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整理與編輯）
「文革」後的十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春風雨露，毛氏的鬥爭哲學被唾棄，社會大環境呈現出一派寬鬆與陽光的景象，也是中美關係最好的一段時期。那時友好與合作是兩國的主旨，而不是今天的競爭與博弈。當年的美中關係帶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多管道全面展開，沖擊了中共建政以來知識、文化與思想的傳統紅色禁錮。西方社會的先進管理與產品等，也為中國社會經濟變革提供了樣板與養料。再則，東西方的官方與民間雙管交流，潛移默化地引進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而當年中國憲法還尚未提及「人權思想」概念，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突破，為社會變革提供了思想與價值指導。
「八九民運」，從表面上來看，是因為胡耀邦的死而引發的，是胡耀邦下台政治風波的一個延續。而實質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了，中國社會經過了八十年代的持續開放，古老國家的大門和窗戶敞開，沐浴著西方自由民主的和風細雨。所以，從文化與知識領域來說，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不是偶然與孤立的人物；從經濟發展層面來說，萬潤南、步鑫生等也不是個別現象，他們代表中國的民營企業改革者群體。而胡耀邦的非正常下台，正是逆改革開放方向而行，是在為生機勃勃的「小陽春」潑墨，民眾不甘於這樣的倒行逆施，這就是當年「八九民運」爆發的真正原因。九十年代初期國營企業的破產與倒閉潮，實質也是因為改革政策遲滯不前，難以涉及深水區（體制與制度），導致被計劃經濟拖垮拖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得不到真正落實。
我們的話題從這一部分繼續展開……。
閻明復站在時代的巔峰上
萬潤南：特別是閻明復，他與鄧小平家的關係非常好，他是「革二代」。其父閻寶航，當時在東北搞秘密工作，是潛伏於國民政府內的共產國際間諜，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在外交部等任職。當時四通有個副總王安，他的父輩是與閻寶航是一起的，所以他們從小就在一起。閻明復是百科全書的主要負責人，王安也參加了百科全書的工作，以後才到的四通。
閻明復在自傳裏講，他一輩子做的兩件事最有意義，第一件是編撰百科全書。百科全書的編撰曾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里程碑，被認為是一把知識的鑰匙，可打開人們的眼界，「照亮」世人的頭腦，人們一旦認識清楚了世界，社會自然就會日趨完善，也可以說是啟蒙運動的一把鑰匙。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也有了百科全書，閻明復功不可沒。第二件有意義事，是他做了慈善事業。八九年以後，他在民政部副部長位置上主要從事慈善事業。其實他不敢講，或者沒有講，他這輩子真正有意義的是八九年與學生的對話，那種正直的勇氣，那才是變革時代應有的姿態，作為中共執政者來說，是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閻明復做到了。
廖天琪：老萬你說得非常好，但我想從整個的大環境背景，即「八九民運」的發生，它不僅只是在政治層面上，並不只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對立，或者是開明派與保守派的對立，它還在其他很多層面上發生變化。比如說在文化方面，你剛才提到了中國《百科全書》的編撰工作，還有中國的社會經濟改革，比如說農業轉向，民營經濟也逐漸興起，好像是整個中國社會都在慢慢打開了，老萬也在這中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我們也應該談一談其它方面、其它層面。「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整個社會都被調動了起來。就如剛才我們提到的，「八十年代」是中國的小陽春，這是非常重要的，大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文化、經濟、思想、新聞、政治各個層面上，但我還是希望擴大談話範圍，比如中國的民營經濟，首先向當時的國民經濟體制、及禁錮的計劃經濟等，發起了挑戰與突破。
改革開放難以涉入深水區
廖天琪：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就不局限於「八九民運」功過是非，這個話題海外已經討論了三十多年，我也傾聽了三十多年，我們為什麽不能將其放置於更大的範圍來討論？今天中國又走到一條非常狹窄的道路上。鄧小平的專制獨裁，像毛澤東一樣的專制獨裁，使中國的社會「小陽春」，一夜之間回到了地獄，將全部的開明派都打了下去，全軍覆沒，這就是個人崇拜、專制獨裁一言堂造成的恐怖地獄。
今天的中國社會再次回到了毛時代的專制獨裁，習近平一人得天獨厚，全世界都目睹著中國社會由著習近平窮折騰，我們今天反思閻明復先生在「八九民運」中扮演的角色，對今天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我想可不可以切入其它領域來談，田牧也來自於企業界，是否談談你對當年事件的看法與觀點。
田牧：老萬剛才描述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層面，提到了整個八十年代是社會的「小陽春」，我是深有體會的，因為我在國營企業擔任管理工作，從我的職業視角來觀察，最有感覺的是民營企業從經濟領域異軍突起，突破國民經濟體制與禁錮的計劃經濟制度，這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層面。
八十年代中期，我撰寫了一篇《淺析適時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論文，論證企業經營的生命力與發展之道，一是企業產品的升級換代，二是適時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這些是從事企業經營管理者都必須知曉與了解的。而前提條件是需要企業從計劃經濟禁錮中解放出來，只有市場經濟才能為企業提供這樣的大環境。這就是為什麽當年萬潤南與四通公司成了國營企業管理者仰慕與妒忌的對象。
後來的九十年代初期，一批國營企業陷入「三角債」，因資金短缺而紛紛破產與倒閉。表面上看是資金短缺，企業的資金周轉期，是根據企業的規模與產品生產過程所決定的。一旦產品滯銷，計劃經濟指導下對市場反應遲緩，系列產品滯銷，便會產生連鎖反應，引發整個行業及相關企業的經營混亂，引發三角債務是必然現象。表面上的問題是資金短缺，而本質是因計劃經濟禁錮所致，企業產品一成不變，銷路逐漸變窄，直至失去市場，滯銷產品部分分派給員工上街推銷，部分作為工資抵給工人等。
古人都有未卜先知，而當時的企業卻缺乏市場溝通與對接。中國經濟模式的鼻祖前蘇聯的經濟也是這樣玩完的，東北的老企業同樣厄運難逃。當年國營企業的管理者唯上唯令，對企業的生命力與生存之道太少進行深入思考與探究。民營企業的成功原因：首先是企業產品直接與市場供需對口；其次掙脫了體制捆綁；再則是最早自由引進外資等，這些均是企業生存與發展之道的先機，可稱為先聲奪人。
在「八九民運」前後，中國經濟已成了難以掉頭的龐然大物，處在計劃經濟下，與市場脫鉤在所難免，根深蒂固、積重難返，基本上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便是改革開放，也難以涉及經濟建設的深水區，從體制與計劃經濟入手。九十年代中期，國家面對計劃經濟釀成的悲劇，並未從病根上治理與進行企改，而是采取大棄大拋政策，將國營企業大幅度貶值轉讓給私營企業，讓國家蒙受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經濟損失。
在我看來，從當時的企業經濟發展視角來說，改革開放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停留在政治層面上。改革開放，目的是發展經濟，應該從國家經濟體制入手。老萬說過：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經濟是根本與基礎，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切都是空的。
不過，經過三十多年在德國的生活，我逐漸認識到，對於國家來說，應該兼顧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有空時我會以事實與數據與大家進一步討論。
最早的改革之路從底層開啟
萬潤南：我也談談經濟問題，中國為什麽要改革開放？現在習把中國搞成這樣，機會到底在哪裏？在哪裏突破？這兩個其實是一個問題。當時所以要改革開放，是因為老毛個人獨裁，搞「文革」，為了清除政敵，把整個國家拖入到一場政治運動中，把國民經濟破壞得一塌糊塗。用當時中共自己的語言來說，「國民經濟到了破產的邊緣」，那時的物資供應貧乏，七十年代是中國最困難的十年，每況愈下。因為老毛不停地折騰，就像現在習近平不停地折騰一樣，瞎折騰。在這種情況下，改革開放是從社會最底層開啟的，首先是農民，日子過不下去了，窮則思變，當時不叫「改革」，是農民們偷偷幹。最早是安徽農民，他們冒著風險簽訂了承包協議，自己分地分租，開始了承包責任制。後來在地方政府引起爭執，萬里是安徽省主官，趙紫陽是四川省主官，他們獲悉了這一動向，最早支持農民的這一承包制，視之為「農村的改革」。
農村改革起來後，自然會延伸到城市。城市改革是怎麽起來的呢？在「文革」期間，大批青年失業，就像現在的16-24歲青年，20.8%的失業率，當年也一樣，社會上沒有就業機會，於是把這些人分配去了農村，說是到邊疆去，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這是老毛的「知青上山下鄉」政策，習近平當年也是下去的知青。但是七十年代底，「文革」結束，七六年毛死，「四人幫」一抓，這時大批赴農村的知青就回城了，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這些知青怎麽安排？實際上沒有那麽多的工作崗位，那麽就鼓勵他們自己就業。所以那個時候就有所謂的北京「賣大碗茶」，什麽叫賣大碗茶？就是在攤頭放幾碗茶水，路過的人喝一碗一分錢，有好多知青就靠這個來維持生計，還有年廣久的傻子瓜子，自己炒的瓜子，特別香。當時就出來這樣一些現象。
廖天琪：慢慢就產生了萬元戶。
萬潤南：對，萬元戶就是這麽產生的。那麽農村改革怎麽與城市改革科技結合的呢？因為許多農村的社隊企業，需要搞技術改造，沒有技術力量，就聘請所謂的星期日工程師。當時第一批這種幫助農村社隊企業搞技術改造的人，都曾經因此坐牢。人家利用周末去，星期日工程師，何罪之有？其實四通最早就是我們辦的一個社隊企業。知識分子要搞自己的企業是不可能的，國家也沒有這個政策。我記得很清除，當時我們提出要辦公司後，到海澱區工商，他們都不知道怎麽辦？就是說沒有政策、沒有對口，後來我們與四季青鄉聯合，就按照我們是四季青鄉的一個社隊企業註冊的，這是四通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呢，人家也覺得你不倫不類嘛，你們搞科技的怎麽是一個社隊企業？四季青鄉是種蔬菜的，因為蔬菜任務完成得好，所以還可以給我們稅收優惠。結果到了第二年八五年，那時知青返城，鼓勵招收知青就業，後來就算知青集體企業。所以我們每一步都和當時經濟改革的步調是合在一起的。
四通公司高科技探索之路
廖天琪：我有個問題，四通公司從一開始經營，是否有國家政策支持？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政府方面是否從政策許可來扯你們的後腿、抑或是鼓勵你們？
萬潤南：沒有官方機構給予鼓勵，這麽說吧，鼓勵我們的是一些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當時海澱區的領導原來是清華的學長，我們開始辦的時候，海澱區的區委書記是賈春旺，賈春旺到北京市政府後，是張福森，他也是清華的校友，所以我們找他們，容易理解與溝通。其實他們也很為難，也不知道怎麽辦？於是將我們介紹給海澱區管轄的東升人民公社和四季青人民公社，這兩個公社是挨著海澱區，挨著清華、北大，是最近的兩個公社。當時我們就找了公社的負責人，四季青鄉的鄉長比較主動，願意接納我們這些人。
廖天琪：你們這麽一路走來，事實上上面根本沒有相關政策？也沒有具體的開放經濟規則和條例，可以說是自己組建公司，農村鄉鎮機構與知識界結合，你們是在艱辛探索、苦苦經營，自己在尋找改革的出路，是不是這個意思？
萬潤南：對，我們是在一片荒野中開出了一條路，這就應了那句「摸著石頭過河」。後來為高科技企業開啟了中關村開發區，那是在我們「過河」之後，覺得這個方法很好，等於是民營企業改革之路的金光大道，然後才有了科技開發區、科技企業政策等等。
結語
憲政民主的方向與目標，永遠是中國體制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上世紀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在經濟、文化、思想、新聞等各領域，向現代民主文明跨出了一大步，中共的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等官員，都有積極的思想與言行表現，應該說這些官員也是真心期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然而國家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整個社會進步的需求與步伐，不進則退，最終成為阻力與絆腳石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