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灣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2016年就任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以來，兩岸緊張關係不斷升級。這其中當然有美中兩大國全面競爭下的緊張關係的推動，但北京當局堅持以國民黨執政時期雙方在1992年達成的“九二共識”作為對話條件，也令北京與台灣民進黨政府的官方交流再無法展開。然而且不說這個被通常解讀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共識，而且1992年以後的三十多年間，台灣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於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台灣青年一代來說，70多年前的國共爭鬥只是歷史教科書中的一個模糊概念。他們在國門大開中見識了世界，也在台灣日漸成熟開放的公民社會中，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對台灣的未來，有着自己的憧憬。台灣民間團體“壯闊台灣聯盟”創始人吳怡儂先生6月18日在巴黎，參加由法國台灣協會組織的“台灣，為和平而戰”座談會，與駐法國台北代表處代表吳志中先生以及法國里昂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先生對談。吳怡儂先生在座談會後接受了本台專訪。他的經歷和他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理解北京堅持且不容質疑的“九二共識 ”與台灣社會現實之間的鴻溝。
推薦新聞
國家安全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嚴峻的挑戰
吳怡儂出生在台灣社會黨外運動與當時一黨獨大的執政黨國民黨對立抗爭的年代。他的父親曾因為在80年代的黨外運動刊物 « 美麗島雜誌»撰寫文章，而被執政當局看作是異己。吳怡儂在美國出生，後來又重返美國留學。耶魯大學畢業後，曾在香港的高盛集團工作。2013年他決定返回台灣，投身公共事務。
吳怡儂：“我回到台灣其實是投身公共事務。一開始回到台灣的時候，我花了一、兩年的時間，環島認識許多的公民團體，認識許多在投身公共事務的人，了解他們每一個人用什麼樣的方式，在讓我們的家園更好，在提升我們的公共政策。在回台灣後的前幾年，我除了在各個不同的團體擔任志工之外，我也嘗試成為一位記者，把我看到的寫下來。我也擔任過政治幕僚，在行政院的國安會擔任幕僚，開始負責一些跟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相關的一些議題……不管是投身公民團體、公共事務、政治工作，還是參選、還是現在我們自己創立一個非營利組織，其實我們想要完成的，都是想盡自己微薄的力量，來讓我們的家園更好。”
NGO壯闊台灣聯盟：提供讓普通人參與國家安全的方式
吳怡儂：“回到台灣的前幾年我就注意到一個現象：台灣的國家安全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嚴峻的一個挑戰。如果沒有安全的國土，我們的其他公共政策都很難落實。但我們身為一般人，要怎麼參與國家安全的公共事務呢？我也注意到，國家安全這個領域其實長期以來受到少數人的壟斷。台灣面臨這麼大的一個挑戰，我們需要更多的國人、更多的選民，對國家安全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有基本知識的選民，才可以選出對國家安全最有想法的民意代表。所以我們成立“壯闊台灣聯盟”。其中一個核心的目標，就是要讓社會大眾了解國家安全的相關議題，了解我們的優先順序，我們的取捨……等於是讓國家安全這個相對專業、過去門檻非常高的領域徹底的民主化，打破過去的一些壟斷和門檻。要做到這件事情，“壯闊台灣”身為NGO，就需要嘗試各種的方式，把這些議題分享給社會大眾。除此之外，我們要提供的也是一個讓一般人可以參與國家安全的方式。”
“在一個民主國家，公民是最大的”
法廣：您父親在台灣八十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時候，參加主辦«美麗島雜誌»，也因此一度受到一些排斥。您自己對台灣的民主道路是不是有親身的感受呢？
吳怡儂：“我1980年出生。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其實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有好幾代的學生運動、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一代接着一代，一波接着一波，最後才實現台灣的民主化。從戒嚴，到反對黨、在野黨的成立，到最後1996年，台灣第一次舉辦我們的總統直選，才徹底民主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家一直都是在台灣，我小學也是在台灣念的。我參加的第一個遊行應該是1990年前後。那次遊行是反對軍人干政，因為當時的政府任命一位將軍——郝伯村——擔任行政院長。這跟我們民主制度中文人領軍的原則剛好相反。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學生，很多的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都上了街頭，明確地向政府說：不可以這樣！那或許是我第一個最有印象的示威遊行。”
“我自己下一次參與示威遊行可能是1994年前後吧。那個時候行政院通過了一個案子，要在台灣建一個核電廠。這麼重大的決定當時並沒有民意的基礎。所以，那時候我參與了一場核四公投的運動，上街頭，邀請陌生人、邀請大家聯署：有足夠的聯署，我們才能舉辦公投。我覺得，對於一個國二的青年來說，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育，它所強調的是：人民做主。在一個民主國家，公民是最大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必須要對民眾有交代。這也是我們現在仍然在透過我們的NGO，透過“壯闊台灣聯盟”，不斷地在強調的一個價值。“
重要的是透過選舉，找到共識
法廣：您剛才在演講中提到，在有外來的援助之前，面對威脅，首先台灣人自己要團結。但是台灣藍綠陣營之間的分歧背後，是不是也是對台灣前途認知上的一種不同呢？您怎麼看這種分歧？
吳怡儂：“其實剛才吳志中大使講得很好。每一個民主國家，每一個民主政治都有競爭。台灣其實不止兩個政黨，台灣有數個政黨。每逢選舉，相互競爭，相互碰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儘管不同的政黨有這樣的競爭，但台灣民眾其實針對一件事情有相當高的共識，那就是我們希望維持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不管是觀察公民社會，還是看相關的民意調查，這都是有絕對多數（支持）的一個共識。所以現在各個政黨儘管有競爭，他們的責任，他們的工作，是向儘可能多數的選民，報告他們打算如何透過國家政策，來維持台灣的安全，維持台灣的繁榮。這是每一次選舉的核心問題。所以，選舉期間的碰撞是自然的，也是健康的。更重要的是透過選舉，找到共識，選民透過選舉，授權政府。然後在選舉後，我們再團結一致，支持我們所選出來的政府跟民意代表。”
法廣：你們這個“壯闊台灣聯盟”的活動，主要是組織民間學習如何自救，如何在一個危機情況下，開展首批救援的行動。為什麼做這樣的動員呢？而且其實這些年雖然台海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海外媒體都意識到台灣形勢很危險，但是真正去台灣的人經常會看到台灣人很瀟灑，好像並不是那麼緊張……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動員台灣民眾去參與這樣的活動？
吳怡儂：“壯闊台灣聯盟”在做的工作是災害應變的訓練。我們希望每一個社區和社群，都有一群受過訓練的志工、志願者，懂得如何自救，如何互助。因為我們經常談的社會韌性就是建立在每一個community，每一個社區的這一群人願意為自己家園所做的付出之上。”
“我們提供的訓練有災害應變的訓練，有創傷急救，有輕型搜救，有緊急通訊，有導航，有避難的管理……我們之所以提供這麼多的訓練，是因為其實我們在民間社會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想要受到更多的訓練跟學習，他們想要知道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每個家庭，可以做些什麼，可以如何幫助自己，如何照顧家人，如何協助我們的鄰居，如何撐起我們的社會。正是因為看到這麼多的公民有這樣的期待，我們才提供這樣的訓練。其實我們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說服社會大眾。我們看到的是，只要我們提供有意義的經驗，只要我們提供實質的訓練，其實很多人會來：年輕的爸爸媽媽帶着他們的小朋友來，退休的夫妻會一起來，年輕的學生也會來……其實，我們的志願者們來自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年齡。讓我這幾年來最感動的，是經常國際社會有這樣的一個迷思，以為台灣人不在乎，可是我們在第一線看到的是，每一個社區對自己的家園都充滿着熱情，都想要知道我可以如何幫忙。所以這是最讓我對於未來樂觀的原因。”
台灣人跟中國人一樣，都希望對未來有選擇權
法廣：如果通過我們的電台，您可以對大陸的聽眾說些什麼。您如何向他們闡述台灣目前面對的情況和您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看法？
吳怡儂：“我想要表達的是，台灣人跟中國人一樣，都渴望未來更自由、更多元、更民主。我們都希望能夠靠自己的實力，為自己來拼天下。我們都希望我們有能力照顧我們的家人。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希望我們對未來有一個選擇權。簡單來說，這是普世價值，我覺得，不管我們的身份，不管我們的背景，這個普世價值是我們的共同點。我也期待的是，有一天，我們在中國的朋友跟在台灣的朋友一樣，可以有像我們這樣的機會，吵吵鬧鬧地一起來決定我們國家的未來。我也相信這樣的文化，長期下來，有助於一個更穩定也更和平的一個地緣政治和世界。”
吳怡儂在採訪最後也希望，海外的無論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都關心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吳怡儂：”在國外的台灣人跟中國人，我希望都能夠更重視中國的公民社會的發展，支持在為更公平的社會努力的中國朋友跟團體。第一，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國家都會希望自己的未來是更好的，都希望自己對未來有選擇的權利。這一點不分國籍。我也認為，對於任何國人，或者在任何國家，對於普世價值的壓迫和打壓。我們都需要一起來關心，不管你身在烏克蘭，還是中國，還是台灣。再來我也相信，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如果在中國有發展的空間，如果中國社會也有機會強調自己對於公平正義的理想，對於人權的保障，對於少數民族的關心，那這樣的一個社會也會更願意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糾紛。”
2020年台灣大選，吳怡農應民進黨徵召，在台北市競選立法委員。從未有選舉經驗的他，面對國民黨新秀蔣萬安敗選。2022年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執政的民進黨慘敗。吳怡儂又緊急迎戰，代表民進黨，參加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後空缺的立法委員席位補選。不過在民進黨不久前剛剛大敗的低迷背景下，這次背水一戰的選舉沒能有意外的結局。2024年，台灣將面對新一輪大選，吳怡儂決定不參加選舉，而是專心投入“壯闊台灣聯盟”的培訓工作，推動韌性社會的建設。“壯闊台灣聯盟”網站的開篇語寫着：“我們的台灣夢就是要壯闊自己，不畏強權壓迫，立足世界，讓我們的台灣成為一個可以信任的安全夥伴，一個繁榮，與世界接軌的經濟體，一個重視公平與正義的民主社會。”
轉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