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馬斯克的「政治蜜月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在勝選演說中，川普花了17%的篇幅盛讚這位「超級天才」（super-genius），從而讓馬斯克得以「第一麻吉」（”the first buddy”）的身份迅速進入總統過渡團隊核心。兩人幾乎形影不離：他們一同觀看摔跤比賽、參與SpaceX火箭發射，甚至當Google執行長桑達·皮查伊（Sundar Pichai）致電祝賀川普當選時，馬斯克竟然也在電話線上，參與這場本應僅屬於政治領袖與科技巨頭之間的私人對話！
然而，這段過從甚密的合作究竟意味著「天才與天才」的互補，還是兩大巨頭的危險關係？馬斯克與川普的緊密聯繫，正改寫美國政府運作的傳統模式，但也可能對民主制度、經濟秩序和國家安全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這種結盟表面上以「效率」和「顛覆」為目標，實則暗藏利益衝突、腐敗風險及權力濫用的危機。
政商結盟交織的利益與爭議
川普以削減官僚冗餘為政治口號，馬斯克則因其在特斯拉與SpaceX的創新能力而馳名於世。他們都擅長打破常規，並樂於透過戲劇性手段吸引世人目光。川普的政治生涯植根於「清除官僚機構積弊」（”Drain the Swamp”）的口號，而馬斯克則以「像被千條細繩綁住的格列佛」形容「過度監管」（overregulation）對科技創新的束縛。這樣的結盟，表面上看似「一拍即合」，但背後也暗藏矛盾和風險。
當下的馬斯克不僅是川普的得力助手，甚至成為整個過渡團隊的核心。這可見於他參與內閣人選佈局的面試，參加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等國際領袖的三方通話。此外，他還進行私人自由外交（”freelance diplomacy”），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會晤。這種高度的政治參與，遠超過傳統企業家的角色，讓人質疑其是否會藉此影響政策以圖利自家企業。
SpaceX在美國太空發射市場已佔據主導地位，其業務中有超過20%來自政府合約，包括與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國防部的合作。僅2023年，SpaceX就包辦了美國90%的軌道發射任務，並與五角大樓簽訂了價值超過150億美元的合約。。而在川普的第一任期，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曾為馬斯克旗下的星鏈（Starlink）衛星網路提供近9億美元補貼，這筆資金在拜登政府時期被撤銷，但可能在川普重返白宮後重新啟動。
這樣綿密的利益交錯顯示，馬斯克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將前所未有，可能進一步模糊商業與政治的界線。然而，馬斯克的影響力並非毫無限制。例如，FCC與聯邦航空總署（FAA）對SpaceX衛星部署的監管，依然是其進一步擴張的主要障礙。正如《經濟學人》引述美國國防部前官員道格拉斯·洛維羅（Doug Loverro）的話說：「雖然政府需要SpaceX，但SpaceX更需要政府」。
此外，川普新設的「政府效率部」（DOGE）也由馬斯克主導，聚焦於削減繁文縟節並推動效率改革。然而，馬斯克同時是許多政府監管調查的對象，例如美國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對特斯拉工會運動的調查，以及美國交通部對其Neuralink公司運輸危險材料的審查。若馬斯克的角色讓這些監管問題得以「解套」，將引發更大的利益衝突爭議。
從企業家到政治言論者：馬斯克的角色轉變
馬斯克的政治參與不僅止於政策層面，其公開言論也越來越具有政治性。《經濟學人》分析他在Twitter（現稱X）上的38,358則發文發現，馬斯克從一名專注於新能源和氣候變遷的企業家，逐漸轉變為充滿政治色彩的言論者。
從2013年至2024年，馬斯克的發文頻率從每週十幾則飆升至每週220則。他早期的內容以特斯拉和SpaceX為主，相關發文佔比高達50%，但如今僅剩11%。取而代之的是移民、邊境控制、「覺醒思想病毒」（”woke mind virus”）及選舉誠信等政治議題，尤其是在2022年收購X平台後，這些主題的比重顯著增加。
雖然馬斯克仍然強調人類跨星際計劃的緊迫性，但他的關注點顯然已偏向移民問題與自由表達。此一轉變不僅符合川普的政治敘事，也進一步鞏固他在右傾選民中的影響力。
危險的權力結盟：新寡頭政治的興起
川普與馬斯克的合作或許將帶來短期的效率提升，但更可能為美國政治經濟秩序帶來長期風險。歷史上，企業巨頭與政治領袖的結盟並不鮮見。19世紀的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和20世紀的銀行巨頭摩根都曾經擁有「指點江山」的能耐，很大程度地影響美國政府。然而，因為過度壟斷和權力濫用問題，他們最終成為反壟斷法開刀的對象。
正如《經濟學人》所說，馬斯克的企業雖然以創新而非壟斷起家，但其「顛覆者」的身份讓他與川普的合作可能變得更加危險，因為兩人都傾向於跳過制度化的過程，直接以個人影響力干預國家政策。
例如，馬斯克聲稱可以削減高達2兆美元的美國聯邦預算，展現其「效率驅動」的改革思維。然而，仔細評估後會發現，此一主張不僅過於樂觀，甚至可能是脫離現實，而且在推動過程中可能加劇經濟與政治權力的集中化。
川普對馬斯克的高度倚重，進一步模糊了公共政策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界線。SpaceX對美國太空發射市場的壓倒性主導地位、特斯拉在電動車產業的領先優勢，以及星鏈（Starlink）對全球通訊網路的潛在控制，都使馬斯克成為現代版的「戰略性壟斷者」（strategic monopolist）。再者，川普政府上任後的可能政策決定，包括統一自動駕駛車輛聯邦法規和取消新能源車稅收補貼，將有利於馬斯克企業的競爭力，但卻同時可能打擊其競爭對手。
中國因素與政治結盟的脆弱性
馬斯克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使其在國際政治中面臨潛在風險。特斯拉目前有超過一半的產量來自中國，而在上海新建的電池工廠更進一步鞏固該公司對中國的依賴性。無怪乎，馬斯克雖然在烏克蘭問題上公開支持自由，但在台灣問題上卻多次迎合北京立場。
如果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貿易或外交政策，馬斯克可能面臨嚴峻挑戰。例如，中國政府只需微調新能源車的相關政策，就能對特斯拉的市場地位造成巨大影響。
儘管川普與馬斯克目前關係密切，但這種合作並非穩如磐石。川普以「喜怒無常」聞名，馬斯克則以頻繁更換高層管理者和與合作夥伴決裂著稱。例如，馬斯克推薦的財政部長人選霍華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被川普降格為商務部長。對此，《經濟學人》認為雙方之間可能已出現潛在矛盾。
此外，據悉川普在海湖莊園私人聚會上曾對馬斯克開玩笑說「我無法讓他離開」（I can’t get him out of here）。川普這句話一語雙關，大可做兩種截然相反的詮釋（「趕都趕不走他」，或是「我不能沒有他」）。無論如何，兩人關係在短暫蜜月期後存在著不確定性，畢竟他們各自都以「懂王」或「霸道總裁」自居，恐怕將難保「如膠似漆」的關係長久不生變。
美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
川普與馬斯克的結盟，看似可以為美國的官僚體系注入「效率」與「創新」的火花，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結構性風險。他們短期內或許能讓部分政策獲得突破，但從長遠來看，這場權力與財富的聯手更可能推動美國走向「新寡頭政治」。《經濟學人》警告，若這場改革以失敗收場，將不僅使官僚體系更顯混亂，也會進一步破壞民眾對政府公平性與誠信的信心，讓「改革」成為一個失去公信力的詞彙。
其實，民主的力量來自於多數人的參與，而非少數人左右的棋局。美國真正需要的改革，絕不是依賴兩位巨頭（強人）的私密合作來追求短暫的「效率神話」。真正持久的變革應該以權力監督制衡、保障公平正義為核心，讓每一位公民都有機會參與國家的未來。只有超越巨頭（強人）的聯盟迷思，重建人民對制度的信心，美國才能真正期待一個包容而繁榮的未來。
轉載自《上報》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