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此追念緬懷我們的朋友劉曉波，也在此思考劉曉波這位傑出的人權和民主鬥士，他犧牲了，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寶貴的精神遺產。他走過之路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我們知道，劉曉波最早被人所知是位異議作家，他八十年代初出文壇即以凌厲的社會批判精神一舉成名，被稱為中國文壇脫穎而出的一匹黑馬。但他不僅限於於言論和寫作的領域，他還義無反顧地投身中國民主運動，一生都在踐行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的社會責任，從未放棄。我想劉曉波給我們第一個遺產是，他身體力行做了一個示範，告訴我們，作為一位現代知識份子，在一個極權專制社會，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們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八九民運爆發後，人在海外的劉曉波不想置身事外，他立刻回國積極投身其中，六四鎮壓後他因此坐牢，出獄後曾短暫來到自由世界，出訪澳洲，但他隨後不聽友人們的勸阻，堅持回國，義無反顧地承擔其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他這一行動被人形容為飛蛾撲火（a moth to flame）。會到中國，他長期被監視居住，人身自由受限制，言論被封鎖，這位名滿天下的作家文學批評家話語權被剝奪，被消聲，被社會邊緣化，有段時間甚至被世界遺忘了，但他不怨不悔，自甘寂寞，始終拒絕流亡海外，也並未因此沈默消極，仍積極面向社會，每當中國發生大事，他一定會做出回應，發表他的意見。他一生曾三次失去自由，身陷囹囹圄，鐵窗生涯十年多，最後悲壯犧牲，沒有活著走出牢獄。
在八九六四之後，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有一場名叫「做哈維爾還是昆德拉（to be a Václav Havel or to be a Milan Kundera」的大辯論。
哈維爾是捷克著名異議作家份子，對捷克民主轉型起到至關作用的傑出政治家，對經歷共同命運的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昆德拉也是著名異議作家，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在中國知識圈也很有影響。但面對社會不公不義一個知識份子應如何回應，這兩位異議作家卻有不同的立場。哈維爾主張知識人應該活在真實中，說真話，而且不能獨善其身，如果他人人權受到侵犯，應該站出來為被剝奪者發聲。昆德拉主張不與極權合作，潔身自愛，堅持個人的獨立性，但又對那些挺身而出為正義發聲的勇士不以為然，說這些正義之士其實與權力者在道德上相差不多，是一種迎合大眾心理的媚俗行為。昆德拉這樣的個人選擇可以理解，但他為這種選擇辯護的媚俗理論值得商榷，因為為中國九十年代後中國知識界的犬儒主義塗上了一層道德的光彩。
六四之後，中國民主路是一條滿佈荊棘之路，做哈維爾，倡言民主人權者動輒會將自己送進監獄，如劉曉波等，做哈維爾，風險很大。而且加入WTO後的中國經濟起飛，造原子彈的比不上賣茶葉蛋的時代過去，中國知識人的經濟狀態大為改善，做昆德拉不但安全，還可以分享中國經濟起飛的紅利，而且有昆德拉這樣的文學大師為獨善其身背書，還可以顯得自己很清高，特立獨行，不從眾。
可以說，對機會主義者來說，中國六四之後做哈維爾可說是不識時務。
劉曉波顯然就是不識時務的人，和他的同道朋友們在最艱難的政治環境中仍選擇做哈維爾，他其中一位朋友，哲學家徐友漁說，如果二者中只能選其一，「寧做哈維爾，不做昆德拉」。劉曉波固守自己的理念，整個人生都以哈維爾為榜樣，身體力行，堅持走哈維爾之路，並以自己的生命踐行了他的人生宗旨。因此他獲得中國的哈維爾之稱。
劉曉波最後的壯舉，是和張祖樺等同道，結合了一群自由主義者，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週年之際，仿效哈維爾的著名人權運動七七憲章（Charter 77），在中國民間發起一場空前的公民運動零八憲章運動（Carter 08）。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零八憲章公布之日，他即被捕坐牢，最終殉難於監獄中。
劉曉波用他的生命兌現了他當年所做的選擇，為我們樹立了一位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可以仿效的標竿。東歐的民主運動有哈維爾，我們也有了劉曉波。
我們可能沒有劉曉波的勇氣，沒有他那麼勇敢，但我們應該學習劉曉波這種堅持民主理念，擇善固執的精神，永不放棄，我們達不到他那種境界的高度，至少我們要向這種境界靠攏，力所能及，要對還在戰鬥的勇士抱有一份敬意，不要用犬儒心態來看待仍在堅持的那種勇氣。實際上今天在場的很多朋友即有這種堅持的勇氣，你們和劉曉波一樣，在這條路走了幾十年，你們有劉曉波的勇氣，有劉曉波的精神，我向你們表示敬意。
劉曉波給我們留下的第二個遺產是他的自我反省精神。他勇於誠實面對自己，敢於自我批判，因為有這種反省精神，劉曉波最後從一位激進的社會批判者，成為人權運動的帶領者及和平非暴力運動的倡導者。
劉曉波出道時是一位恃才傲物，常發表驚世駭俗言論的叛逆性文青，比如1988年他接受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訪問時，發表了引起很大爭議的「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言論，那個時候劉曉波給我們的印象是「很狂」的。他六四出獄後成為開放月刊最重要的作者，在他自由的時候，幾乎是每月一篇文章，前後在開放發表了一百多篇。我1992年加入開放月刊做編輯，與劉曉波有了接觸和交往，劉曉波2003年當了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後，我在他遊說下，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接觸更多。
讀劉曉波的文章，與他談話交往（我沒有見過他本人，主要是通電話），發現當年的文學憤青劉曉波變化很大，他變得很寬容，謙虛，甚至有時很謙卑，能傾聽他人意見，體諒他人處境，尊重編輯對他文章的處理。記得有時談到某個朋友太過低調，他說能夠理解，不能勉強別人。這和我們最初認識的劉曉波好像是兩個人，給人脫胎換骨的感覺。
因為這種印象，還有他文章多次提到因為反對納粹而犧牲在監獄中的德國牧師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港台翻譯為潘霍華）的思想，我以為他已皈依了基督教。有次與他通電話，我直接問他「是否信了基督教」，他說沒有，但說朋霍費爾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因此對基督教的寬容大愛精神，以及做人應該謙卑，不要把自己放得很大，有了很深的體會。
中國有句俗語「有嘴說別人，無嘴說自己」，一個思想敏銳，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能洞穿現實，看透權力者的本質，但未必能夠具有自我批判的反思精神。
但劉曉波能做到第二點，並能夠從自我反思中獲得精神的成長，甚至昇華。
劉曉波第一次坐牢期間，反思八九民運，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對自己做了最無情的鞭撻。因為言語過重，痛罵自己，也火燒到八九民運本身，引起了一些反彈。或許其自我批判的說詞有過火之處，但能夠嚴苛審視自己或許對於中國知識人是一種稀缺但值得提倡的品質。有人說，反對極權專制者，可能本身也不免受到極權專制文化的污染，「我們會成為我們的反對者」，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不能反思到這一點，歷史就會惡性循環，就無法建設一個真正的憲政民主國家。
劉曉波第二次坐牢，他在獄中重讀了之前已讀過的朋爾費爾的《獄中書簡》。朋爾費爾可說是劉曉波命運的先行者，劉曉波對強權的反抗和最後悲壯的結局，幾乎就是朋霍爾爾的翻版。朋霍費爾更是劉曉波的精神導師。劉曉波說，朋霍費爾「學習敬畏，學習謙卑，學習在危險和恐懼中坦然面對厄運並對未來保持樂觀的信心，學會以一種發自內心的坦誠與人相處」，給他很大的啟示。劉曉波還提到讀了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後，他明白愛敵人是愛的絕對的極端的表達，意在證實上帝之愛無界限，浸透和包容了一切，凡人達不到這種境界，唯有耶穌，但可以此為榜樣。
了解劉曉波這一精神歷程後，我們就能夠理解他在受審時候的自辯詞為何宣稱「我沒有敵人」，為何從一個憤怒的鬥士轉變為一個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我想劉曉波的「沒有敵人」不是說他已與極權專制和解了，而是經過他長期的反省和思考，認識到我們需要否定極權專制文化帶給我們的仇恨和排他性意識，需要否定建設新制度就要「你死我活」的這種思維，而我們要追求的，如《零八憲章》所宣稱的，是要致力建設一個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憲政民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