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柏林的一場會議顯示了一個清晰的趨勢：台灣在德國和歐洲的存在感，比起幾年前，顯著增強。然而歐盟和德國並沒有一套連貫的台灣政策。有中國問題專家指出，根本問題在於德國把台灣政策完全放進對華政策的框架裡，首先被拿來衡量的是「中國會不會不高興」。
十二月四日至五日，第四屆柏林台灣會議在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駐德辦事處——歐洲之家舉行。會議為期兩天，主題是「勇闖風暴」，來自十餘個國家的學者、政策制定者與非政府組織代表齊聚一堂，討論主題從能源安全到歐洲印太政策，也包括能源安全、科技與文化交流以及台德少數族群的議題。
表面上，這次為期兩天的議程，只是柏林密集政治日程中的一場中等規模的會議。但放在更長的時間軸裡，卻象徵著一個清晰的趨勢：台灣在德國和歐洲的存在感，比起幾年前，顯著增強。
台灣為何更多走進歐洲視野？
這種靠近既來自於台灣的「供給」，更來自於歐洲的「需求」。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安琪拉‧史丹澤（Angela Stanzel ）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指出，台灣的政治人物近年來頻繁出現在歐洲會議現場，比如蔡英文以卸任元首身份參與柏林自由周活動，台灣副總統蕭美琴在歐洲議會發表講話。歐洲政界與智庫，以及社會各階層都開始更加關注台灣，並台灣視為價值夥伴。
史丹澤說，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德國社會對台灣的興趣幾乎是一夜之間升溫。戰爭讓許多德國人開始思考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如果類似情景發生在台灣，歐洲該怎麼辦。
這種興趣來自公眾，也來自政策共同體。政府部門、議會、智庫和企業的戰略部門，都在進行同樣的假設推演。台灣從一個遙遠的地緣政治議題，變成一個必須納入德國與歐洲安全思考的具體情景。
台灣駐德代表谷瑞生對德國之聲做出的解釋也強調了台灣本身的硬實力。谷瑞生表示，有三個因素推動了台歐關係的升溫。
和史丹澤的觀點相似的是，他也認為俄烏戰爭是有震撼效應的。戰爭讓歐洲重新學習如何面對威權壓力，而台灣長期面對的灰色地帶戰術、認知戰和韌性建設，這都是歐洲軍政界想要瞭解的內容，而台灣也因此成為一個「經驗庫」。
而台灣自身的表現也很重要。疫情期間許多國家陷入停擺或經濟衰退，但台灣保持韌性並繼續成長。在一個逆風的國際環境中，在時刻與威權體制的對抗中，這種穩定性本身具有吸引力。
還有就是中國態度的變化。北京在對外政策和軍事上都展現出更強的意願去改變現狀，追求所謂的國家復興。這讓許多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動機產生警戒，反而使台灣在歐洲的地位更加重要。
谷瑞生認為，台灣方面一直在做出努力，只是現在台灣的努力被歐洲所承接了。
史丹澤也認為，中歐關係的靠近，是因為歐洲這邊對於台灣的「需求」變強了。
歐盟和德國缺乏統一的台灣政策
雖然台灣在歐洲的存在感上升，但歐盟和德國並沒有一套連貫的台灣政策。
綠黨議員蒂爾‧施特芬直言，德國不僅沒有統一的台灣政策，也沒有真正成形的對華戰略。不同政府更換規則，不同部門偏好不同思路，印太政策、對華政策和對台政策之間缺乏清晰的關係。
中國問題專家史丹澤認為，根本問題在於德國把台灣政策完全放進對華政策的框架裡。每一次關於台灣的行動，首先被拿來衡量的是「中國會不會不高興」。這種心理結構讓德國形成一種「自我威懾」的習慣。去年德軍艦在印太部署期間是否穿越台灣海峽成為爭議點，德國相關部門直到最後一刻仍在擔憂可能的懲罰性回應，結果是軍艦順利通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史丹澤指出，如果台德真正進入敏感的防務合作，中國理論上確實可能通過在華德企施壓來表達不滿，這類代價不能忽視。但她強調，不應把任何與台灣的互動都預設為高風險事件，不要被恐懼鎖住。
她說，已經能看到一些跡象，顯示歐洲在某些領域確實開始從傳統的「對華政策框架」中抽離，而這通常也符合自身利益。但她認為，還可以做得更多。德國政界尤其需要時刻提醒自己，台灣是一個與德國平起平坐的獨立合作夥伴。德國與台灣的往來不應該被理解成是在「幫台灣一個忙」，也不應該被看成是在「明知可能得罪中國的情況下勉強做出的讓步」。
她指出，這種心態在德國並不少見，即便不是有意為之，許多人仍然把對台合作理解為一種帶著風險的恩惠，而不是基於共同利益的正常互動。
推動「去風險」和供應鏈重組必然會有代價
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對外關係總監伯恩哈德‧巴施（Bernhard Barsch）把視角放回到了德國國內政治。他指出，推動「去風險」和供應鏈重組必然會有代價，比如會影響短期就業，而這可能成為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攫取選票的重要土壤。目前中國市場的變化已經導致德國汽車與製造業裁員，而這種不安情緒正是恰恰是最容易被右翼黨派所利用的。因此政府越談「減少對中國依賴」，就越可能被國內政治反噬。
巴施認為，只要中國仍然能隨時利用經濟手段讓歐洲陷入被動，德國就很難真正做出自己想做的政策選擇。
德國和歐洲，即使想要進一步靠近台灣這個「價值夥伴」，但依然被中國這個強大的貿易夥伴所牽制。
台灣經濟學家、前台灣駐歐盟台北代表處代表李淳也表達說，歐洲一直以來都沒有著眼於未來的對台貿易策略，有的只是在解決實際問題，聚焦於過去實操性的解決方案。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惹怒中國。「歐盟一直在努力避免惹惱那個它正試圖』去風險』的合作對象，同時又在與那些真正能夠為歐洲長期競爭力帶來價值的夥伴保持距離」 ，李淳說，「這種狀況需要重新評估，我們必須開始認真思考下一步需要做什麼」。李淳還強調說，「中國無法提供給歐洲哪些東西，那麼台灣就可以提供」。
台德合作空間不斷擴大，高科技與能源議題成為關鍵
儘管德國的台灣政策模糊，但台德之間的實際合作正在快速擴張，尤其是科技與能源。
半導體是最醒目的領域。台積電與德國企業在德勒斯登合作建設新工廠，被視為德國推動晶片自主的核心一步，也像征著台灣產能的一部分首次深度登陸歐洲。但李淳也提及，如果從台灣未來十年海外投資總量來看，歐洲目前能吸引到的比例仍然很小，遠不及美國。尤其是在高科技產業，歐洲只佔3%。他認為，如果歐盟繼續缺乏明確的對台經貿議程，台灣很難把歐洲視為長期戰略夥伴。
在能源領域，台灣和德國則呈現鮮明互補。台灣氣候行動網路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向德國之聲表示，台灣在光電、電池生產與稀土回收上仍有完整產業鏈，而這是德國希望減少對華依賴的核心領域。
趙家緯還表示，台灣超過一半的排放來自工業，因此在重工業減碳上，德國的經驗格外值得參考。無論是國際上的「氣候俱樂部」倡議，還是國內推動的電氣化裂解技術與碳差價合約制度，都為高排放產業提供了轉型工具。台灣若要有效推進工業減碳，這些政策設計都具有參考價值。
台灣在能源進口上的結構性風險
台灣自身能源依賴的矛盾也開始浮現。多份研究指出，自俄烏戰爭以來，台灣大幅提升從俄羅斯進口石油腦，為莫斯科貢獻了可觀稅收。這在道義層面帶來壓力，也為半導體產業鏈引入新的地緣政治風險。未來若出現更嚴格的次級制裁，台德科技合作也可能受到衝擊。
Ecodefense 的共同創辦人 弗拉基米爾‧斯利維亞克 (Wladmir Sliwjak) 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台灣在能源進口結構上的脆弱面正在迅速顯現。根據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 CERA等多家機構的最新分析，自 2022 年以來，台灣對俄羅斯石油腦的依賴急劇上升。到 2025 年六月底為止，這類化石燃料的月均進口量比戰前暴增近六倍，台灣更在今年一月至六月之間以十三億美元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的買家。
這筆進口為俄羅斯帶來了約十七億美元的礦產稅收入，理論上足以資助十七萬架用於攻擊烏克蘭的「非洲菊」無人機。報告警告，若台灣繼續依賴俄羅斯輕油，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原料供應可能受到影響。從台積電到英偉達、超微與英特爾，任何環節一旦被地緣政治干擾或次級制裁波及，都會讓台灣承受高風險。
CERA 的調查還指出，自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台灣對烏克蘭的雙邊援助總額約為五千萬美元，但同期自俄羅斯進口化石燃料的金額卻高達一百一十二億美元，是前者的兩百二十倍。長期的進口依賴不僅可能觸發美國提高次級關稅，也會為台灣與歐洲的供應鏈合作埋下新的不確定性。
斯利維亞克強調，這類結構性風險不只是數字問題，而是台灣未來地緣政治安全與產業安全的交叉點。
趙家緯分析說，這份關於台灣進口俄羅斯石油腦的報告在台灣國內引起了巨大關注，不僅受到國際媒體密集報導，也促使部分立法委員公開承諾要推動限制相關進口。然而，趙家緯指出，台灣目前並沒有任何能夠強制企業停止進口的法律機制，也缺乏對能源公司的制裁框架。如果企業違背承諾，政府事實上沒有有效手段進行約束。
他解釋，這次台塑石化之所以能夠承諾減少相關進口，是因為公司本身正處於產能調整階段，對石油腦的需求量下降，短期內才有餘裕做出響應。但這種情況並不具有長期性。
趙家緯補充，台塑正試圖推動企業轉型，投入再生能源、電池生產，並積極尋找歐洲客戶。如果台灣企業被貼上「依賴俄羅斯化石燃料」的標籤，可能會影響其在歐洲的市場信譽，這讓業者感到不安。他也觀察到，台灣社會對俄羅斯議題的敏感度比預期更高，這份報告引發的輿論反應超出了他的想像。
儘管問題本身並不難解決，但趙家緯預期台塑和其他相關企業終究會調整進口結構，只是具體措施仍需時間與制度配套。
德國在俄烏戰爭之後，也曾遭遇能源危機，因此在這一點上，也能為台灣與德國的合作提供新的合作方向。例如，德國在俄氣斷供後建設 LNG 基礎設施，並提前規劃改造為氫能使用，被視為台灣未來五到十年可參考的「橋接管理」經驗。
通過共同制定高風險化石燃料規制、供應鏈透明標準，以及重工業減碳政策設計，台德不僅能夠減少對俄羅斯與中國的依賴，也能讓「價值夥伴」具有實質性內容。
「希望德國不要自動縮減與台灣合作的空間」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勇闖風暴」。而真正的風暴不僅在台海，也在歐洲自身的抉擇上。
在德國和歐洲，幾乎所有以「台灣政策」為題的討論，最終都會轉向中國。史丹澤提醒，德國不能把台灣當成慈善對象，而應該把它視為可以在安全、科技與經濟上帶來利益的合作夥伴。谷瑞生指出，台灣對中投資曾佔八成，如今降至約百分之三；貿易依存度也從超過六成下降到三成多。台灣用了接近十年完成這一轉型，而且經濟沒有倒退。台北希望歐洲能從這種經驗中獲得啟發，而不是把台灣視為單純的受保護對象。
谷瑞生也表示，希望德國不要自動縮減與台灣合作的空間。他說，許多討論在一開始就把北京的敘事當作主導前提，結果是德國在對台政策上常常自己先把手腳綁住。
要改變這種結構並不容易。與台灣更靠近，意味著承擔政治和經濟代價，也意味著在德國國內可能引發爭議。
此次柏林台灣會議所呈現的，也許是一種未來的縮影。台灣確實在歐洲外交上投入更多，從安全對話到能源與科技合作都更為密集。但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被迫重新定位的其實是歐洲，尤其是德國。要不要把台灣從「中國問題」中抽離出來，把它視為一個平等的戰略夥伴，而不僅是北京情緒的附屬變量，將決定未來的台德關係究竟能走多遠。
轉載自《德國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