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整理與編輯）
「八九民運」以後，從中共高層裏已看不到改革的希望與可能性，聯系到眼下的習時代，令中國人很是失望，中國又回到了一人之下的專制獨裁統治。當年的朱厚澤、閻明復等那批改革派、民主派、開明派，已經在中共領導體制裏銷聲匿跡，即便像蔡霞、任志強等勇於發聲者，也終究被下架。
回顧與紀念閻明復，人們還是希望和期待今天的中共組織中依然存在隱形的民主派、開明派。世人再次認清專制獨裁的特徵：一個人對整個社會群體行使權力統治，憲法與法律成了飾品，自由、民主與人權只是民眾夢幻中的海市蜃樓。
歷史告訴我們：民主與自由是歷史的必然，必將會降臨在未來的中國，無可阻擋！
開放氣候下大環境演變
廖天琪：元雋，你那個時候在長春第一汽車廠，你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你們企業有什麽變化？
唐元雋：老萬是當年中國社會的精英人士，是有資源、有實力的人物。當時我是企業裏的一個小幹部，基層的技術人員。那時在國營企業感受比較少，是古板而固定的，在一個崗位上，自己老老實實幹自己的活。對生產車間來講，工藝是負責制造的依據，對我們來講，只是一份工作。當時我二十幾歲，思想方面，開始接觸與閱讀西方文學著作，可說是打開了認識世界的視野吧。我們一些文藝青年，湊在一起，搞個聚會，寫一些詩，我們感覺到了社會在變化，對我來說，深有感觸的是，不抓反革命了，不再用鎮壓的手段了，實際上意味著制度已經在演變了。
我當時在企業裏，對時局與環境是有感覺的，特別在文化與思想領域尤其明顯。我曾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還搞了一些文化展覽等，經常去參加一些民主沙龍，參與討論一些社會問題，既熱烈又亢奮，有的青年尤其激動，大罵共產黨。後來公安局派人進入臥底了，被內定為反革命集團，長春市公安局上報，那時據說反革命案件要上報中央，上報了以後上面不批，說年輕人思想有問題，交給企業的黨委進行教導即可。隨後有人警告我，不要再搞了，這是政治風向問題，我便請了長病假。
唐元雋：我對閻明復的認知，感覺從中共高層來說，他非常了不起，在政治上明顯的向自由開放轉向，這是令人佩服的。他的去世，使人追憶，令人唏噓。我在想「八九民運」中最了不起的三種人物，一是勇攔軍車的王維林代表的反抗者；二是停下戰車想繞過王維林的軍人，這車中執行任務的軍人保持克制、不濫殺無辜；三是閻明復這樣的中共高官，他的努力更能影響當權者決策，從而影響歷史進程。
閻明復認為5月14日到5月19日，是和平解決街頭運動的關鍵時刻，他多次找學生代表商談勸說，進行溝通斡旋，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儘管失敗了，隨著歲月推移，人們會認識到，無論是抗爭還是解決矛盾，這三方面人物都展現出文明人類的人道主義精神。
六四鎮壓，槍聲一響，人命關天，所有的性質都變了。溝通斡旋，和平解決社會的矛盾沖突，將來的中國人也許會學會這些。
作為當年在華西方人的感受
廖天琪：請瑪麗也說說，你在八十年代就在中國了，你跟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文化界人士有很多聯系，而且你也為魏京生的自由出了很多力，你可不可以說說當時你在中國看到的人與事，以及你的一些感受？
瑪麗•侯芷明：我主要是七十年代在中國，老萬談的那些事，我都很感興趣。我在中國的那些年，中國很貧窮，也沒有任何自由，即便你想種些蔬菜不行，賣些雞蛋也不行，只可以到農民自由市場買一二個雞蛋，一點自由都沒有，經濟完全是空虛的。所以老萬談到中國民營企業的摸索與啟動，我完全相信與理解，老萬走過的每一步都很艱難而不易，趙紫陽在這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改革開放，趙的四川經驗，我聽之很感興趣，不過我無法談體會，也沒辦法補充，老萬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
天琪剛才提出，為什麽開明勢力雖然也支持六四運動，後來卻全軍覆沒？我想為此說兩句，最近你們有沒有發現，習近平帝制的DNA，盡管當時鄧小平沒有使用這個詞，但是他也是堅持中共原則的，他感覺如果不保護黨的DNA，中共就會失去他們的權力、地位與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權不能維持下去。鄧周圍的人，比如說閻明復、曾慶紅、趙紫陽，我感覺他們都反對鎮壓，特別是反對使用軍隊和武力去鎮壓學生和市民。而鄧小平的原則和真理是：中共如果不鎮壓，那麽中共將亡黨亡國，中共的政權不復存在。前蘇聯的崩潰，令鄧小平與中共政權震驚與害怕。
人民撼動了中共體制的DNA，今天習近平執政團隊完全一樣，人們如果稍動一下共產黨的正統，中共是不會接受的。習近平現在雖然說要維持中共統治，但是我的感覺是，他主要是在保護自己的權利，現如今我看他是既救不了中國經濟，也救不了中國外交，唯一辦法是攻打台灣，從而轉移全球的視角與壓力。
今天中國的人權狀況太差，很多人深陷囹圄，比如：郭飛雄、王炳章等，以及那麽多的藏族、維族人都被迫背井離鄉，對於這些人，我們需要給他們提供最大的聲援、同情和幫助。
廖天琪：瑪麗畫龍點睛，把當時的場景又恢復過來，讓我們了解到，真正的主線，是中國經歷了幾代的個人獨裁，第一個是毛澤東，中國的國民經濟被推到了破產邊緣；然後是強人鄧小平推行了改革開放，經過了幾十年的極度貧窮、落後，中共一鬆手，人們就像瘋了一樣，個個去追求物質的需求，這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在精神上人們也逐漸醒悟，開始伸手向政府索求自由與民主，中共體制滿足不了人民的期待和訴求，最終爆發了沖突——「八九民運」。結果是什麽呢？為什麽開明派或者改革派全軍覆沒？是因為個人獨裁！瑪麗說得很對，是因為鄧小平要維護共產黨的基因和正統，事實上也是他們的個人野心。
現在我們又面臨了同樣的境況，習近平也要維護共產黨的基因。我們不能不承認，習近平執政以來，確實做了一些事情，不管我們多麽反對他，比如說「一帶一路」雖然惡名昭彰，但它也具有整合全球資源和地緣政治上的意義，而且他確實是在最近這些年，把中國推向國際舞台的前列，與美國可平起平坐。但是危機也是共生的，中國社會潛伏著各種危機，剛才老萬說的毛執政時期的弊病，今天在中國又重現了。比如針對私營企業的遏制，對民間各種聲音和異議的打壓，中國又回到了專制獨裁的一言堂體制，這不僅僅是維持中共一黨專制，也是在維護習家天下。
去年爆發的白紙運動就是一種社會反彈，歷史上有很多這種看似偶發事件，卻有其必然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們今天回顧反思當年閻明復那一代，以及當時的整個社會場景，可以平行地與當下整個中國的情況做個對比，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提高警惕，習近平就是毛澤東，習近平就是鄧小平，他會一意孤行下去嗎？我們能做什麼，該做什麽？
人民不會容忍歷史倒退
萬潤南：剛才幾位講的使我很受啟發，八十年代是毛「文革」的十年反動，他把國民經濟搞到破產的邊緣，老百姓生存不下去了。習近平如出一轍，三年「清零」，也幾乎把經濟發展搞到死亡邊緣，所以才有了白紙運動，才有了四通橋上的吶喊……。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共產黨成也經濟，敗也經濟，經濟問題永遠是社會變遷的底層邏輯與根本原因。老百姓也是，如果它還能活得下去，它會茍且，但是「清零」清到了大家實在沒法生存了，那就吶喊反抗吧。現在年輕人失業率達到了20.8%，整個通貨緊縮，經濟已出了大問題，靠拼命印鈔票已經解決不了眼下的問題了。所以人們密切關注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這麽說吧，經濟上它要是能過得去，就還能茍延殘喘，中國百姓很簡單，寧做太平犬，不做離亂人。中國的體量很大，它要動起來也很難，但是一旦動起來，就不得了。所以中國的變化，依我看，將來問題還是會出在經濟上。現在它所有做法，都可以說是在倒行逆施，甚至與毛當年相比，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今中國，什麽都是由國家來控制，實際上是由習一人來控制，他說集中力量辦大事，包括趕造雄安大橋，但集中力量也可以辦蠢事、辦壞事。互聯網起來後，信息封鎖不住了，自由傳播，對專制政治可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它是沒法擋住的，社會會變得陽光與開放。但事實恰恰相反，我也是看走眼了，中共利用建防火墻、網絡封鎖、布滿攝像頭等，來對全民進行監控，反過來維護了習個人的專制政權。同樣，現在搞人工智能，我觀察到有很多荒唐的研究項目，比如用人工智能來看一個人的黨性有多少忠誠度，簡直到了荒腔走板的程度！
廖天琪：中共把人當成了豬狗一樣來對待。
萬潤南：如果這樣持續發展的話，早晚要出問題，或者說它的經濟已經出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就意味著新的變革將要開啟。問題是中國百姓並不是那麽的活躍與敏感，八九年的聲勢多浩大，參與度那麽高強。同樣，去年白紙運動是靜默的抗議，某種意義上來講，對於去年的白紙運動習近平是認慫了，他最後也就放開、躺平了。放開了不就沒事了嘛，他也度過了難關。八九年的時候，鄧小平說這是動亂，學生不幹了，鄧是硬犟著。最近有人問我：八九年有沒有別的可能？我回答：有呀，很簡單嘛，是鄧小平的錯嘛，不論學生絕食也好，廣場靜坐也好，就一個要求，你得承認我們是愛國運動，他這個話就是不肯說，寧可開槍，所以釀成了這麽一個血案結果。
廖天琪：白紙運動是小菜一碟，所以習就放了一馬。但他具有獨裁者不肯認慫的基因，這點跟老鄧雷同。他在任上將不惜孤注一擲，對台一戰，讓自己成為「民族英雄」（其實是民族罪人）。他知道仗一打起來，大陸人的民族意識會馬上高漲，短時期內會支持他。剛才瑪麗說的，中共要維護他們的DNA，習近平更是如此，因為沒有共產黨，他就什麽都不是，他們一無所有。
習近平對黨內異己和民間異議不認慫，在外事上他派出「戰狼」征戰國際舞台。跟美國的經貿戰已經演變為政治和國防上針尖對麥芒的局面。這和當年六四的局面截然不同，那時候西方國家對中國頗具好感，樂觀其成，六四屠殺短期內打破了世界對中國的親善態度，但是柯林頓上台後，中美又開始靠近磨合，美國為北京開啟了一道道經貿、科技的大門。如今局勢有了180度的轉變，美國連同盟友從各方面對中國進行防範、圍堵、斷供、禁運，這種局勢事實上對全球的和平發展傷害都很大。俄烏戰爭又進一步把中國推進俄羅斯懷抱，這是一種惡性的發展趨勢。 中美之間這個死結若解不開，那麼世界的和平、繁榮和發展都將成為奢望了。
結語
毛時代開創了「打天下坐天下」，為了維護中共一黨的統治，消滅與清除異類，只抓「階級鬥爭」，不言「經濟建設」，貫穿於毛執政的全過程，在他心目中，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產」，最終中國的經濟一落千丈，處於崩潰的邊緣。
鄧時代從一開始的放棄「鬥爭」，埋頭搞「經濟」，一度全國呈現出一派春意盎然，那些歲月恰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不幸的是，當「八九學運」涉及到中共執政者的權力、利益與地位時，鄧轉而反目為仇，下令開槍鎮壓學生和市民，斷送了十年中國改革的好時光，真可謂是「成也小平，敗也小平」。從專制統治者本性而言，是利益與本性使然，與老毛相比，可說是一脈相承。
習時代，再次回到了老毛的終身制，回到了專制獨裁統治，三年「清零」，幾乎再次把中國經濟推向深淵，所以爆發了白紙運動，才有了四通橋上的吶喊……。獨裁統治者當道，法律便喪失功能，成為一堆廢紙，社會公正與平等將蕩然無存，這樣的統治者無疑成為人民的敵人，國家的敵人。
對中國百姓來說，最渴望的國家繁榮昌盛，社會公平祥和，自由民主，幸福安康。所以對國家來說，悠悠萬事，促進經濟發展為先，唯此為大，這才是造福人民之本。中國不需要專制制度，更不需要獨裁君王，所以振興國家，振興民族，發展經濟，首先需要再次掀起民主革命運動，推翻中共極權統治，如此中國才有希望，才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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