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慧可否成為亞洲下一個成長引擎？

與以往那些科技革命一樣，人工智慧的影響最終將取決於各國吸收和有效應用該技術的能力。

～高麗大學經濟學教授　李鐘和（Lee Jong-Wha）

初訪杭州

2026-05-24

在全球化推動全球經濟繁榮20年之後，經濟成長已轉入一條更加低迷的軌道，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可能繼續如此。除了因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尤其是美中之間）加劇，帶來貿易和投資關係支離破碎的直接衝擊，還存在各種結構性的阻礙，包括人口老化、生產力停滯，以及不平等和自然災害造成的成本增加。這些挑戰都直擊亞洲成長模式的核心。

不僅這種破碎狀態導致亞洲以出口為導向的成長引擎停滯不前，人口的快速老化也正在減少勞動力供應，加劇整個地區的財政壓力。到本世紀中葉，亞洲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將增加近一倍，從2023年的9.8%增至2050年的18.6%。日本和南韓已是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過 20%的「超高齡」社會，而中國的人口數量已經開始下降。印度和一些東南亞經濟體仍享有人口紅利，但這一窗口正迅速關閉。

但是人口不一定是決定性的。亞洲可以藉助新的數位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來促進生產力成長，緩解勞動力短缺，延長人們的工作年資。畢竟人工智慧與電力和網路一樣，是一種通用技術，有潛力改變生產、服務和創新。儘管有早期證據顯示，人工智慧可以提高工人生產力，實現越來越多任務的自動化，並刺激新產品和新服務的創造，但該技術對宏觀經濟的更廣泛影響仍難以確定。一些分析則顯示，人工智慧可以在未來十年間，讓全球生產力年增率提高0.8-1.3%，而另一些分析則給出了更保守的估計。

此外，人工智慧的收益最初可能集中在少數帶頭企業和部門。由於企業要承擔採用、培訓和整合的高昂成本（這種模式被稱為「生產率J曲線」），更廣泛的生產力收益往往需要時間才能顯現，而生產率甚至可能在短期內下降。與以往那些科技革命一樣，人工智慧的影響最終將取決於各國吸收和有效應用該技術的能力。

目前亞洲各國在這種能力上存在很大差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人工智慧準備指數（AI Preparedness Index），澳洲、日本和新加坡等已開發經濟體在數位基礎建設、經濟整合、監管和勞動力市場政策等指標方面的排名要高於其他地區。而包括中國、印度和印尼在內的一些亞洲大型新興經濟體的表現也優於其他國家。孟加拉和柬埔寨等低收入經濟體則是後段班。

考慮到未來轉型的速度和規模，以及日益加劇的成長阻力，所有亞洲經濟體都應努力強化利用人工智慧的能力。如果想了解必須做些什麼，我們應該重溫阿吉翁（Philippe Aghion）、郝伊特（Peter Howitt）和莫基爾（Joel Mokyr）的諾貝爾獎得獎研究。阿吉翁和郝伊特系統性地表達了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即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的過程）思想，莫基爾則從歷史經驗中發現，持久的進步也需要對新想法持開放態度，並致力於科學探索。他們共同指出，持久繁榮取決於一種賦能式文化及制度框架支持的持續技術進步。

對亞洲國家而言，這些教導是雙重的。首先，它們必須培養人們運用人工智慧所需的技能。對數位素養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類教育的投資，可以幫助人們為未來的轉型做好準備，而終身學習和技能再培訓計畫則可以讓已經就業者順利適應。隨著人工智慧讓越來越多的常規和複雜任務得以自動化，與之配對的技術、數位和社交技能也不可或缺。

這些項目應該廣泛普及，並輔以更強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結構性改革，以減少勞動市場的二元化，從而確保能廣泛提供各類優質且有保障的工作職位。否則就業兩極化和收入差距就可能擴大，成長將變得更加不平衡，抵抗衝擊的能力也會被削弱。除了培養人們利用人工智慧所需的技能外，亞洲各國政府還必須讓人們能創造性地應用這些技能。

這意味著要對研發進行投資，建立可靠且可供廣泛存取的數位基礎設施和安全的數據系統，並設計一系列監管框架，確保人工智慧的使用符合道德規範。公開競爭、跨界研究合作，以及為新創公司提供更多融資管道，都能確保創新不限於少數企業或國家。這種包容性至關重要：只有當那些新想法和年輕企業擁有挑戰現有企業的工具和機會時，進步才可以實現。這件事關係重大。如果人工智慧的應用仍然局限於少數幾個前沿經濟體或部門，技術差距就會擴大，從而帶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但如果亞洲能有效利用人類的創造力和人工智慧工具，它就能建立一個有韌性、創新和包容性的經濟體，進而有能力克服當前的挑戰，並釋放新的成長源頭。

轉載自《上報》，李鐘和（Lee Jong-Wha）是高麗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南韓總統國際經濟事務資深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