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國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殘忍的底色。七月，河南暴雨。我們從視頻（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難的災民一眼望不到盡頭，逃不出去的災民在家園道路、在地鐵隧道被洪水瞬間奪命。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莊稼、財產後，人們在泥水裡絕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國遭遇的災難數不勝數。如六十年代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 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萬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大屠殺，……。此外大大小小的災難中，還包括曾被隱瞞的1975年河南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死亡23萬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無論多麼大的災難，無論這些災難中有多大的「人禍」成分，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裡，每一次災情最終都變成中共政權的政績，都令一些中國人感恩戴德，從而增添了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對於一遇災難動輒追究政府責任的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大謎團。為此，我試圖以最近的河南洪災為例，探討中共每次災難都能走出危機、並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歷來所使用的各種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維穩體系，其中包括：一，嚴控信息，槍桿子捍衛謊言；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這一切手段能夠堂而皇之地實行，都是因為人民沒有政治權利，而任意妄為的中共當局有槍桿子保護。
體現制度性失敗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會遇上災難，但如何對付處理災難，是由政府的好壞與制度的優劣決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災的「人禍」性質，在鄭州悲劇中體現得最為充分。鄭州是中國當局花費鉅資建設的「海綿城市」，本應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澇的能力。但一場暴雨證明，在冷漠僵化不作為的共產黨官僚統治下，什麼「海綿城市」都無法阻止人民罹禍。
7月20日，鄭州發生兩起導致人員傷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點地鐵5號線車廂進水，另一起是京廣路隧道被淹，大批車輛人員被困被淹死。慘劇發生後，人們發現，這兩起惡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點停運地鐵，關閉隧道，災難就不會發生。
綜合鄭州當局所犯的嚴重錯誤：
一，按照常規，氣象預報部門發佈多次紅色預警，鄭州本應三停：停工、停學、停運，然而鄭州當局違反規則。鄭州市委書記甚至指示確保「重要交通不中斷」，地鐵照開、隧道照通，因此產生重大傷亡。
二.，水庫洩洪沒有通知市民，導致嚴重後果。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認為，中國水庫營運和人員工資依靠賣水的收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洩洪。鄭州常莊水庫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洩洪，防災服務台卻在21日淩晨1時才發佈，居民無法及時撤退。
三，漠視人命，救援遲緩，導致大量死傷者無人及時救助。
很明顯，這是一個政府失效的問題。中共經常誇耀的「專制效率」，在這裡完全看不到。相反，這次災難正體現專制制度的弊病：因為不是民選政府，最高層第一考慮的是維護政權、並不在乎民生。下層官員一切唯上是從，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層不發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動。
就在這個緊急時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西藏，去接受眾人排演的敬獻哈達與歡呼去了。正如梁啟超先生指責袁世凱的一句話：「既攔萬事於一身，而萬事都不負責任。」
救災需要出動武警，但習近平在2018年就將武警收歸於中央領導。國務院各部門協調，如應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門，也要習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動。結果，在習近平發話救災之前，鄭州的整個機制和救援系統都在坐等上級指示，不顧災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華社消息稱：國務院決定成立調查組，對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進行調查。人們希望中國當局對這場災難進行追責。然而，中國國務院本身就負有防災、救災的職責，在2018年成立了「應急管理部」，但就是他們不應急、不作為。這樣的機構，能讓他們自己調查自己的錯誤嗎？
在瑞典，因為新冠疫情一度嚴重，國家成立了「新冠事務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這個機構由議會各黨推薦組成，由獨立的專業人士負責。而中國國務院組織的災難調查組，完全沒有反對黨和獨立機構的監督，能指望他們公佈多少真相？德國和比利時在水災過後，現已展開調查進行法律追究。而在鄭州險境中有權決定關閉地鐵運行的領導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責任罪，但是，誰會去追究他們呢？
認定了鄭州水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我們就以此為例，探討中共當局是怎樣在災難中給自己加分。
手段一： 嚴控信息，槍桿子捍衛謊言
在中國的每一次災難面前，中共政權的拿手好戲就是：封鎖消息。鄭州洪災時，中國官媒展現了扼殺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報災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們苦苦掙扎之際，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頭條卻是「歐洲洪災肆虐」，河南衛視竟還在播放抗日神劇，對本地發生的慘劇完全沒有即時直播。
當時民間自媒體上出現很多令人驚心動魄的視頻畫面：被洪水沖走的汽車，無助地浸在水中的人們，……。此時官媒一片沉默。即使是民眾被困地鐵呼救，官媒在兩小時後才有所反應，但只是引述網路片段報導，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無生命危險」。
直到21日，《人民日報》才在第七版才報導河南洪災，但一字不提災情慘重民眾死亡，只是報導寥寥數名軍人的救災表演。當時新華社發了鄭州7名黨員、公職人員犧牲者名單，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數。整個中國只有鳳凰衛視胡玲像個真正的記者，她在微博上追問當局，說要通報死亡人數。
其次，禁言趕人，刪貼封號。
不但自己不報導，中共官方還在災情災難發生後，為掩蓋事實真相，下令不得傳播「謠言」。他們開始禁外國記者，禁民間組織，禁網路輿論，禁傳播視頻，啟動獨家宣傳機器。來自官方的指示稱：
「多家國外媒體在京廣路隧道現場採訪，易引發國際輿情。建議轄區辦事處提醒廣大商戶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給對方任何歪曲事實可能，發現相關情況及時回饋或直接報警處理。切不要用短信微信通知，挨家挨戶口頭通知。」
在京廣路隧道周圍佈滿員警，實行軍管，禁止觀眾靠近、拍攝隧道。很多死者家屬被堵在街頭，連倖存者發表的貼文都刪除。一些身份可疑的義和團民眾開始驅逐外國記者，說不讓境外勢力給祖國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災宣傳的套路。
不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數宣傳：強調天災的嚴重性；宣傳政府搶險的主動性；儘量降低災害中死亡人數。將報導重點轉移到災後重建。涉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統計資料，要嚴格依照權威資訊。
這即是說，只要不是官方發佈的，就都是謠言。人民的知情權、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蕩然無存。 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給拋棄了。
手段二：喪事喜辦，歸咎自然
不准傳播負面消息，那麼，中共當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災情，統統塗抹成光彩的正面。他們經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喪事喜辦」，報喜不報憂，把災難改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機會。
首先是把責任歸咎於大自然。每年大雨他們都會說百年難遇。今年竟然出現「5千年一遇」了。不顧中國有氣象記錄才70多年，無邊誇大暴雨的嚴重性，為的是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胡錫進說：極端天氣導致鄭州洪災是必然的。
然後，黨國開動媒體龐然大物，轟轟烈烈地宣傳官民萬眾一心戰勝災難。街上開進解放軍車隊，組織好的人們歡呼雀躍，表演送禮品謝親人，塑造了一種「虛構式的感動」：天災無情人有情，感謝國家感謝黨！
國內網友說，這就像去年武漢疫情。在央視的畫面裡醫院一片和諧，指揮有序，病房乾淨整潔，但真實的情況是醫院裡外一片混亂，運屍車忙個不停。
官方「鄭州發佈」的這條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現中共在悲劇性災難中表達滑稽的喜劇性：「暴雨雖然很大，但堅強樂觀的鄭州人不怨天尤人，我們堅信，這場歷史罕見的大雨過後，城市會更乾淨，草木會更加翠綠旺盛！」在這一類災後美景描繪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農田、被失蹤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屍體，統統不見了。
手段三：壟斷做好事,嚴禁民間機構做大
在西方民主國家，大部分救災活動是民間組織和民眾自發做的，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踴躍的民間救助補充了政府的不足，滿足了災民的需要。然而，當中國災區老百姓陷入無助的境地時，他們可依賴的救助機構往往只有政府一家。這種「依賴」很無奈，災民沒有選擇。
集權的中共把那些積極説明救災的民間慈善組織，都視為對其統治權力的威脅，不許他們做大。這樣長期壓制民間機構的後果是，只有佔有全部公共資源的獨裁政府，才有能力組織和調動一切救災力量。
由此看來，專制政府不僅僅是幹壞事，他們也壟斷了做好事的一切機會，動用國家公權力排斥了願做好事的民間。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他們獨佔了做好事的功績，借此吹噓自己的大恩大德，收穫民眾的感激。現實就這樣荒謬：一個本應對災難負責的政府，結果卻因為救災給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動民粹主義和仇外世界觀
與過去不同，這次河南洪災增添了官方救災敘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義。
2008年發生汶川地震，胡溫政府還有對西方救援的感謝之意。當時新華社報導：「汶川地震，寰球震動。在中國人民艱難危急時刻，國際社會伸來寶貴的救援之手。」
然而到習近平執政的今天，煽動仇恨排外的民族主義就成了救災主旋律，這也是給中共加分的新手段。洪災尚未結束，胡錫進就於7月21日發微博鼓動，說河南大水「不妨礙對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視」。國內一片吹捧之聲，如：「不是河南這場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國人這麼牛逼。」「在自然災害面前，我們中國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災不再是單純的救災，而是彰顯專制民族主義的威力，與西方制度較量的戰場。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災民，也受這股蠱魅的民族主義影響。視頻中看到重災區新鄉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說：「毛主席把颱風和暴雨弄到美國去吧！」
在這種狂熱的愛國主義情緒支配下，即使洪災嚴重，一些中國線民也忙著攻擊奧運會主辦方和外國選手。環球時報指責「西方媒體長期扮演了抹黑中國的角色」，河南因此發生了對外媒記者的圍堵揪鬥，甚至有線民留言：「見到可以往死裡打麼？」
可悲就在這裡：越遇大災難，人們越尋求民族性的寄託，越沉溺於集體悲情和虛幻的感動中。日益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似乎令中國人更願意服從國家控制，更配合官方的主體意識形態，這就極大地幫助了專制統治。
人民的無奈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當然，對中共當局怠忽職守釀成洪災，一些中國人還是有認識的。例如，不顧阻擋，鄭州人絡繹不絕地在5號地鐵四個出站口擺滿鮮花，這種祭奠遇難者的儀式，也表達了一種壓抑的反抗。同時，民間自媒體傳播了很多真實悲慘的災情照片和視頻，在官媒噤聲時起到了傳播真相的作用，否則，善於控制數字的中國官方，後來公佈的死亡人數只會更少，救災會更拖延怠惰。
雖然有一些零散的追責之聲，但很少有中國人公開、集體性的批評政府，因為無奈和恐懼感早已經滲入每個人的潛意識。「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詞源於1973年的瑞典銀行搶劫案件，指的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受害者與傷害其的罪犯建立情感或心理依賴。
托克維爾曾這樣描述：統治者這樣把每個人一個一個地置於自己的權力之下，並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們塑造成型。……它軟化、馴服和指揮人的意志。長期在專制下生活的人們，在中共的各種手段鉗制下，大都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
就這樣，中共執政七十餘年，玩弄手段度過了每一場本應令他們下臺的危機，並從中給自己加分。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中共會在將來一直志得意滿？中國的一切會按他們的既定方針走下去？
古人云：「日長則昃，月滿則虧。」氣焰太盛，日頭也會偏西。當今驕橫不可一世的習近平和他的政權，派出兇狠戰狼與人類為敵，企圖奪取世界霸權。這就令西方民主國家開始覺醒。目前，美國總統拜登的「聯盟抗中」已在緊密進行之中，中國內部的變化有可能受外力推動。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
轉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