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AI欠缺「殺手級應用」，對AI的大量風險投資看起來最終可能是一文不值。
~國際經濟學家 莫約（Dambisa Moyo）
在我們跨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25年之際，全球最持久的挑戰將是經濟成長緩慢，其影響無遠弗屆，之於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皆然。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歐盟和日本每年經濟成長率預計都將達不到3%，亦即在一個世代（25 年）內促成人均收入翻倍所需的門檻。在此同時，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等大型新興經濟體，預計在未來十年內也將經歷經濟成長低迷。
儘管全球GDP總計已達110兆美元，但這方面的進展仍然無法雨露均霑，可能導致生活水準降低。雪上加霜的是，世界經濟正面臨強大阻力，可能抑制成長、創新和投資，引發政治和社會不穩定。
政府和企業領袖必須據此調整模型與假設。面對重大的政策轉變，投資人更需要重新思考投資和配置策略，以適應一個充滿不確定性、成長不均的時代。
展望未來，全球GDP成長面臨八項明顯風險，包括：地緣政治裂痕、國內政治分歧、科技顛覆性（technological disruption）和人工智慧興起、人口趨勢、國際和國內的不平等加劇、自然資源匱乏、政府債務和寬鬆財政政策，以及去全球化。綜合起來，這些阻力將持續妨礙未來幾年的經濟成長。
1. 沒有世界秩序
拖累全球經濟成長的第一個因素，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特別是介於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再加上來自伊朗和北韓的額外威脅。隨著已開發經濟體和開發中經濟體之間的裂痕加深，有越來越多開發中國家加入金磚（BRICS）國家集團等經濟聯盟，在2024年年初，該聯盟成員有5國，到了年底已增加為9國。短期內，這種地緣政治拉鋸戰升級為全面軍事衝突的風險越來越高。
過去50年間，世界經濟已從正和賽局（positive-sum game）轉向負和賽局（negative-sum game）。在經濟和全球合作的推動下，正和時代於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時期達到巔峰，該時期的亮點包括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及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進入了負和時期，特徵是成長衰退、競爭加劇，以及國際緊張局勢高漲，而COVID-19大流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加薩戰爭更進一步強化這個趨勢。
地緣政治裂痕的不斷擴大，暴露了深層的脆弱性。舉例來說，中國是美國最大外國債權人之一，持有超過77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這使中國對美國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越來越將中國視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對手。在此背景下，中國與西方在人工智慧、量子運算和半導體領域爭奪科技主導地位的競爭愈演愈烈，導致數位經濟四分五裂，形成巴爾幹化的「分裂網」（splinternet）。
隨著數十年的多邊合作被經濟碎片化所取代，新跨國聯盟削弱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和布雷頓森林機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為首的擴大版金磚國家集團，是其中最重要的聯盟，合計人口佔全球逾40%，GDP佔全球的36%。
與此同時，像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國家等，所謂的「搖擺國家」正在重塑全球貿易路線、重組供應鏈和調整投資流向，改變食品和關鍵礦產等關鍵商品的配送和定價。
除了抑制全球GDP成長之外，這些地緣政治分歧也阻礙了處理氣候風險的集體努力；因應氣候變遷和推動清潔能源需要監管與政策改革，但對於這些監管與改革的迫切性、範圍和積極性，已開發經濟體和開發中經濟體之間仍有很深的分歧。
2. 民粹主義與國內政治
許多已開發經濟體也在設法處理國內政治兩極化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重返白宮，如同英國脫歐、2016年川普首次贏得大選，也預告將出現一個普遍不確定性和重大政治變革的時期。
隨著政府預算需求成長，許多國家將因為財政日益惡化，越來越難提供醫療保健、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財。結果導致的財政壓力可能會加劇兩極對立，並促成更多的政策波動。
在民粹主義浪潮下，已開發經濟體的預算因為福利計畫的擴大而愈加吃緊。舉例來說，歐盟2022年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為3.1兆歐元（3.3兆美元），佔GDP的19.5%，相當於總支出的近40%。
3. 人工智慧（AI）和科技顛覆性
科技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生成式AI）雖然有很大潛力可以提高生產力和經濟成長，但也可能帶來相當大的風險。往好的一面看，根據國際會計師事務所PwC估計，到2030年，AI將為全球GDP新增16兆美元，有可能迎來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個主要經濟超級週期。上一個超級週期始於1980年代，源自於伴隨數十年來全球化的供應鏈重組。但已開發國家的生產力水準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即停滯不前，導致其經濟相對衰退。
初步跡象顯示，AI對生產力和企業效率的潛在影響力非常鼓舞人心。布萊恩約弗森（Erik Brynjolfsson）等人在202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生成式AI工具讓勞工的生產力平均提升了14%，更讓新勞工和低技能勞工的生產力提升達34%。由於生產力在跨國成長差異中所佔比例高達60%，這些進步顯示AI有望成為全球GDP成長的強大引擎。
壞消息是，AI可能取代數以百萬計的勞工，造成大量失業的下層階級。高盛（Goldman Sachs）2023年一份報告估計，自動化可能會讓3億個全職職位人間蒸發；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項調查則指稱，淨流失的職位數量僅為1400萬個。即便如此，想要過渡到一個AI驅動的世界，仍將為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此外，另一項合理的憂慮是隨著AI的快速成長，加上資料中心運作需要大量能源，可能會與減輕氣候變遷最壞影響、實現平穩能源轉型的努力背道而馳。商界領袖已經警告電網可能不堪負荷，而輸電和配電成本上升可能導致能源價格上揚。在一個日益依賴能源密集科技的世界中，這些發展可能導致深遠的影響。
短期內，由於投資人急於奔赴AI熱潮，過度投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資本錯誤配置。 2023年，美國科技業「七巨頭」分配在研發上的款項超過2000億美元，高出歐洲公共、私營和非營利部門研發支出總額的半數。
目前AI領域的創投運行率約為600億美元，根據近期成長趨勢，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輕易地突破1000億美元。這筆鉅額投資的合理收入每年可能高達250億美元之譜。有鑑於AI欠缺「殺手級應用」（OpenAI的收入運行率僅為40億美元左右），對AI的大量風險投資看起來最終可能是一文不值；取得持續性回報的可能性極低。相反的，許多公司可能會倒閉，導致大量資本損失。
4. 人口結構變化恐阻礙成長
世界正在經歷影響深遠的人口結構變化，波及全球人口規模和勞動力品質。根據聯合國指出，預計到2100年，世界人口將從目前約80億成長到104億人。儘管整體數字相當驚人，但卻掩蓋了潛在的動態變化，如果不加處理，可能會侷限GDP成長。
一個特別令人擔憂的趨勢，是人口成長與經濟表現之間呈現反比關係。人口成長快速的國家，經濟成長速度變慢；經濟效率較高的國家，人口成長速度往往變得更慢。很少有國家能夠魚與熊掌兼得，引發各界擔憂全球人均收入正處於下滑軌道。
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GDP目前徘徊在5%左右，預計到了2029年將降至3.5%以下。在此同時，聯合國估計中國人口數在2100年將銳減至不到8億人。在歐洲，義大利和法國等成長緩慢的經濟體，生育率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相較之下，許多較貧窮國家的人口雖然比較年輕，但也同樣面臨嚴峻的成長前景。
人口趨勢對世界的生產和消費具有巨大影響力。舉例來說，雖然印度人口已經超車中國，但以人均GDP計算，印度的貧窮程度仍達中國的五倍。這種差異塑造了世界的消費籃子（consumption basket），因為數量較龐大、較貧窮的人口更有可能消費較便宜的產品，例如煤炭，而捨棄再生能源。
更廣泛地說，預期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也可能縮小GDP派餅；這是因為生產商品的勞工減少，而消費者卻增加了。這個趨勢反映在扶養比上，也就是受扶養人（15歲以下或64歲以上人口）相對於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在所有主要經濟體，扶養比均有所增加。在美國，這個比例從1990年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扶養51.2人，上升到2023年的54.5人。
在沒有嬰兒潮或不對移民更加開放的情況下，預期壽命增長將替本來就已捉襟見肘的社會安全和退休金制度帶來額外壓力。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已經警告，到2030年，聯邦政府將難以替社會安全、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福利計劃提供資金。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勞動力的品質似乎正在惡化，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2022年國際學生評估計畫（PISA）顯示，在主要經濟體，學生的數學、科學和閱讀成績都急劇下滑。美國學生數學成績在81個國家中排名第34，低於OECD的平均值，部分學生甚至拿下「PISA有史以來」最差分數。在科學方面，美國排名第16名。
2025年威脅全球成長的八大阻力（下）
全球化的大開倒車，威脅著國際經濟秩序的每一項支柱。
5. 差距不斷擴大
「不平等」（不僅在收入和財富，也包括在獲得優質教育、醫療保健和基礎設施方面）向來被視為是拖累經濟成長的因素。例如，智庫「經濟政策研究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7年一項研究顯示，在1970年代末期到2012年間，「不平等」每年導致總合需求成長在GDP佔比降低2-4個百分點。同樣的，OECD發現用以判斷收入分配公平與否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每上升3個百分點（即1985年至2005年間OECD國家的平均增幅），將使經濟成長在25年內每年放緩0.35個百分點，累積損失達GDP的8.5%。
國內不平等加劇的部分原因，在於社會流動性下降。研究發現，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從低收入家庭爬升到較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已經縮減五成。這有助於解釋美國民眾對於全球化的不滿，因為全球化的好處主要流向了投資人和企業主，而非勞工。
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也正在加劇，這是數十年來首度發生。根據國際發展及人道救援組織「樂施會」（Oxfam）2023年的報告指出，全球排名前81名億萬富豪的財富總和，高出全球底層50%人口的財富總和。同時，低收入國家的成長放緩，阻礙經濟融合，擴大了全球差距。
COVID-19疫情加速這些趨勢，使近1億人口陷入極端貧窮。隨著能源和AI等新興科技的取得越來越集中在已開發國家，較貧窮經濟體恐怕會進一步落後。
6. 資源匱乏與能源轉型
自然資源越來越匱乏， 特別是耕地、飲用水、能源和稀土元素。從歷史上來看，科技創新緩解了這類風險，但如今地緣政治動盪和經濟分裂可能會讓短缺情況更為嚴重，推升商品價格、加劇通貨膨脹。
在需求方面，城市化、全球人口成長和AI相關能源使用等長期力量，將持續推動各種商品的消費。但隨著自然資源商品越來越匱乏，供應商將不得不轉向偏遠或政治動盪地區，這意味著更高的成本和風險。
重要的是，我們必需記住，資源供應鏈已經很脆弱。例如，中國稀土產量佔全球60%，加工和精煉佔全球近90%，造成了嚴重的地緣政治脆弱性。
化石燃料也面臨類似情況，但需求卻沒有放緩的跡象。目前全球石油消耗量約為每天1億桶。如果全世界人口都過著跟一般美國人一樣的生活，按美國2023年的消費水準計算，全球每日石油消耗量將飆升至5億桶；換句話說，全球4.2%的人口用掉20%的石油消耗量。
加速朝再生能源轉型，或許提供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政府預算吃緊、資本成本高昂則繼續阻礙進展。在2024年，清潔能源和基礎設施方面支出達到2兆美元，儘管已是歷史性里程碑，但仍遠低於避免氣候災難所需的年度支出5兆美元。全球暖化到2100年可能會超過攝氏3度，也就是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設定的攝氏1.5度目標之兩倍，脫碳的必要性無庸置疑，但投資卻沒有跟上步伐。
7. 政府預算吃緊和財政壓力
世界最大經濟體財政政策無以為繼，令政府和私人借款人負擔沉重的償債壓力，恐怕導致生活水準降低。到了2024年底，公共債務預計將達到100兆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93%。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和英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超過100%。
此外，目前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已超出國防支出，而包括企業、家庭、學生、信用卡和汽車貸款（各別都已突破1兆美元）都受違約所擾。預計到2024年，聯邦赤字將達到GDP的7%，幾乎是50年來歷史平均值3.7%的兩倍。
美國也不是唯一的例子。許多已開發經濟體正面對巨大的財政赤字，造成債務積壓（debt overhang），使借貸成本上升，並且打壞全球成長前景。
8. 加速去全球化
全球化的大開倒車，威脅著國際經濟秩序的每一項支柱：貿易、資本流動、移民和多邊主義。川普提議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關稅、對所有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關稅，可能將會加劇通膨、擾亂全球貿易以及破壞經濟成長，從而加速去全球化進程。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貿易碎片化已經持續多年，至少自2007年左右全球化達到頂峰以來就是如此。儘管自此之後貿易量仍是有增無減，但成長仍然相對疲軟，因為世界各國政府施加關稅、配額和其他壁壘；重新談判貿易協定；並劃分出越來越具排他性的貿易集團。
在當今四分五裂的世界經濟中，資本流動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中美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的情況下，美國拜登政府針對中國科技業施加投資禁令。因此，美國機構投資人只能將極小部分投資組合配置在中國。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的數據，2023年美國投資人持有3220億美元的中國長期證券，相較於2022年下降13.4%。
多邊秩序的崩潰也加劇移民壓力。儘管緊縮移民法規，西方國家仍無法遏止移民湧入。在2024年，被迫流離失所者超過1.2億人，創下歷史新高；有鑑於世界各地爆發多場衝突，這個數字將繼續上升。
適應支離破碎的全球經濟
儘管存在這些風險，但當前的全球情勢也替投資人、商界領袖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契機，前提是他們需要明智地配置資本、有效管理風險，並且遵循一些指導原則。
首先，他們必須重新評估其財務、營運和招聘做法。以傳統的「套利交易」為例，投資人在倫敦或紐約等市場以低利率募集資金，然後投資在巴西等國家的高收益資產上，並將報酬作為紅利匯回國內。這項策略非常適合全球化經濟，但在較分裂的金融環境下將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同樣的，分散的跨國供應鏈和採購，在完全全球化的世界中可以良好運作。但正如疫情證明，這種模式可能會在去全球化的經濟中迅速瓦解。
此外，企業現在身處於一個政府干預力度加大的時代，有更嚴格的監管，還有擴大的福利計畫、更高稅收和產業政策；結果很可能導致私部門萎縮。
這種轉變已經在進行中。自1996年以來，美國上市公司數量已從7000家縮減到3500家。對此成因有多種解釋，從企業併購激增到企業逃避公有制的監管負擔等等，但結果是殊途同歸：資本市場的深、廣度縮減，這可能會減少投資並阻礙經濟發展。
儘管如此，AI和能源轉型的雙重超級週期可能抵消這些阻力，並且重振全球經濟。在此同時，決策者必須保持警覺心，透過策略性資本配置、辨認可投資計畫以及有效部署資源，專注於產生有意義的報酬。
但若這些趨勢持續下去，全球經濟將繼續低迷，二十世紀末的兩位數成長率將如過往雲煙，只存留在記憶深處。長期停滯更可能導致生活水準下降，並且提高社會政治動盪的風險。
莫約（Dambisa Moyo）是國際經濟學家，著有4本《紐約時報》暢銷書，包括《混亂的邊緣：民主為何未能帶來經濟成長，以及如何修復》（Edge of Chaos: Why Democracy Is Failing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 and How to Fix It）。
轉載自《上報》（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國際中心）© Project Syndic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