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鄺繼勳我行我素
《文強》傳中提到：
當四川省委從部隊以外派來的三任旅委書記都因與鄺繼勳意見不和而相繼離去後，21歲的文強受命擔任了旅委書記，對外以旅部手槍大隊（即警衛大隊）少校團附一職為掩護。
旅長劉丹五把旅長的職務交給了鄺繼勳代理，便回成都過年，從此稱病不返，第七混成旅就一直由鄺繼勳代旅長。
鄺繼勳是當時中共軍事幹部中一類十分典型的人物，是那種「草莽英雄」。他出身貧窮，15歲就離鄉背井跑到四川，起初加入保路同志軍當兵，後來在土匪味極重的軍閥部隊當兵，在戰火中出生入死、摸爬滾打長大，升到了團長一職。儘管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共地下工作，但是一身的所謂英雄好漢豪氣難以克服。在參加「下川東之戰」時，鄺繼勳完全沒有服從組織指示，沒有按照廖宗澤的命令去執行。而且是自行其是。
《文強傳》中寫道：
但是，鄺繼勳卻不顧旅委書記文強的堅決反對，堅持要積極參戰，而且自認為必打勝仗，這樣，既可以挑起軍閥間更大的沖突，又可以打出鄺部的名聲，借以擴充實力。於是，鄺部開赴廣安參戰，初戰告捷，幫助潰敗的羅澤洲一舉打退了劉湘的追兵。
文強的配合全局反對，就是黨組織的指示。不參戰是不可能的，既然參戰，就必須採取失敗主義，不打拼命戰，而且保存部隊的實力，在戰爭中保持和發展革命力量。但鄺繼勳的英雄主義，使其過早地暴露了自己，甚至公然大談「我的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鄺部在四川軍閥部隊中的地位顯得十分尷尬。
然而，鄺部再戰就失利了。鄺繼勳派出一個團向重慶方向偷襲駐桃子埡的劉湘部隊，滿以為又可以打一個勝仗，繳獲一批武器，誰知卻被早有防備的劉湘部打得大敗而回……。進攻重慶的戰役失利，第七混成旅退駐李羅防地。
作為兵委書記的廖宗澤不能不管，他利用黃隱司令部的旗號，通過種種管道疏通，一方面盡可能淡化這支「共」味隊伍的濃度，防止惹出更大禍事；另一方面，緊急聯絡同屬28軍的陳書農、羅澤洲、李家鈺等各部隊，先後幫助鄺部周轉接濟糧草輜重，並轉移數個防區，最終轉危為安。
那時四川軍閥都靠在自己防區內收稅、籌款來解決部隊薪餉，鄺部沒有了自己的防區，只靠別人接濟當然難以解決問題。後來因拒絕回成都接受「整編」，江防軍司令黃隱乾脆下令完全停發了他們的糧餉，鄺部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起來。
沒有軍餉，鄺部已經難以為繼了。鄺繼勳只能自己墊支，官兵吃的是紅薯為主食，穿得已是衣衫襤褸，腳上只有草鞋，甚至打光腳板，這支部隊還能支撐多久？
67、圍繞兵變黨內意見不一
第七混成旅步入失魂落魄的境地，關鍵在於這支部隊的靈魂人物出問題了，是指揮員鄺繼勳的問題。他把隊伍帶成這樣，路都走絕了。鄺繼勳只憑李逵式的勇猛，缺乏處事的分析與決斷能力，且在官場上的應變周旋能力也不足，若在前旅長劉丹武手里，部隊不會帶成這樣。
南昌起義後，1928年4月，朱德帶領南昌起義軍殘部2400人抵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師，組成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28年5月25日，中共決定將工農革命軍定名「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這就是共產黨說的「榜樣的力量」，對舊軍隊中的革命者來說極具號召力。
鄺繼勳孤注一擲，向旅委提出計劃，幹脆豁出去了，搞兵變，公開打出紅軍旗號轟轟烈烈大幹一番，並緊急上報上級黨組織。
旅委會上，文強、詹素首先反對。文強經歷過南昌起義，舉事的均是正規部隊，達22500人參加，領導人也是赫赫有名的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朱德、聶榮臻等，最後還是「兵敗如山倒」，更何況第七混成旅只有3000多人。
情況報到中共川西特委，作為兵委書記的廖宗澤，擔任江防軍司令部參謀，對於四川區域的軍事地理狀態，及各軍閥部隊的駐防分布與動態了如指掌，而且他就在黃隱身邊工作。在他看來，要起事必須有八分把握，力求成功，不能拿同志的生命作賭注。因為部隊缺乏給養而舉行兵變，這個理由說不通，也不符合黨的發展兵運工作原則和精神，而且混成旅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值得這樣一搏。
廖宗澤給出的結論是：不同意鄺繼勳提出的兵變計劃，太冒失，不具備舉事條件。理由是：
1、舉事周邊的政治、軍事環境甚差。第七混成旅駐防廣安一帶，處在順慶（現在稱南充市）、合川、瀘州、內江包圍圈中，距離成都黃隱江防軍老巢200餘公里，周邊有楊森、劉湘、陳書農、羅澤洲、李家鈺等部隊的駐防，一旦舉事兵變，劉湘、楊森一定會起兵追殺、鎮壓。換句話說：川東主要是劉湘、楊森的軍閥部隊，布防密集，起事兵力太弱，等於是跳蚤與拳頭之比。
2、友軍變敵軍雪上加霜。陳書農、羅澤洲、李家鈺等部隊，都隸屬鄧錫侯的28軍，應該都是昔日的友軍，若第七混成旅起義，友軍就變成了敵軍，他們都會成為惡狼，沖上來咬死你。順慶、瀘州起義是典型例子，軍閥混戰，全在利益驅使。
3、利用地形優勢有效殲滅強敵。起事要選擇環境，利用山地、河流的複雜地形，甚至是延伸到密林、沼澤等，有山才有關隘，準確地說，以山地、河流幫助禦敵。原則是：進可攻，退可守，敗能走，遠離川軍密集區域，適宜在川西的西部邊沿，廣漢、德陽、彭縣（現在稱彭州市）一帶，萬全之策是，就是起事失敗也有退路，便於西撤。
4、第七混成旅的路尚未斷絕，黃隱要求鄺繼勳帶第七混成旅撤回，部隊進行整編。廖宗澤並不認為這是壞事，將第七混成旅化整為零，把這支紅色隊伍作為種子，埋入其它各旅，帶出更多的紅色隊伍，豈不更好？這完全符合兵運工作的發展原則。
廖宗澤把第七混成旅的情況與申請起義的計劃，及中共四川特委的意見，同時報告省委審核。
鄺繼勳不能接受把部隊帶回去，一旦帶回部隊，他清楚結果，這支共產黨的隊伍，一定會打散編入其它隊伍，這支紅色隊伍算是白白地送回虎口。
68、四川省委決定
在鄺繼勳進退兩難的情況下，羅世文[1]到了第七混成旅，他是代表四川省委來解決問題的，羅世文此時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秘書。羅世文支持馬上兵變的主張。羅世文的到來，使鄺繼勳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羅世文手里隨時都抱著一本精裝的俄文原版書，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他引經據典，搬出列寧原著中的一些論述作為依據，從理論上力陳革命暴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強調馬克思主義者在群眾已經起來後，只應站到前頭去支持、領導而不應站到旁邊指手劃腳潑冷水。在羅世文支持下，鄺繼勳更加堅定地主張馬上兵變。
羅世文回成都向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匯報了鄺部情況，省委研究後，派了一位全權代表到鄺部調查處理問題。這位全權代表名叫劉願庵，黨內化名劉堅予，前不久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此時在四川省委擔任常委、省委宣傳鼓動部主任，是羅世文的頂頭上司。
在1929年的春節期間，劉願庵來到廣安縣白市鎮鄺部駐地。劉願庵是當時四川共產黨人中較為成熟的革命者，他不但有較高的理論素養，而且曾在四川軍、政界擔任過具體職務，當過縣長、省參議會秘書長和軍閥部隊中的秘書、參謀、咨議官等，對社會實際情況有較深切的了解。他耐心聽取了大家意見後，肯定了意見都是有價值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上「稍有不同」，希望他們以革命大局為重，避免鬧個人意氣，團結起來，共同努力為勝利舉行兵變創造更多的條件。
劉願庵的決定是：一、原則上支持第七混成旅適時舉行兵變；二、委婉地否決了馬上實行兵變的意見，不宜匆忙舉事；三、省委會近期會派人加強第七混成旅的旅委領導工作。
劉願庵離開鄺部時，向他們提出了一個起緩沖作用的建議：將兵變計劃作一番修改後，他拿到重慶去征求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的意見。因為李鳴珂也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又曾在中共中央擔任過中央組織局軍事科科長，有較為豐富的軍事鬥爭經驗，此時正負責全川的兵運工作。
劉願庵離開第七混成旅後，文強便脫下了軍裝，換上商人打扮的長衫，攜帶著修改過的關於第七混成旅兵變的計劃，離開了鄺部軍營，赴重慶面見中共四川省委。
[1]、羅世文：（1904年—1946年），四川威遠人。從1924年至1925年，羅世文協同蕭楚女、楊闇公等領導重慶地區革命運動。1929年起，曾任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宣傳部長、省委書記，參與領導了江津、榮（縣）威（遠）、廣漢、梁山、德陽等地的農民暴動和兵變。1940年3月18日，羅世文在成都被捕，押回重慶軍統局，軍統局長戴笠親自審問，後轉往貴州息烽監獄關押。1946年7月，羅世文被押解回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8月18日，在重慶歌樂山松林坡被軍統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