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些不盡人意的事，但是我依然度過了一段黃金年華。生平第一次 ，我盡心做作業，我甚至成為優等生。對我那煩憂的母親來說，這是東德更為優越的最好證明。
關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在柏林的人民起義暴動，我幾乎不知情。在這樣隔絕的環境裡，我只聽得到我應當聽的。這沒什麼奇怪，在寄宿學校裡只有中央廣播電台，向我們傳遞官方正式的消息。有一天，有人將一張給我的紙條遞給「玻璃眼」，說是要我到共青團縣總部去談話。紙上只有日期和時間，卻沒有說原因和內容。那天下午我沿著城堡山往下走，右拐穿過木橋和城市的湖，走向小樹林裡那棟自由德國青年團的平房。辦公室平房前有一個人正等著我，他前額略禿，約四十歲的年紀。他說：「談話不在這裡，我們去另外的地方。」我感覺有點古怪，卻不疑有他。我們繞著湖往車站方向走，太陽照耀著，我問道：「到底有什麼事嗎？」他答：「馬上就知道了。」
我們到了靠近鐵軌的一座古老別墅。我不認識這座房子，也不知道從這裡的地下室不時有喊叫聲傳出來。加得布許的人都很清楚，在這所房內國安人員在幹他們的髒活呢。
一扇沈重的木門，底層離地有半人高。他讓我先走。很暗的走道，暗色的門。他走到我前面，進入一間大房間，淺色格子的天花板，窗簾都拉緊了，顯得很暗。他不開燈，也不拉開窗簾。眼睛逐漸習慣了室內的黑暗。屋子中間放有一張長會議桌，兩邊各放了六張椅子。男人坐在頭上的位子，讓我坐在他旁邊。他拿出一個檔案夾放在桌上，並不打開看。他用很安靜的聲音說：「你玩完了。」間歇，休止，空檔。他留意著我的反應。「我們逮到你了，我是國安的官員。你是我們階級敵人派來的間諜。」
我立即反駁：「不！」
他：「是的！」
我：「為什麼？」
「我們要你自己交代。」
「可我不是間諜。」
「我們有證據。你是階級敵人派來的間諜。我們識破你了，你完了。」
我加重說明：「不可能。我是沃爾夫，來自漢堡的沃爾夫‧比爾曼…」
「沒錯。你是我們階級敵人派來的間諜。我們看穿你了，你完了。」
「胡說！，黨把我送來東德的。」
「事實改變不了！你是我們階級敵人派來的間諜。」
我極力要掙脫這不斷的纏繞糾結，我發誓這是個可笑的誤會。「我是達格貝爾的兒子，你們的同志。他跟納粹做鬥爭而被殺害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同志，我不是你們的敵人…」他打斷我：「我不是你的同志！你是我們階級敵人派來的間諜。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我恐佈得笑了出來，我控訴，我要控訴，我尖叫，我沈默。我又開始說話，這全是一場瘋狂的惡夢。他堅持著，我也不讓步。
過了大約半小時，他說：「好吧，你還年輕，我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我們放你一馬，代價是你必須替我們工作。你每星期寫一份關於同學、老師的報告，在學校裡所有人說的話都要記下來。逃離共和國、反和平，批評共青團，反黨，反對國家，你們的德語老師就是個教唆者。你寫的報告必須不讓人察覺，悄悄地投入一個我指定給你的郵箱，你的工作會得到報酬的。」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並沒有什麼誤會！這是個縱火的手法。我氣憤得哭了，跳起來衝向這個傢伙。太可笑了，他自然比我敏捷而強壯。他兩次在空中揮拳抵禦我的攻擊，向我示威，誰才佔了上風。 我跌坐在椅子上，兩人對坐相對無言，尷尬片刻。
他看出來這種原始的戰術沒有奏效，先引蛇出洞，再潑髒水，下鞭抽打，然後開恩似地收攏我，成為替他們賣命的一條獵狗——這使卡爾－沃爾夫的良心暴怒了。
他說：「好吧，那就算了。先在這份東西上簽字，說明你任何時候都沒來過這裡，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任何的話，不簽字就別想離開這裡。」一邊就把一張紙推到我面前。我簽下名字，無言地站起來，走出房間，穿過走廊，拉開大門，走向明亮。我越過軌道，沿著車站大街走回去。宿舍裡空無一人，我躺下來，瞪著頭上的床墊，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這個國安官員用另一種方式跟我談話，也許我未來的生命軌跡將會不同。其實他只需要這樣說：「沃爾夫，小哥兒們，你從漢堡來到咱更好的德國這邊，大家都高興哪。你知道許多受蒙蔽的人都恨咱東德。背叛的、逃離共和國的、竊賊啊、騙子啊、怠工份子、煽動份子，多了去了。我們了解你，所以求你幫我們一把，東德在危難之中啊。納粹把你爹和親人都殺害了。住在這裡大部分的人曾經都是納粹，對希特勒三呼萬歲過的。他們自然也教育他們的孩子來反我們。你學校的老師們很多都不在我們這一邊，當面他們不作聲，背地裡教唆學生提出貌似聰明的問題… 沃爾夫，我們可得小心啊。沃爾夫，我們要揭露這些敵人啊。」是的，如果這些豬玀對我人模人樣，這些騙子口吐蓮花，那結果就不一樣了。我不會在道德上感到有任何保留，我可能會因黨對我的信任而驕傲。我將會傻傻地把任何真真假假、以言語冒犯世界上最好的東德的傢伙揪出來。我會像無數的人那樣，一步步陷入一個告密者的生涯。這可能還會讓我得意，繼續沈淪墮落。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