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領導人，梅克爾更傾向於管理，而非富有遠見的政治家。
～柏林赫爾蒂學院社會學教授 安赫爾 (Helmut K. Anheier)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備受期待的回憶錄《自由》（Freedom》已於上個月出版，引起熱烈迴響。這本書是梅克爾與她長期的幕僚長兼心腹鮑曼（ Beate Baumann）合著，深入剖析梅克爾非凡的人生和政治生涯，該書迄今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並在柏林、倫敦和華盛頓舉行新書發表會，場場座無虛席，華府的場次更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主持。
有人可能會懷疑，如此高調的新書巡迴發表會是否太過頭了——畢竟，這種宣傳力度通常只會用於美國總統，而非像德國這樣中等強國的前元首。例如，前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和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回憶錄並未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法國前總統沙科吉（Nicolas Sarkozy） 和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的回憶錄也是如此。
不可否認，在梅克爾聲望達到巔峰時，她不僅是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由川普勝出後，她甚至常被稱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儘管她下台距今才三年，但世界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於感覺她執政那段期間似乎久遠到屬於另一個時代。
對德國而言，過去幾年尤其充滿挑戰。經濟在衰退與停滯之間擺盪，暴露數十年來在基礎設施、住房、教育和數位化方面，政府投資不足的後果。通膨侵蝕了工資，讓買房或租房變得更難以負擔。此外，創紀錄的移民流入引發公眾廣泛不滿，讓極右翼和極左翼政黨在選舉中取得顯著的進展。
同時，俄羅斯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突顯梅克爾多次試圖安撫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努力以失敗收場。就在俄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她的繼任者蕭茲（Olaf Scholz）宣布，德國的國防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俄國的政策）出現「劃時代轉變」（Zeitenwende）。一瞬間，梅克爾協助塑造的世界消失殆盡。
儘管許多變化與發展多半發生在梅克爾卸任之後，但她給蕭茲留下了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相比之下，梅克爾從前任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推動的勞動市場改革受益匪淺，尤其是在她擔任總理的最初幾年。儘管這些所謂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在當時極不受歡迎——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施若德在2005年大選中敗給梅克爾——但它們為德國經濟的復甦和財政整頓奠定基礎，讓德國在2010年代中期成為歐洲最強大的經濟體。
不同於施若德，梅克爾任內並未推動任何重大改革，這可能是因為改革雖然必要，卻伴隨巨大的政治風險。她的執政風格更多是採取小規模的技術性措施，而非為德國的未來，更不用說歐洲的未來，擘畫宏偉的願景。作為領導人，她更傾向於管理，而非富有遠見的政治家，梅克爾的做法與德國選民的偏好相符——他們通常對那些魅力型政治人物或大膽政見敬而遠之。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調侃道：「任何有遠見的人都應該去看醫生。」
從危機到危機（應接不暇的危機）
平心而論，梅克爾在位期間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危機管理模式，從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繼而是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她決定逐步淘汰核能——這一決定引發了巨大爭議，也讓德國和歐洲的能源市場充滿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梅克爾與時任財政部長的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對歐元區債務危機的處理方式，在全歐點燃怒火，尤其是在希臘，她留著希特勒鬍子的合成圖像反映希臘人廣泛的憤怒和不滿。
面對俄羅斯2014年非法併吞克里米亞半島，梅克爾推動各方達成明斯克協議，但該協議明顯偏袒俄羅斯。次年，她允許一百多萬來自中東（主要是敘利亞）、非洲和中亞的移民只須接受最低程度的審查，就可合法進入德國。這是一個符合人道主義的勇敢之舉，卻也為德國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提供肥沃土壤，這些運動在此之前，長期受到排擠，只能處於德國政壇的邊緣。
接著，在2016年，梅克爾面臨處理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引發的政治和經濟衝擊，在歐盟和德美關係前景極不明朗的時期，這兩件事都是重大的外交挑戰。
最重要的是，她任期的最後兩年被新冠疫情籠罩。新冠疫情除了對公共衛生造成影響，也深刻地影響德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狀，封控和其他安全措施引發公眾的不滿。
梅克爾處理這些危機所展現的領導力，提升了她在國內和全球的地位。德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基本上毫髮無傷，全身而退。她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處理方式也被證明是有效的。她決定開放德國邊境收容一百多萬名難民，儘管這一決定現在已不受歡迎，但在當時卻贏得國際廣泛讚譽。梅克爾也有效地應付了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是，德國在應對新冠疫情衝擊時，比大多數國家做得更好。
然而，梅克爾的政治光環也因幾次重大失誤而受到影響，特別是她對普丁擴張野心的誤判，以及她不願推動德國急需的國內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回憶錄對普丁的關注超過了對其他任何一位外國領導人。她堅信，透過與克里姆林宮及俄國當局偏愛的寡頭親信，保持與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互動，能夠幫助她搭建橋梁，將俄羅斯拉近西方。
因此，梅克爾避免採取可能削弱與俄國交往的努力或激怒普丁的措施。例如，她在2008年投票反對邀請烏克蘭和喬治亞加入北約（儘管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支持這一提議），她還竭盡所能避免明斯克協議失效。此外，她削減國防開支，將其控制在遠低於GDP的2%以下（2%是北約規定的門檻），導致德國聯邦國防軍（武裝部隊）軍力嚴重下降。
也許最為人抨擊的決定是，梅克爾支持北溪2號天然氣輸送管道工程，該輸氣管經波羅的海將俄羅斯天然氣輸送到德國，避開波蘭和烏克蘭，儘管美國和其他北約盟國曾警告，北溪2號將讓普丁變得更危險。她卻根據經濟理由為這一決定提出辯護，認為它能降低能源成本，並加強德國與俄羅斯的關係。
這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梅克爾在其他諸多領域都被證明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她怎麼會對普丁如此天真呢？在她的回憶錄中，她繼續將北溪2號定義為經濟性專案。儘管俄羅斯在烏克蘭進行了近三年的無情侵略，她仍然堅信「透過貿易改變對手」（Wandel durch Handel）是最好的做法，她堅持既不能忽視俄羅斯，也不能採取對抗的方式。
梅克爾執政16年期間，德國選民非常信任她，欽佩她在一連串危機中穩定、冷靜的個性。她著名的座右銘 「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在 2015年移民危機最嚴重之際發揮巨大作用，也成為她務實、不講廢話的領導作風和向公眾傳遞訊息的代表性標誌。
然而梅克爾的批評者特別關注她的另一面，稱她傾向於在問題發生後才處理，而不是事先採取預防措施。他們指出，梅克爾任內沒有推行一長串的重要改革，包括基礎建設、公共運輸、教育、移民、公共行政、國內安全和數位化等領域。因此，德國面對未來的挑戰顯得準備不足。
無悔
梅克爾總理任期接近尾聲之際，世界慢慢走出新冠大流行病疫情，德國的情況似乎出奇地好。但很快民眾就發現，德國決策當局安於現狀、過於依賴過去成就太久了。正如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員施特曾繆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所言，幾十年來，德國 「將其安全外包給美國，將其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外包給中國，將其能源需求外包給俄羅斯。」在普丁入侵烏克蘭之後，這個策略暴露出嚴重的缺失。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25年（2025-2050），德國發現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梅克爾時代不斷進行危機管理、缺乏國內改革、外交政策天真無知，蕭茲接手的德國四分五裂，「紅綠燈」聯盟內部意見不一，終於在上個月因未能成功調整錯誤方向而宣告瓦解。隨著2025年2月聯邦國會大選逼近，德國是否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境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梅克爾深知未來的挑戰艱鉅，因此在回憶錄的最後幾章，她花了不少篇幅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案。其中一項建議是，改革債務煞車機制，這是憲法規定的預算赤字上限。許多分析專家將德國在基礎設施、教育和數位技術方面投資不足，歸咎於這機制。她還呼籲增加國防支出，讓其占比超過GDP的 2%。
儘管這些建議有其參考價值，但仍不清楚梅克爾改變主意的原因，尤其是考慮到她在2009年推出債務煞車措施，並堅持將德國的軍事支出維持在北約訂定的2%標準之下。她既沒有對這些改變做出解釋，也沒有對之前的決定表示遺憾。（系列二之一）
轉載自《上報 》安赫爾 (Helmut K. Anheier) ，柏林赫爾蒂學院社會學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拉斯金公共事務學院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學兼任教授
（譯者：張瑩， 責任編輯： 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ngela Merkel’s World of Yester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