡，很長一段時間裡有很矛盾的現象，當時台灣稱作自由中國，可是並不自由，看起來倒很中國，台灣還有一個故宮博物院。我們在上國文課時，主要不是教授小說，而是古文或一些唐詩宋詞。我每每想到文天祥這樣的人物，有些人說他是愚忠，或許沒錯，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他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依然值得我們尊敬。
二、我的父親與母親
說起我的經歷，自然要從我父親說起。西方有句諺語：「一個父親勝過一百個教師。」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父親是廣東人，潮州的汕頭人，不是軍人，也不是政府官員，他就是一個人離開了家鄉。我祖父是廣東的一個金匠，很有錢，因為正房沒有兒子，只有女兒，所以娶了二房，我父親是二房的孩子。他出生沒多久，祖父就去世了，所以他在家裡某種程度上是受欺負的。
那些年國民黨兵敗，要逃難，我父親就隨著那波逃難潮離開了廣東，到了台灣高雄外海的旗津，就在當地認識了我母親，我母親是道地的台灣人，生在日治時代，母親是文盲，她不懂日文，也不會講國語，但我父親會講閩南語，雖然有口音，但與我母親在溝通上沒問題，所以我從小是「生活於台灣閩南語的家庭」。我父親是漁民，也是海員，先是捕魚的，後來上了油輪，一年回來一次。他在船上的工作是大廚，很會作菜，會講廣東話、潮州話，還會講很流利的上海話。因為我跟媽媽只講閩南語，所以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父親要我下課後去他的一個廣東同鄉那裡學講廣東話，持續了一年多，一個星期有一或兩天講廣東話。
至於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從澎湖過來的，來自澎湖的七美，他們都早逝了，我看過外祖母的照片，我母親跟她很像，蠻漂亮的，後來我常開玩笑說：「澎湖七美本來不叫七美，叫『八美』，是我阿嬤離開後才改成七美的。」看看我媽媽的照片還能確認這點，但到了我自己就打折扣了。
三、從「solidarity」這個字說起
以上是我的簡介，也算前言。我和永忠、天琪這些年一直都熟，保持密切聯繫。這一趟，也很榮幸地結識了廖亦武，過去在台灣也認識了王丹、吾爾開希。王丹幾年前還應我之邀來柏林演講，我很感激，也很感動。記得2006年，魏京生他們來柏林開會時，大家都就認識了。我一直認為：台灣經歷了38年的「戒嚴」，然後從「戒嚴」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解嚴」。「戒嚴」與民主化是兩回事，「戒嚴」走完有它的歷史過程，然後進入「解嚴」。台灣從一個「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時代，到今天我們已經有1992年台灣的全面改選國會，1996年台灣第一次直選總統，2300萬人選出自己的總統，當選的是後來人稱民主先生的李登輝總統，國民黨籍。接下來是2000年的陳水扁總統，民進黨籍。2008年，當選的是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8年之後，2016年當選的是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2020接著連任。所以台灣已經歷了3、4次「政黨輪替」，無論每一次政黨內部風波大小，對台灣人來講，「政黨輪替」，已經是台灣民主化中的一個普通名詞，也是當代社會的政治文化。
今天早上，我看到北京所謂的中國共產黨100周年的「建黨紀念活動」，我的感受就七個字：雞皮疙瘩掉滿地。這麽多的中國青年男女，原本都可以健健康康、正正常常、活活潑潑的，可是他們的整個場面，整體表現，不管現場是七萬個人，還是七千個人，他們都像一個人，他們講起話來像一個人，表情像一個人，這麼多的人，卻好像共用一個腦袋，一個黨的腦袋，說真的，以前都教的是「三十而立」，此情此景卻叫人感到「不寒而慄」。而這個，跟我為今天致詞所設定的題目就有關係，我設定的題目是「反共不能落單」。
英文裡有個字叫作「solidarity」，德文也有這個字，叫「Solidaritaet」，法文也一樣，基本上是源於拉丁文的字根，就是sol，其實是only，就是 「單一」 的意思。所以「solidarity」，如果翻成中文的話，應該是：「朋友有難，我跟他站在一起，我不棄他而去」，中文又可稱為「並肩作戰」。如果以台灣最近5月以來抗疫的情況看，我們有4個字叫做「同島一命」，傳統中文又叫「同舟共濟」。大家注意到，這裡要麽就是同，要麽就是並，「同舟共濟」，「同島一命」，「並肩作戰」，並肩的意思就是我們靠在一起，要麽就背對背，我掩護你，你掩護他。「solidarity」這個詞呢，是我到了德國才認識的。
四、從「中國人」的感覺裡醒悟
1982年，我到了德國，注意到一些社會現象，如抗議、示威等，開始感覺到，「solidarity」這個字很特別，這個詞很多人在走上街頭時會用，在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也會用……。我從台灣出國時，行囊裡有幾樣特別的東西。我知道德國很冷，與四季如春的台灣屬兩個季節差別。所以我特地到當時台北的中華商場，那裡天琪應該還記得，中華商場裡面有賣吃賣喝還有賣穿的，我特地去挑了一件藍色的長袍，我的一個朋友幫我織了一條白色的圍巾搭配。我心裡面倒確實有一個風範人物——新月派詩人、散文家徐志摩。心裡面懷著這樣的想法，到了德國，我要讓德國人知道中國是一個多麽文化綺麗、歷史悠久的國家。
但是文化認同是伴隨著政治認同的，當年的我尚未意識到。在異域德國，有人問我從哪裡來？一開始我一定講：「Ich komme aus China（我來自於中國）」。我還記得有次我開玩笑，有人用英語問我：「Where are you from？」我就說：「I am from China。」然後他就問我：「Which part？」我就說：「Every part。」他問我哪個部份？我說從頭到腳全身都是。
總之，很快地，我就發現，當我跟人家講「我來自中國的時候」，他們會繼續問下去。再問下去就是問到中國共產黨，問到毛澤東，那麽不管是文化的，或者地理的，我發現，「我來自中國」這句話對我來說，是有問題的。
那個時候是1980年初，中國上海同濟大學跟我所在的魯爾大學，有一校際交換的研究合作。在魯爾大學的學校餐廳裡面，可以接觸到真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出來的人，對我來講剛開始時是很新鮮的。當時結交了好幾個中國來的朋友，老中青都有。有兩個好朋友我至今都記得，一個叫小童，20歲出頭，當時我還在練少林拳，他看我在練棍練拳，也想學，我也教了他一些，雖然我自己也沒懂多少。小童和我一樣也喜歡足球，我們常與其他人一起踢足球。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小童就沒有回去，並拿到了德國籍，在西門子找到了工作，後來到新加坡去了。1987年以後，有一天他從新加坡打電話到我東吳大學辦公室來，跟我通了電話，後來他果然到了台灣來找我。另外一個是很斯文的四川人姓孟，大概60歲，我那時候大概28、9歲。個子小小的老孟做得一手好菜，他跟我特別談得來。我們有時一起做菜，他就教我做辣豆瓣醬魚等等，印象深刻，只是，可惜後來就失去聯絡了。
總歸來說，我到德國以後，有兩個自我疑問：第一，我到處跟人家講我是中國人，但是人家問我中國的事情，我只能講在台灣所學到的，那麽學到的是什麽呢？其實是文學文化方面的，說到背詩背詞，我一直很有興趣，「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李白的嘛。還有我喜歡的宋代蔣捷的《虞美人·聽雨》：「少年聽雨閣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斷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因為從這首詞中看到了上中下，看到少年、中年及壯年，那種江闊雲低，那種一只孤雁叫西風，意境非常棒。我常常開玩笑說，這首詞或這首詩裡面，真正能看到和悟覺到「人生的荏苒滄桑」。感慨「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打點滴打到天亮，你看這個有多難過的狀況啊。所以，講到這些我可以勉強跟人家應對一下，但是要講到真正的中國，我就知道得太少了。真正的麻煩是，當我不得不告訴人家，我其實是台灣人。我們的教育是這樣子的，講不出自己是台灣人。我父親不是北方人，我們家裡就算講國語，也不可能捲舌。當時在台灣都開玩笑，在那個「戒嚴」時代主持廣播或電視節目，你不會捲舌你就捲鋪蓋，因為你必須要發音標準，才有資格。當初魯爾大學漢學系的德國學生問我會不會捲舌，我都說，捲是不會捲，可是標註注音符號，我很行，「站」跟「贊」，「zhi」跟「zi」，現在知道了其間發音的差別，可當時我根本不會分辨。所以這就是我當年「中國人」的背景，然後我慢慢發現了，我不了解中國就算了，我對台灣也一無所知。
五、台灣「反共時期」的肅殺
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四年，1975年，蔣介石去世，當時也不可能直呼蔣介石，我們一定說「蔣公」。1980年到1981、1984，這中間發生了太多的事情。美麗島林義雄祖孫命案：1980年「二•二八」那天，林義雄牢裡，他兩個7歲的雙胞胎女兒、60來歲的母親，在家中被人刺殺身亡，9歲的大女兒重傷。1981年又有台灣人陳文成命案，他從美國返台，被警總約談，後來屍體被發現在台大校園，當局竟聲稱他是畏罪自殺。直到2月，台大校園終於通過豎立了「陳文成紀念碑」。所有這些事，我都是出了國才知道或意識到的。這與中國共產黨有什麽關係呢？關係非常大。
為了節省時間，我們作外交的常常要利用吃飯的時間談事情。在德國當學生時，我經常進義大利餐館吃東西。都點簡單，便宜的吃，比如吃個披薩之類的。披薩在台灣也很普通。我到德國以後，才知道所謂的「Antipasto」指的是那些比較小的開胃前菜。記得我第一次聽到「Antipasto」的時候，腦袋裡立刻想到的是「Antikommunismus」，反共產主義，因為只要是「Anti」，腦袋裡第一反應就是共產主義。因為在台灣從小受兩種教育：第一、「愛國教育」，這就跟今天早上我看到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100周年紀念一樣，愛國教育其實就等於是愛黨教育；第二種叫做「反共教育」，凡是愛國者必愛黨，這個黨叫中國國民黨，愛中國國民黨的一定是反中國共產黨。小時候在教室牆上都貼有反共標語。那個時候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匪諜，只要被冠上跟匪有關係的，黨國就可以抓你，可以關你，可以槍斃你。
這裡面的確有一些是共產主義的信服者、支持者，但是絕大部分都是被冤枉。在白色恐怖時期，有很多黨國受害者其實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人，台灣人被抓被殺被砍被槍斃，他家人最後還是會去收屍，收屍要花錢，有時看人情，有時看行情，而外省人孤家寡人在台灣，他們的屍體常常被丟棄在亂葬崗。今天的六張犁亂葬崗到現在都有，就是一塊石頭或一個小墓碑，真是一段悲劇！
回想到那個年代，我曾經引用唐朝柳宗元的一首詩，叫做〈江雪〉。那首詩本來叫作：「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那是一個很寂靜的、有點荒涼的雪景。我就把這首詩拿來描述台灣當時到處抓共匪、抓匪諜、濫殺無辜的肅殺氛圍。我說柳宗元其實已經替當時中國國民黨的戒嚴狀況寫好了一首詩，是問答方式的：「千山為何鳥飛絕？政府正在抓匪諜！萬徑何以人蹤滅？政府要人去感謝！孤舟躲著蓑笠翁，誰叫他與共匪通？！獨釣只剩寒江雪，事情真相誰敢寫？！」這就是我用八句話來形容當時人民生命朝不夕保的「戒嚴」氛圍。（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