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病逝，西方齊聲哀悼，他的名字被視為冷戰終結的同義詞，而普京的俄羅斯則視其為“大俄羅斯”的毀滅者，戈爾巴喬夫與普京這位遙遠的繼承人適成鮮明對比，前者為“改革”終止了阿富汗戰爭，後者為“帝國榮譽”發動了烏克蘭戰爭 。
戈爾巴喬夫既沒有預見到也並不希望蘇聯滅亡，他最終成為一些觀察家所形容的“非自願的”蘇聯帝國的掘墓人。僅此，他的名字已刻進歷史的豐碑。也許他當時所做的在今天看來並不十分“偉大”？八十年代中期身居蘇共最高位後，與他的所有前任相比，他明白了，被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滯、軍備競賽和阿富汗戰爭耗盡的蘇聯經濟模式已難以為繼。為了拯拯救蘇聯，他想改革蘇聯，為了改善蘇聯人的生活，他想鬆動這個僵硬的制度。戈爾巴喬夫於是提出對蘇聯經濟模式進行“重組”(Perestroika)–改革，並通過引入“透明度”(Glasnost)—開放，揭開政治制度的鉛封。
他為這兩個詞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包括他本人的“垮台”。他啟動的Glasnost事實上遠遠超過了改革，本質上這是一場革命，因為自由的氣息衝入了“開放 ”的缺口，暴露了共產主義的巨大裂縫。戈爾巴喬夫最傑出的品性是，他沒有試圖阻止他所啟動的進程。在他離任後，他說他對自己在位最後的日子發生的鎮壓企圖一無所知，例如1991年1月在立陶宛的鎮壓，當時蘇聯軍隊衝進電視塔，殺死了14人。但是，波羅的海國家至今難以原諒戈爾巴喬夫。
80年代處於後毛時代的中國人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興趣很濃，而他在中國一場大悲劇前夜出現在北京，1989年5月15日，民主運動蓬勃，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請願，當局慌亂中都沒有來得及為這位前來與兩黨絕交差不多30年之後登陸的破冰人鋪上紅地毯歡迎，他與中共改革派領袖、總書記趙紫陽面談，這一場面通過電視直播傳遍全國，趙紫陽談話中透露中共的實際掌門人是幕後的鄧小平，蘇共總書記看到了中共詭異陰險難測的一面。
鐵幕時代，蘇聯曾屢屢出兵干預兄弟國家出現的民主訴求，親眼目睹天安門廣場民情洶湧一幕的戈爾巴喬夫認定改革和開放是挽救蘇聯之路，最先從這種寬容中受益的是華沙條約組織成員，他們中最勇敢的成員很快就意識到，面前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從蘇聯的枷鎖中解放出來。1989年夏天，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先後撕毀了一黨制，而東德人則用腳投票，瘋狂地逃出了鐵幕。戈爾巴喬夫則下令蘇軍撤出東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
在莫斯科，蘇共保守派不能接受這樣的衝擊。接下來的兩年混亂不堪，未遂政變、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和高加索共和國相繼發生獨立運動……戈爾巴喬夫被削弱了，被比他更大膽的葉利欽邊緣化，並被他的俄羅斯同胞所憎恨，1991年12月27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解體。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戈爾巴喬夫逝世的時候也正是莫斯科全面反動的時刻。戈爾巴喬夫結束了在阿富汗的戰爭，普京發起了在烏克蘭的戰爭。他與西方國家合作，促進多邊裁軍。這位在西方被視為“賤民”的俄羅斯總統藐視所有國際協議。Glasnost揭示了斯大林主義的罪行，普京為斯大林平反，迫害譴責政治壓迫的非政府組織Memorial，並改寫了歷史。戈爾巴喬夫曾解放過言論，普京現在正對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和記者進行無情的鎮壓。
中共政權一直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崩潰的罪人，習近平更難以理解強大的蘇聯為何突然解體，他曾經說，“在那場動蕩中，竟無一人是男兒，沒有什麼人出來抗爭。”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戈爾巴喬夫先生為中蘇關係正常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北京當局是否意識到，正是在1989年那場來訪中，三十年決裂且互視為仇讎的中蘇兩國恢復了交往。頗為詭異的是，如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被西方視為“國際賤民”、與為世界和平努力的戈爾巴喬夫完全相反的獨裁者普京成為“最好的朋友”。
戈爾巴喬夫後來在回憶錄中透露，趙紫陽在他們的會談中坦誠談到社會主義國家能否放棄一黨制、實行多黨制的想法。從來沒有完全掌握權力、不願看到學生遭屠戮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很快遭鄧小平罷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位的日子亦屈指可數。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