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兆美元順差看國家主義經濟困境
中國 2025 年貨物貿易順差突破 1.19 兆美元，創下人類貿易史新高：出口同比增長 5.5%，進口幾乎原地踏步，只微增 0.5%。有外媒評論說，“中國已經不想進口任何東西了，覺得什麽都能自己造，而且更便宜”。這句話傳回中文世界，被反覆轉發，很多人感到刺耳，卻又說不出哪兒不對勁。表面看，這是制造業成功、產業升級、新能源車和光伏集中爆發的結果；官方也樂於把“世界工廠”當成榮耀。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里，這樣的順差數字，更像一組危險信號：一個大國長期大量向外輸出商品，卻遲遲不願打開自己的消費和進口大門，背後往往不是文化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周期波動，而是制度深處的結構性困局。
生產接軌資本主義，消費被鎖在國家主義
從改革開放到加入 WTO，中國經濟的故事一直濃縮在一句話里：“成為世界工廠”。在生產端，中國高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地方政府拼命招商引資，國家通過出口退稅、土地補貼、低成本基礎設施，為外資和本土出口企業鋪路。結果就是今天的局面——中國制造從紡織玩具一路做到家電、電子、機械，再到新能源車、光伏、鋰電池，“新三樣”出口 2025 年增長近 30%。
在這條生產鏈上，中國制度非常“資本主義”：強調效率、成本、規模，鼓勵企業並購擴張，把工資壓到盡可能低，把利潤和稅收壓榨出來，用來反哺基礎設施和新一輪投資。外資也樂於把這套體系當成全球供應鏈的一環。真正的差異出現在消費端。在多數成熟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效率提高、企業利潤增加，最終要麽通過工資、要麽通過稅收和福利回流居民部門，變成消費能力。居民消費是 GDP 最大的需求項，政策目標往往是“如何讓中產放心花錢”。
在中國，制度設計長期偏向另一條路：通過壓低勞動報酬、擡高土地和壟斷行業收益，把新增財富更多地集中在政府和國企手里，再以投資和出口的形式繼續滾動。在消費端，政府並不鼓勵居民“隨便花”，只在某些特許行業敞開閘門，引導大家集中高消費——住房、醫療、教育，外加一部分汽車和奢侈品。
房地產是最典型的例子。二十多年里，土地財政和房貸擴張，把幾代人的收入鎖進一套或幾套房子里。醫療和教育則在“市場化”和“行政壟斷”的雙重夾層中，逐步走向高價化：優質學位和大城市戶籍被打包成稀缺資產，居民只能用房租和學費“買通道”；公共醫院改革一方面增加了服務供給，另一方面也讓“看病貴”的焦慮始終存在。
結果是，家庭預算里“剛性支出”的比重越來越高，真正用於日常消費、文化、旅遊、改善生活質量的部分被擠壓到很小。居民明白，未來的醫藥費、學費、養老費用都有可能是天文數字，只好趁早多存一點。預防性儲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個家庭餐桌上的常識。
在生產側，中國像一個效率極高的資本主義工廠；在消費側，卻是一個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國家主義社會：消費結構不是圍繞居民真實需求形成，而是圍繞財政、土地和壟斷行業的利益布局。這種國家主義，決定了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很大一部分要麽被鎖定在不動產和長期儲蓄里，要麽變成進一步擴張產能的資本，而不是轉化為眼前的消費。
在宏觀會計恒等式里，一個國家長期巨額貿易順差，必然對應國內儲蓄大於投資。換句話說，社會攢下的錢多於國內能找到的有效投資機會，多余的部分只好通過購買外國資產、給別國“賒賬”的形式流出去。中國 2025 年的順差相當於一個前二十名經濟體的全年 GDP， 這說明生產端的能量極大，但國內消費和投資沒能全部吸收，只好把商品和資本一起推向外部市場。
這種局面對內對外都有矛盾。對內，順差意味著大量企業和工人實際上在為海外消費者生產。出口行業的利潤和稅收支撐著地方財政和部分就業，可居民自己手里的可支配收入和社會保障並沒有同步增長，消費率長期低位，很多人用“為別人打工、為別人造車、自己不敢坐車”來形容這種割裂感。對外，順差意味著別國在承受逆差。歐美政客會把這解釋為“中國靠補貼和不公平競爭搶走工作崗位”，呼籲加稅、設限。2025 年以來，美國重啟對華高關稅，歐盟則對電動車、光伏等產品發起一系列反補貼調查，公開點名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和“過剩產能”。
在歐美眼里，中國是在用外貿順差“對外吸收內部問題”：房地產熄火後，出口成了托舉增長的關鍵支撐；國內消費疲軟，政府就鼓勵企業到處“搶訂單”，結果把結構性失衡轉嫁到國際市場上。這種認知未必完全公允，卻在政治上極具殺傷力。所以，一兆美元順差，既是國內制度偏向的結果，也是對外矛盾的一次集中顯形。
還能這樣走多久？
順差還能在高位維持多久，取決於兩個變量：外部耐心和內部改革。外部方面，中國制造的競爭力並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2025 年的數據說明，即便對美出口大幅下滑，中國依然能通過加大對東南亞、非洲、拉美和中東的出口，把整體出口拉到 5.5% 的增長。 全球產業鏈在電動車、光伏、機械裝備等領域對中國有高度依賴，短期內難以完全“去中國化”。
但這種優勢越是明顯，就越會激發貿易夥伴的防御本能。關稅、補貼、本地化要求、國家安全審查，會一層層疊加在中國商品和企業頭上，讓每往前一步都更費勁。順差未必立刻縮小，卻越來越多地夾雜地緣政治的風險溢價。
內部方面，如果中國能在未來十年內穩步推進收入分配、社保、財稅和土地制度改革，把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重從 40% 附近擡到 50% 以上，那麽外貿順差就有可能自然回落到更健康的水平，外部壓力也會緩和不少。 反之，如果改革繼續停留在口號，順差就很可能在若干年里維持高位甚至進一步擴大，直到被外部合力和內部矛盾一起“硬掰彎”。
到底是哪一種情形，現在沒人能給出準確時間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個大國長期把自己鎖定在“生產上高度資本主義、消費上高度半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里，一邊是世界工廠的榮耀，一邊是居民“不敢花、不願花、沒處花”的現實，那麽一兆美元順差，就更像一面照妖鏡：照出的是內部結構的扭曲，也是國際秩序對這種扭曲日益不耐煩的表情。
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關心的是：這種模式會把國家推向怎樣的軌道？是突然斷裂，還是長期“拖著走”。從內部看，一兆美元順差的另一面，是國內需求不足和資產負債表緊繃。房地產下行導致地方財政吃緊、居民資產縮水，企業投資意願下降，銀行新增貸款 2025 年降到近七年來低點，反映出民間部門不願繼續加杠桿。 在這種背景下，出口成了為數不多的“亮點”。一旦外需大幅回落，企業會首先壓縮用工和工資，進而拖累消費，形成惡性循環。
從外部看，高順差讓中國在談判桌上處於尷尬位置。美國兩黨在對華強硬問題上高度一致，歐盟開始以“低價傾銷”“碳足跡”為理由追加關稅，發展中國家也擔心本國產業被中國商品擠壓。 這種合圍不會立刻掐斷中國出口，卻會讓外貿環境一輪接一輪變差。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19 世紀初，清帝國向歐洲大量輸出茶葉、絲綢、瓷器，卻幾乎不願進口工業品，只接受白銀作為主要支付方式。結果是英國白銀儲備連年外流，財務和政治壓力不斷加大。 英國商人和官員最終找到了“解決方案”——用印度鴉片倒灌中國，用毒品貿易換回白銀，貿易逆差被強行逆轉，隨之而來的，是戰爭與割地賠款。
今天的中國，深度參與全球化，擁有龐大制造業體系和複雜金融網絡，外匯儲備大多投入歐美債市和海外資產，很難像清朝那樣“只收白銀，不買別的”。外部施壓的方式也不同：關稅、技術封鎖、投資審查、供應鏈遷移，比炮艦更慢卻更持久。她們的相似之處在於心態：兩個時代都在順差中獲得自信，誤以為“賺外匯”本身就是目的，忽視了這背後的結構代價——對內是消費被壓制、社會撕裂，對外是矛盾累積、敵意升溫。當年英國用鴉片和炮艦打破順差，如今歐美則用“去風險”“關稅墻”和產業補貼來削弱中國的外貿優勢。
歷史不會簡單重演，但邏輯常常押著同一條中軸線：當一國長期堅持單邊順差、不斷積累外匯，卻拒絕調整內部分配和消費結構，矛盾終究要在某個環節爆發。中國會不會像1840年代的清朝那樣，在某個節點突然遭遇災難性打擊？筆者無法給出肯定答案。更可能的路徑，是長期的“溫水煮青蛙”：增長率一點點往下走，就業機會一點點變少，年輕人越來越不敢生孩子、買房子，企業投資越來越保守，社會情緒在焦慮和麻木之間搖擺。外貿順差也許還能維持很久，只是每年的外部摩擦越來越多、貿易夥伴越來越防備。是否演變成真正的危機，關鍵不在數字本身，而在制度是否願意調整分配結構和權力結構。
出口的問題，最終要通過內政解決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要化解這一輪“什麽都不想買”的困局，難點不在技術，而在權力。國家要通過放權解放居民的消費能力。理論上，路徑其實並不神秘。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占比。通過提高勞動報酬、減輕對工資的隱性稅負、改革土地財政，讓家庭收入不再被房價和各種收費吞噬。其次，擴大普惠性社保，降低預防性儲蓄動機。IMF 和不少學者早就指出，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支出如果覆蓋更大人群、更加穩定，可以顯著降低家庭儲蓄率、提高消費傾向。再次，政府要減少對特許行業的過度依賴。房地產、壟斷性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的“金融化”，短期可以帶來財政和金融系統的繁榮，長期會鎖死消費和創新。要真正釋放內需，必須逐步把這些領域從“賺錢機器”恢復為“基本服務”。
這些改革說起來都很好聽，真正掣肘的是利益格局：一旦居民在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務上拿回更多份額，意味著政府、國企、土地和金融體系要讓出既得利益；一旦社會保障完善、住房成本下降，居民就有更大的議價和流動能力，政治和社會控制成本也會隨之上升。所以，如何解決巨額順差帶來的結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誰來承擔調整代價”的問題，而不是統計口徑和宣傳語言的問題。
回到題目那句刺耳的話——“中國已經不想買任何東西”。關於“中國什麽都不想買”，最常見的解釋有兩類。一類是文化論。很多評論把問題歸咎於“東方節儉”“儒家傳統重儲蓄輕消費”，認為中國人天生愛攢錢、不願意花。另一類是經濟周期論，認為疫情沖擊、房地產下行，讓大家臨時勒緊褲腰帶，只要經濟恢復，消費自然會回暖。
這兩種說法，都抓住了一點現實，卻都不夠深。先看數據。按官方統計，中國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重長期在 40% 以下，而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在 60%～70%。 城市家庭儲蓄率多年來維持在 30% 左右的高位，遠高於多數同等收入國家。 這說明，中國人確實在整體上“多攢少花”。
但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並不“清教徒”。90 後、00 後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費欲望並不比歐美同齡人弱，“雙十一”“直播帶貨”“報培訓班”“買電子產品”，只要有錢，花得一點不手軟。所謂“文化決定論”，很難解釋同一個家庭里父母一輩緊巴巴、省吃儉用，子女一旦有穩定收入就能迅速學會“享受生活”的現象。
更關鍵的是，過去二十年里，家庭儲蓄高、消費占比低，一直是宏觀結構，而不是短期異常。早在房地產見頂之前、疫情到來之前，學界和國際機構就反覆討論“中國消費率為什麽這麽低”，把矛頭對準社保缺位、收入分配失衡、金融和土地制度偏向投資與出口。
也就是說，中國人不是“天生不想買”，而是“深知不能隨便買”，這背後，是制度給予的激勵和恐懼。“中國人愛存錢，不愛花錢”,從普通人的日常感覺出發，並不成立。中國城市里的購物中心、咖啡館、網購平台依然人頭攢動，年輕人照樣在為手機、演唱會、旅遊、寵物花錢。真正的問題不是“什麽都不想買”，而是“三不”：不敢買、不能買、沒必要買。
不敢買，是因為未來的不確定太大：醫療、教育、養老的賬本一攤開，很多家庭知道自己根本無法承受一次大病、一場失業，只好先把錢攢著。不能買，是因為大量收入在房貸、房租和各種剛性支出里被提前鎖定，留給當期消費的，只是扣除之後的殘餘。沒必要買，是因為很多商品和服務在國內缺乏真正的質量和價格競爭，消費者看著價格標簽和口碑，只能搖頭：“值這個價嗎？”
這些，都不是“民族性”造成的，而是極權主義制度安排和國家資本主義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一邊用世界工廠的方式釋放生產力，一邊用高壓和壟斷的方式限制消費力，再用巨額順差把多餘的商品和資本傾瀉到世界上。
一兆美元順差，本可以是工業能力的勳章，也可能變成制度僵化的病歷。真正決定方向的，不是出口車間里的機器，而是有沒有勇氣把國家主義的高墻推倒，讓創造出來的財富，更多回到那些真正撐起世界工廠的人手中。只有當這些人敢買、能買、也覺得值得買，中國人才算真正走出了“什麽都不想買”的歷史輪回。
轉載自《中國思想快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