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即將出版的新書《北京統治》呼籲全球民主國家重視北京近年來將其經濟和市場全面“武器化”，以迫使民主國家和跨國公司臣服於中國的極權價值觀。她8月份即將出版的新書以“極權經濟治國術”來形容中國的經濟脅迫手段，並呼籲全球民主國家結盟，重回民主價值和經貿掛鉤的路線，抗衡中國越來越專斷的經濟脅迫。
基於中國龐大的制造誘因和市場商機，各國外企前仆後繼湧入中國。但在華經商多年卻發現，不管公司規模多大，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許多公司都必須被迫轉移技術或臣服於中國設下的諸多政治紅線，甚至成為言論審查的幫兇，而北京近年來“以經逼政”的脅迫力度和廣度越來越大，已形成極不公平的貿易障礙。
對此，現派駐台北的美國政治網媒《Axios》中國記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告訴美國之音，那是因為“中國已經全面將其極權價值觀和經貿成功掛鉤”，並將經濟和市場“武器化”，以脅迫民主國家和在華營運的跨國企業，來維護其國家形象或地緣政治的利益。
北京盛行“極權經濟治國術”
貝書穎將此形容為北京的“極權經濟治國術(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她在8月即將出版的新書《北京統治:中國如何將經濟武器化來對抗世界(Beijing Rules: How China Weaponized its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World)》中，全面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國在境內外遂行經濟脅迫的種種行徑。
貝書穎說:“中國的極權經濟治國術就是，其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只為了追求中國自身極其狹隘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些作法不是為了讓世界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是多邊的，也不是基於崇高的意識型態理念。相反地，只是純粹為了自己國家和地緣政治的利益。”
她說，美國祭出的制裁或關稅等經濟處罰手段大多具有透明性、合理性，並經過正當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終要維護的是基於規則所建立的國際秩序。雖然也曾被濫用，但有一定的上訴機制來提供補救。例如，前美國總統川普政府曾濫權制裁兩名國際犯罪法庭的調查員，因為他們要追究美國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戰爭罪，但此制裁隨著川普下台，拜登總統上台後就被解除，而且這樣的濫用情況可謂少之又少。
相較之下，她說，中國近年來祭出的各種經濟報復手段都是未經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為、理由不充分且不透明、也不成比例，更不可能有什麽上訴機制。以挪威鮭魚為例，貝書穎說，中國之所以於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為了報復挪威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已故的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這兩者毫無關連，竟成為中國經濟制裁的理由，足以佐證中國“以商逼政”的脅迫。
澳大利亞飽受中國經濟脅迫
澳大利亞是另一個中國對他國進行經濟脅迫的典型範例，也是近年最常遭中國脅迫的國家。
根據澳大利亞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發布的報告，中國於2020-2022年間對19國進行過73起脅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對澳大利亞的脅迫最大，高達21起，但整體成效並不成功，反而凸顯澳大利亞的韌性，其次是針對立陶宛的11起和台灣的8起。
貝書穎說，澳大利亞前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只不過於2020年4月呼籲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就惹怒中國，招致北京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征收懲罰性關稅，使其隔年的中國出口銷售額暴跌超過九成。她說，新冠病毒起源調查攸關全人類的健康福祉，且莫裏森的發言也建立在事實上，竟引來中國為了一己形象而發動的抵制和經濟報復。
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脅迫不只這一樁，包括以海關檢疫、重金屬成分超標為借口，拒絕澳大利亞龍蝦進口，背後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報覆澳大利亞響應美國的號召，在5G網絡建設中以國家安全考量為由排除了華為公司等政治原因。隨著中澳關系惡化，中國對澳大利亞祭出的制裁還包括禁止鐵礦砂、大麥和煤炭等，雖然基於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的依賴，中國的進口量未減反增。
澳大利亞帶頭串連
不過，貝書穎說，澳大利亞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積極為部分受創產業開擴新市場或提供補貼外，也從結構面思索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或強化供應鏈韌性，更構思“經濟版第五條(economic article 5)”或經濟防禦條約(economic defense treaty)，或向世貿組織提出仲裁等機制，來呼籲各國積極抗衡中國的脅迫。
事實上，她所著的《北京統治》一書中提到，澳大利亞前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早於2017年就透過新加坡的香格裏拉安全對話論壇警示，中國對外國揮舞影響力的行徑具“隱密、脅迫和貪腐性(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他的文膽John Garnaut記者出身，因對中國的太子黨和統戰等體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在串連美日等國於抗衡中國經濟脅迫的認知和行動上扮演重要角色。
隨著中國經濟脅迫問題日益嚴重，七國集團於5月的廣島峰會發布公報，揚言將團結因應，包括采取“去風險化”，而非“脫鉤”的策略來減少對北京的依賴，並降低因北京各種“經濟脅迫”而受創的風險。
對此，貝書穎說，她樂見民主國家跨出重要的一步，但她說，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行動太少太慢。她於書中花了一整個章節建議美國應該從立法面，包括禁止極權國家的遊說，以拒絕中國等國影響美國決策，或者提高在華營運美國公司的申報透明度，以杜絕中國政府的手伸進美企業，甚至列出對經濟脅迫行為的明確罰則等措施，有效抗衡中國等極權國家的脅迫。
她還呼籲民主國家結盟，簽署集體性的經濟防禦條約或建立國際仲裁機制，甚至成立保險基金，補貼因中國經濟脅迫或受創的產業。
西方盟國應建立一套“民主經濟治國術”
她說，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經濟治國術”，不再沿襲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時期以來的對華路線：將人權價值和對華經貿脫鉤。相反地，她說，西方國家應重新將民主價值和經貿掛鉤在一起。只要中國違反國際承諾，繼續迫害人權、箝制言論自由，就應接受經濟制裁，甚至充當中國政府人權打手的中企也應被列入禁止往來的黑名單，反制北京的“極權經濟治國術”。
貝書穎說：“還有一個作法是，將協助中國政府言論審查的中企，例如中國社媒公司，像百度、騰訊等，打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禁止美國公司與其往來，首度對中企加大施壓。”
她說，中國對外的脅迫或干涉手段越來越高明、全面且複雜，包括《Axios》2020年獨家踢爆，中國曾於2012-2015年間派出女間諜方芳(Christine Fang)混入加州政壇，以金錢和性誘惑美國政壇人士，非法搜集情報並影響美國的決策圈。
對此，美國中情局（CIA）資深退休官員丹尼爾·霍夫曼（Daniel Hoffman）接受美國《福斯新聞》采訪時曾表示，像這樣的中國女間諜其實在美國有數千位，她們試圖爬上美國高級官員的床。
此外，貝書穎說，中國遂行經濟脅迫時，往往以政府之力對付單一外商，這背後形塑出的是極不對等的權力結構，讓國際服飾品牌如H&M、視訊平台Zoom等外商都不得不低頭，自我言論審查或成為中國公安打壓異議人士的打手。
貝書穎呼籲各國政府支持其在華營運的外商，出面代為與中國政府協商，以降低北京對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她也呼籲跨國企業重視社會責任，不輕易對中國屈服，因為中國常利用民主社會的自由度和選舉體制，透過施壓商人來施壓政府。她說，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先邀約微軟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訪華，除了深化與外企的商業關系外，背後有更深層的政治操作。
中國拒發簽證難入境 貝書穎移居台北
貝書穎說：“(習近平)先見他們(蓋茲和馬斯克)有第二層的訊息，那就是，即便美國政府對華強硬，我們(中國)有自己的管道繞過你們的(美國)法律、外交途徑。我們跟(美國)社會最有錢、有權的階級有直接溝通的管道。”
貝書穎有長達10年的新聞采訪經歷，撰寫過非常多有關中國的深度調查報道，她曾於2014-2018年派駐中國，有四年第一手見證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經驗。不過，中國政府自2019年起拒發記者簽證給她，讓她無法再入境中國。貝書穎現定居台北，她說，台灣的新聞環境非常自由，也是就近可以觀察中國施加各類影響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假新聞散播的原點。
轉載自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