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大學生畢業以後大約26%-30% 找不到工作。失業對任何人都是不舒服的，對畢業生，剛念完四年書，出來指望能有相應的工作但居然什麽都沒有，更難受「資格太強」怎麽變成障礙了呢？失業就像被憑空打臉。買房子又那麽貴，沒錢不敢結婚養家，「內卷」「躺平」自然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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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間青年在網絡上紛紛提意見，把自己的處境比作魯迅著名小說裏的主角孔乙己。考科舉不及格，窮困潦倒，卻愛面子，孔乙己堅持穿長衫表示自己的學者身份。有一位網民說「學歷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類似的抱怨野火般地在網上擴散，被稱為「孔乙己文學」。
當局壓制孔乙己文學，惹惱網民
部分評論是埋怨政府的，而這正是共產黨開「兩會」的「敏感」時期。黨魁緊張，不歡迎群眾鬧問題，盡量壓制孔乙己文學：禁止「孔乙己」井號標簽，發表文章勸青年找工作不必太挑剔，要卷起長衫的袖子好好兒幹。結果火上加油，網民更憤怒。取名「鬼山哥」的在網上貼了一首調侃性的歌曲「陽光開朗孔乙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XsiOVeTFE。 三百萬人點擊後，網站被禁。
我向鬼山歌和中國青年網民敬個禮。我同情他們的處境，支持他們提出抗議的權利，也欣賞他們十分健康的調侃精神。但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只能為魯迅先生嘆一口氣。《吶喊》和《仿徨》的小說，雖然只是短篇，但有時候真能解剖人生較深刻的層面。《孔乙己》不足三千字，但有深度。最近的「孔乙己文學」所提的問題，不管是青年網民提的還是官方媒體提的，都沒有原作深度的四分之一。
對原作的書面意思也有些誤解。孔乙己的處境與今天的畢業生的處境有本質上的不同。今天的畢業生有文憑，已經掙了資格，只是資格「太強」，社會無法提供相配的工作。孔乙己不一樣。他考科舉屢戰屢敗，恰好沒有資格，沒有「敲門磚。」長衫是愛面子穿的，不是「脫不下」的妨礙他找工作的東西。官方媒體批評畢業生也不忠於原作。說他們是小孔乙己，不屈尊接受比「應有的」更卑下的工作。但孔乙己願意到富貴人家去「抄抄書」。這是文人的事情，但比他所希望的卑下得多。
有關孔乙己文學的爭議局限於世俗問題
總的來說，網上爭論「孔乙己文學」都限於比較世俗的問題：工作，錢，面子，地位。離馬克思的「唯物」原則相差不遠。魯迅十分看重物質問題，但他的小說之所以深刻是因為在物質的基礎上他能引申到人文價值觀的領域去。
比如，《孔乙己》這篇小說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我們同不同情孔乙己？敘述者是個成年人（大概是魯迅自己），但敘述的角度是通過一個十二歲小孩兒的回憶。這小孩兒看不起孔乙己，笑他。笑的緣故是因為周圍的大人都笑，小孩兒跟著笑。但成年作者也跟著笑嗎？絕對不。孔乙己有毛病，但畢竟是個人，人性的缺點不是他獨有的。他受人嘲笑和看不起，最後落魄到被砸斷了腿，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坐木板用手行駛。有一天，回到鹹亨酒店，店裏的人什麽都看不見，只聽得見他的一聲「溫一碗酒」。然後，付錢時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讀者看到這兒能不同情嗎？甚至要掉眼淚？
魯迅不只是讓我們動感情。同樣重要的是給我們提了一個很值得分析的問題。孔乙己這個人的缺點很多：偷竊（別人的書和硯臺），說謊（否認偷竊），愛面子（穿長衫），不幹凈（不洗長衫），酗酒（有錢就喝），自大（非要考小孩兒會不會寫「茴香豆」的「茴」字），等等。他十分值得我們討厭。但最後我們也同情他。一般作家不會（也不能）讓我們同情一個討厭的人。我們同情孔乙己可能是因為我們離不開一個人（任何人）的基本價值，平等價值的考量。這才是發人深思的問題。比最近在網絡上爭的問題深刻許多。
中共將魯迅政治化、平面化
毛澤東在1940年說魯迅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哎！這話是在魯迅過世四年之後說的，毛的用意是把魯迅的威望拉到他的共產黨這裏來，但魯迅本來的思維遠遠不是這麽簡單，這麽「堅決」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魯迅的作品，包括《孔乙己》，常常出現在學校的必讀書單上。但我不知道，這麽多年，這麽多學生以後，有多少老師能把這些深層的問題提出來？有多少學生只能學到「孔乙己在封建社會裏代表反動階級腐朽化……」等等。直到現在，大陸的中學生有多少能夠把孔乙己理解為「圓形」而立體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平面」人物？「孔乙己文學」風波裏的孔乙己都是很單面的，不發人深思的。
記得我1979-80年到中國做過一年的關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國學者有時候問我，作為美國人，最喜歡哪些中國作家？我提到魯迅時，沒想到對方有時候顯出了不以為然的表情，說「魯迅能有他的看法，可是…」後來我慢慢明白，問題是在文革的時候，紅衛兵常常用魯迅的話做棍子來打知識分子：「學習魯迅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等等。這種話是共產黨政權又一次拿魯迅做工具，不但把魯迅給政治化，更可悲的是把一個深刻的作家給平面化。
《吶喊》《仿徨》有許多小說提深刻問題。《傷逝》提「說真話」的問題。說真話當然是對的，但是否有時候不該說真話？ 什麽時候？什麽條件之下？《在酒樓上》提科學與迷信的問題。當然科學好，但我重埋一塊泥土是愚蠢的嗎？《藥》讓我們考慮母愛和國家大事能否對比地衡量？但願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中學能有進步。
林培瑞Perry Link 是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現在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書。他專門研究中國現代語言，文學，通俗文化與政治文化。
轉載自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