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026年1月14日，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場規模達數百人的「聯合爭取自由「（United for Freedom）遊行震撼了這座古老的歐洲城市。令人矚目的是，來自中國河南、廣西、安徽、廣東的五位民運人士，與數百名猶太人和伊朗人一起，在寒冷的冬夜中為伊朗人民的自由而吶喊。這不僅是一場聲援伊朗反抗極權政權的示威活動，更是一次跨越民族、宗教和地域的人權守護者的集結——它以最有力的方式擊碎了「文明沖突論」的神話，向世界展示了自由的普遍價值何以能夠團結不同背景的受壓迫者。
事件背景：伊朗波瀾壯闊的民主起義
自2022年伊朗爆發大規模反抗伊斯蘭政權的示威活動以來，這個被神權專制統治47年的國家正在經歷其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動蕩。數月來，伊朗年輕人無畏地走上街頭，用他們的鮮血和吶喊與哈梅內伊領導的伊斯蘭政權對抗。官方數據顯示，已有超過2500人在鎮壓中喪生，而實際數字可能遠遠超過這一數字。政權更是悍然切斷互聯網，以期在黑暗中繼續實施其無法無天的鎮壓。
伊朗人民的這場起義，正在激勵世界各地民主倡導者紛紛表示聲援。從伊朗駐外使館到各國首都的廣場，人們用行動詮釋著一個簡單卻深刻的真理：自由沒有國界，尊嚴不分種族。
中國民運人士的出場：來自另一個專制國家的戰友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位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民運人士——河南洛陽的杜炳輝、廣西南寧的韋智堅、安徽的余揚、以及廣東的江培坤和劉飛龍——帶著對自由的渴望和對被壓迫者的深切共情，來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
他們的出現並非偶然。中國的民運人士對極權壓迫有著刻骨銘心的理解。中共與伊朗伊斯蘭政權雖然名義不同，但其本質相同——都是以「人民的名義」對人民進行殘酷壓制，都是以意識形態的監獄囚禁14億或8500萬民眾，都是以槍炮與酷刑維持其反人類的統治。這樣的共同命運，使得中國的反獨裁人士成為了伊朗人民最有資格的聲援者。
當這五位中國民運人士來到水壩廣場時，他們舉起了用英文和波斯語雙語書寫的標語：
•「我來自中國，支持自由的伊朗」
•「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伊朗婦女反抗運動的口號）
•「我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他們甚至舉起了用中英波斯三語書寫的標語，直言不諱地表達對兩個獨裁者的仇恨：「去死吧哈梅內伊！去死吧習近平，獨裁走狗的後台！」
這些標語不僅僅是抗議的符號，更是一個深刻的宣言：在自由的土地上，來自被壓迫國家的人民可以為彼此的解放而聲援，這本身就是對極權最有力的打臉。
現場見證：猶太人與伊朗人的歷史性握手
遊行隊伍從水壩廣場出發，浩浩蕩蕩地向美國駐荷蘭領事館進發。沿途，伊朗的獅子太陽旗、以色列國旗、自由旗同時飄揚，猶太人與伊朗人肩並肩行進，高喊著「自由屬於伊朗，自由屬於我們所有人」的口號。
這一景象在當今中東地緣政治的緊張背景下，顯得格外具有震撼力。長期以來，伊朗政權以「反以色列」和「反美國」作為其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試圖通過強化宗教沖突來維持內部凝聚力。但正是在這場遊行中，伊朗的年輕人明確地表達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真正的敵人不是猶太人，不是以色列，而是壓迫他們的神權專制制度。
荷蘭媒體的報道生動地捕捉了這一時刻。一位名叫Amy的伊朗女性激動地對一位猶太朋友說：「伊朗政府47年來告訴我們以色列是敵人，但我們說：不是的，以色列人是我們的兄弟姐妹。」而一位來自阿美斯特丹的伊朗老年婦女Helen，盡管因為恐懼而戴著太陽鏡（她擔心伊朗大使館的特務在拍照），卻依然堅定地喊出了她的憤怒：「我的心在為伊朗人民而哭泣。已經有12000多人被殺害了。」
遊行隊伍最終到達美國領事館前的草坪，參與者舉起了王儲禮薩•巴列維的照片。來自廣東的江培坤代表現場的民運人士，焚燒了這位伊朗最高領導人的肖像，以此象征對其專制統治的徹底否定。當隊伍為伊朗殉難者默哀時，數百個手機的手電筒在夜幕中亮起——這是伊朗人民在互聯網被切斷的黑暗中的一個創意表達，它也被帶到了阿姆斯特丹。
深度對話：中國民運人士的肺腑之言
在活動結束後，參與遊行的三位中國民運人士接受了采訪。他們的證詞，深刻而震撼。
廣西民運人士韋智堅的陳述最為激情澎湃。他說：「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廣西的反共人士，我今天站在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和猶太人民、伊朗人民一起遊行，我有非常清晰而強烈的理由。」他進一步解釋道：「因為我太懂被極權宗教壓迫、被殘暴獨裁邪惡政權壓迫是什麽感覺了。中共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把十四億中國人鎖在一個巨大的謊言和監控監獄裏；伊朗的伊斯蘭政權用’神權政治’的名義，把幾代伊朗人鎖在另一座神權監獄裏。兩邊的共同點就是：不允許你做人，只要求你做工具、做信徒、做奴隸。」
韋智堅進一步揭示了兩個不同專制制度的深層相似性。他提到，當他看到伊朗年輕人被槍殺、被酷刑、被以「對神開戰」的罪名處決時，他腦海裏浮現的是「8964年天安門廣場的坦克、新疆再教育營的鐵絲網、無數失蹤的良心犯」。這種深刻的共鳴，驅使著他選擇了參與。
最觸動人心的是，韋智堅表達了對伊朗人民的羨慕與敬意：「伊朗人民正在進行的，正是我們最想做卻付出巨大代價都沒能完成的事。他們敢走上街頭，敢喊『死亡給獨裁者』，敢燒頭巾、敢公開撕毀最高領袖畫像。而我們很多人1989年當年喊過類似的話之後，換來的是子彈、是牢獄、是流亡、是家人被株連。所以當我看到伊朗人民在2026年這場波瀾壯闊的起義中不屈服，我既心疼，又由衷地感到一種戰友般的驕傲和羨慕。」
他用一句鏗鏘有力的話總結了這次遊行的深刻意義：「今天猶太人和伊朗人站在一起，最有力地打臉了’文明沖突論’。很多人以為猶太人和穆斯林/伊朗人天生對立，但看看今天水壩廣場：以色列旗、伊朗獅子太陽旗、自由旗同時飄揚；猶太人、伊朗人、荷蘭人、甚至像我這樣的中國人，一起喊『自由屬於伊朗，自由屬於我們所有人』。這說明什麽？真正對立的不是民族、不是宗教，而是極權與自由、壓迫與尊嚴。」
河南洛陽異議人士杜炳輝的參與，則體現了另一種深層的精神共鳴。 他強調，作為「飽受中共壓迫的中國人」，與伊朗人民「有同樣的境遇」。他通過對遊行的全程參與，向世界表明了一個立場：對所有獨裁政權的反抗是無國界的。
杜炳輝對伊朗人民的處境感到深切的憤怒。他指出，哈梅內伊「就是伊朗人民生活與精神的枷鎖」，打破這道枷鎖對伊朗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大善事」。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了伊朗與中國之間的這種體制性相似性：「伊朗神棍政權，猶如中共政權。都使得社會民不聊生、人人自危。無論人權、經濟、意識形態，都可謂與中共是同工异曲。對內進行殘酷鎮壓、封鎖信息，對外輸出恐怖主義、顛倒黑白。
尤為令人動容的是，杜炳輝明確表示，他意識到這次公開參與可能會給他在中國的親人帶來風險——這正是中共權力的殘酷特性。但他仍然堅定地說：「我是河南人杜炳輝，我與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反對一切邪惡政權對世界、對自由的侵害！」
安徽異議人士余揚的參與角度，則強調了普遍的人權原則。 當被問及為何要從水壩廣場全程遊行到美國領事館時，他的回答簡潔而有力：「伊朗和中國都是獨裁國家，同時我是來自中國的異議人士，反獨裁無國界。所以我不想只是象征性出現，全程參與對我來說，是明確表態反對獨裁、聲援被壓迫者。」
他進一步闡述了聲援的深層意義：「因為我來自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對抗議高度敏感、用’境外勢力’解釋一切反對聲音的國家，同時伊朗政權是神權軍權結合的高度專制體制，我作為經歷過威權體制的人，我能理解伊朗人民的那種無力感。」最後，他做出了一個深刻的概括：「聲援伊朗人民，也是聲援所有生活在獨裁體制下的人，包括中國人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余揚也坦誠了內心的憂慮。當被問及是否擔心焚燒極權領袖照片會給在中國的親人帶來風險時，他回答：「我會擔心還在中國的親人，因為這是我真實的情感。即便如此，你為什麽仍然選擇站出來？我擔心還在國內親人的安全，但是我不想在自由、安全的國家裏，正常的表達都要被擔心恐懼壓倒。」這句話，是對自由本質最深刻的詮釋。
國際視野中的重大意義
這次阿姆斯特丹的遊行，在當今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具有多重意義。
首先，它是對「文明沖突論」的直接駁斥。 長期以來，有人宣稱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與以色列注定對立，這是一個虛偽的論斷，其目的是為特定的專制政權服務。但在這次遊行中，伊朗人民以實際行動表明：真正的對立不在於文明、民族或宗教，而在於自由與壓迫、民主與獨裁的對抗。猶太人與伊朗人的握手，中國民運人士與伊朗人民的並肩，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它體現了全球民主倡導者的一種新的聯合方式。與其說這是伊朗人的運動，不如說這是所有被壓迫者的聲音。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因為對自由的共同渴望而聚集在一起。這種跨國、跨文化的團結，對於那些仍在極權統治下的人民，是最強有力的精神鼓舞。
再則，這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當伊朗人民展現出如此的勇氣與決心時，這對中國的反對派人士而言，既是一個示範，也是一種挑戰。如果伊朗的起義最終成功，它將直接打破對中國民眾的心理壓制——證明即使是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也並非不可戰勝。韋智堅在采訪中正是這樣表達的：「如果今天伊朗人民能推翻神權暴政，如果他們能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那對中國、對全世界所有被極權統治的人，都是巨大的鼓舞和示範。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伊朗，會讓中共的宣傳機器更加難以自圓其說，會讓更多中國人敢相信：極權不是不可戰勝的，極權不是不可被推翻的。」
荷蘭本地媒體的報道紀實
荷蘭的主流媒體對這次遊行進行了詳細的報道，進一步為我們提供了這一歷史時刻的多維記錄。
根據荷蘭通訊社（ANP）的報道，數百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集合，參與了這次名為「聯合爭取自由」的聲援遊行。參與者主要包括猶太人和伊朗人，旨在聲援伊朗人民，反對伊斯蘭政權。遊行隊伍用古伊朗國旗（一面綠白紅三色旗，中間有獅子與寶劍圖案，這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伊朗的國旗）和以色列國旗進行示威。抗議者舉著標語，如「伊斯蘭共和國滾出去」和「停止哈梅內伊的大屠殺，已有12000多人被槍殺」，以及已故伊朗皇儲禮薩·巴列維的照片。
荷蘭《改革日報》（RD）的記者Johannes Visscher撰文詳細記錄了現場的情景與參與者的證詞。報道中提到，伊朗女性Amy來自烏得勒支，她用波斯旗包裹了自己，向一位名叫Leo的猶太人致以問候。這個簡單而富有象征意義的互動，代表了這次遊行的精神核心——人與人之間的連接超越了宗教與民族的邊界。
Amy對猶太人的參與表示感謝：「伊朗政府在過去47年裏告訴我們以色列是敵人。但我們說：不是。以色列人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她用充滿戰鬥精神的言辭呼籲行動：「我們將徹底摧毀伊朗政權。」
報道還記錄了許多令人震撼的個人故事。例如，一位名叫Arash Aria的伊朗音樂家講述了他的父親如何被伊朗政權拷打的經歷。他的父親因為與朋友制作反政府傳單而被拷刑，失去了三個手指。這樣的個人證詞，使得抽象的政治話語變得具體而血淋淋。
另一位叫Helen的伊朗婦女，盡管戴著太陽鏡以隱藏身份（她擔心伊朗大使館人員會拍照並向政權通報），但她仍然用顫抖的聲音表達了自己的恐懼與憤怒：「我整天都在發抖，生活在噩夢中。我聽說已經有12000名伊朗人被殺害。我在伊朗還有家人。他們也被殺害了嗎？」
《新鹿特丹商報》(NRC)的記者Ruben Stift也對遊行進行了深入的報道。他采訪了遊行的組織者Yasmin Katibai，一位來自Hoofddorp的教師，她與父母一起逃離了伊朗政權。Katibai強調說：「我們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伊朗的人民無法獨自完成這一切。需要來自外部的幫助。」
Stift的報道還記錄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兩位名叫Ramin和Kamran的伊朗男性在火車上相遇，他們互相發現了對方對反伊朗政權的熱情，隨後一起加入了遊行。他們舉著美國國旗，上面貼著：「特朗普總統，請幫助伊朗人民。」這反映了許多伊朗流亡者對特朗普政權的期待，認為他相比歐洲領導人更願意對伊朗施加壓力。
報道指出，遊行中不僅出現了伊朗國旗、以色列國旗和美國國旗，還出現了許多伊朗皇儲禮薩·巴列維的肖像。雖然對Pahlavi的支持在伊朗國內和國際舞台上仍然存在爭議，但在這次遊行中，他被許多參與者視為伊朗民主與世俗化的象征。
荷蘭的基督教和猶太組織也參與了遊行，進一步擴大了支持伊朗人民的聯盟。例如，一位名叫Ingrid van Hoogdalem的67歲荷蘭婦女，通常在鹿特丹參加示威活動，悼念在加沙戰爭中失去的以色列人質，但在這一天，她選擇來阿姆斯特丹，以表示對伊朗人民的支持，特別是對伊朗基督徒自由權利的關注。
歷史的轉折點
這次遊行是2026年全球範圍內聲援伊朗人民起義的一部分。從伊朗駐外使館到各國首都的廣場，從德黑蘭的地下反抗運動到國際社會的公開示威，一個清晰的信息正在響徹世界：伊朗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擋的，極權制度的末日正在臨近。
中國民運人士的出現，賦予了這次遊行額外的象征意義。他們的出現告訴世界：無論是在伊朗、中國還是其他被獨裁統治的國家，反抗的火焰都在燃燒。當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自由戰士聚集在一起時，他們不僅在為伊朗而戰，也在為人類的普遍尊嚴與自由而戰。
正如韋智堅所說的：「為了伊朗的自由，為了中國的明天，也為了人類不再被神棍與黨棍奴役的未來——加油！戰鬥到底！」
這句話，不僅是對伊朗人民的鼓勵，也是對全世界所有被壓迫者的呼召。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與挑戰的時代，人類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正在跨越所有的界限，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