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酉潭是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參加本次六四全球聯網會議時，正在旅途火車上)
1、 1989年6月4號是中國人的大悲劇，但嚴格說起來，當時中國民主化的條件尚未成熟，因為經濟發展是民主化最重要的客觀條件，而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正要開始，可以說百廢待舉。中產階級尚未形成、公民社會尚未成熟，民主化的經濟與社會條件皆不足。
2、中共現在的處境內外交迫，尤其是兩年多來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的防控方面，中共原先以為自己的防疫最成功，是全球的模範，沒想到在Omicron病毒肆虐之下，當歐美先進民主國家選擇與病毒共存而成功解封之際，中共卻面臨所謂動態清零與經濟停滯的兩難困局，尤以上海封城二個月為甚。
對外方面，中共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使其外交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美國與歐洲因而透過北約緊密相結合，美國更與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與東南亞等國家形成印太戰略。尤其是去年年底拜登召開全球民主峰會，明顯地將羅斯與中國排除在外。
依據民主化理論大師杭廷頓提出的民主化原因來分析：首先，經濟發展是雙面刃，當一個國家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走向民主化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屬於民主化的變革（ transformation）模式，那麼當哪一天經濟發展長期停滯的情況之下，這樣一來也有可能會被逼著走向民主化，也就是現任執政黨被推翻的替換（replacement）模式。
還有，在1991年杭廷頓出版《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尚未觸及的一項民主化因素就是網路時代來臨所帶來的改變，縱然極權專制的中共用嚴密的網路防火牆與審查來限制網路的流通，但網路時代的自由如風，風是擋不住的，只要稍一有空隙，必然有可能風吹牆倒眾人推。
3、然而，誠如杭廷頓在《第三波》結語中所指出來的：「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無論現在中國民主化的各項因素比1989年更成熟多少，只要中國政治菁英，無論在朝或在野，無心推動中國民主化，那麼民主化就不大不可能降臨在神州大地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