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毅仁（Ian Buruma）《紐約書評》前編輯、作家。
當英格蘭足球隊在上個月的歐洲杯四強賽中擊敗荷蘭隊時，英國體育主播將其稱之為一場「將改變我們所有人生活」的「歷史性」勝利。體育主播向來以誇張的風格著稱，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但所謂歷史性勝利的說法似乎相當荒謬。像荷蘭這樣的小國，往往將這類比賽視為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的難得機會，但英國真的需要這樣的肯定嗎？顯然有必要。
出生於匈牙利的作家寇斯勒（Arthur Koestler）曾對普通民族主義和足球民族主義提出過著名的區別方式。在他看來後者的情感更為強烈，即便寇斯勒高興地加入了英國國籍，但他終生都是匈牙利足球的忠實支持者。
足球民族主義是旗幟鮮明、部落式，而且經常具有侵略性的。電視上那些壯漢們在看台上齜牙咧嘴、捶胸頓足發出怒吼的特寫畫面提醒我們：我們和猿類擁有共同的祖先。
部落情緒是集體仇恨的溫床。一些英國球迷仍然會在與德國隊的比賽中高唱二戰歌曲《擊落十架德國轟炸機》（Ten German Bombers）並張開雙臂模仿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當荷蘭隊在1988年（恰好是在漢堡舉行的）歐洲杯四強賽中擊敗西德隊並最終奪冠時，阿姆斯特丹街頭的慶祝活動，甚至超過1945年5月慶祝擺脫納粹占領的盛況。也許這種活動有助於消除過往的恨意，反德情緒在此之後也迅速消失。
在前蘇聯的戰車開進布拉格僅僅一年後，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隊在1969年的世界錦標賽上擊敗了蘇聯隊，這場勝利激發的瘋狂慶祝行動，隨後演變成了廣泛的抗議。一位美國外交官說他「從未見過捷克人如此狂喜，顯然自1945年納粹戰敗以來，這座城市從未體驗過如此的喜悅」。
對於我們這些被教導要把民族主義狂熱視作不體面行為的人來說，被揮舞國旗的情感所觸動可能會有些尷尬。然而它們的力量是不可否認的。身為一名荷蘭人，我也曾在 1988 年荷蘭擊敗西德時歡欣鼓舞。
然而，有鑒於體育民族主義可能會演變成暴力，它真的能被視為一個好的事物嗎？19世紀末時，這個問題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人古柏坦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和極右翼思想家、反猶太「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çaise）領導人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古柏坦認為，國際體育競賽將促進全球團結和相互理解，但莫拉斯持相反看法，認為這類賽事會助長民族仇恨，因此身為民族主義者的他對此表示歡迎。
雖然莫拉斯對古柏坦世界大同浪漫主義理念的質疑不無道理，但他的種族主義觀點，卻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恐怖行為鋪平了道路。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體育民族主義本質上就是壞的。它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需要某種戲劇性或儀式性宣洩出口的共同情感表達。
體育或其以外的部落主義，可以反映宗教、意識形態、種族、地區或國家方面的緊密關係。這在足球等團隊運動中最為明顯。蘇格蘭足球球會塞爾特人和格拉斯哥遊騎兵隊之間的長期對立，源於他們各自的天主教和新教背景。利物浦和曼聯的球迷，則憎恨來自倫敦的球隊。阿賈克斯隊（來自阿姆斯特丹）和托特罕熱刺隊（倫敦）的對手，則將他們與猶太人聯繫在一起（阿姆斯特丹和北倫敦曾有相當多的猶太人），也激發了一些非常難聽的言論。
但這種聯繫已經不具備任何現實的基礎，如今足球球會早已成為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的全球性企業，英國頂級球會裡的英國球員其實不多，荷蘭、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大型俱樂部也是如此。
事實上，古柏坦對球員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對球迷的看法卻是錯誤的。如今的職業運動員都是薪酬優渥的世界精英，他們沒有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即使在激烈的國際比賽之後也經常像同事和朋友一樣擁抱在一起。但這種友情似乎對球迷影響甚微，後者中的許多人仍將托特罕熱刺、阿賈克斯或拜仁慕尼黑等球會（即便大部分由外國教練和球員組成）視為本地球隊。
這樣的現象，凸顯出體育民族主義並不像莫拉斯所認為，與傳統的血緣和土地觀念有高度相關，而更涉及某種抽象的概念：對歸屬感的渴望，以及分享情感和崇拜英雄人物的體驗。簡而言之，這就是宗教膜拜的場所一直提供的東西。崇拜需要物件，但這些物件也可以被抽象化，這就是有些宗教不立人類偶像的原因。
因此，體育民族主義就像一種世俗信仰，而這也是體育主播大放厥詞，球迷也近乎宗教般狂熱的原因。無論是在宗教節日還是在體育場館，部落儀式有時會失控並引發暴力。但大致上來說，儀式化的部落主義可以讓人們沉浸在某種可能在其他地方變得危險的情緒中。我們只希望看到這樣一個世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體育迷們臉上塗著顏料，揮舞著旗幟，發出怒吼－並且在足球場上廝殺。
轉載自《上報》，本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王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