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茉伊梅之死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艾瑪轉來關於外婆茉伊梅(Meume)的消息。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太太臨近死亡並不令人驚訝。外婆已經不能走路了，她住在漢堡的一家養老院裡，她那彎曲的背已經彎得更加厲害了。茉伊梅外婆不在等待死神，她望眼欲穿地等待著她的外孫沃爾夫來見最後一面。我向史蒂芬‧海姆訴說了外婆和我心中的悲情。史蒂芬從來不像我這麼宿命主義，他說：「乾脆去找昂納克，看能否讓你去看外祖母最後一次。你不是跟你那工人婦女、老共產黨人的外婆許諾過，在她死前還會探望她一次嗎？答應了就要兌現，特別是向這麼一位樸實的平民做的承諾。昂納克同志不致於對一位女性老同志和德國文學造孽吧。」
海姆的玩笑話讓我們笑歪了嘴，他要幫我直接向昂納克去問話。該說的話我都為他準備好了。君特‧格拉斯也幫我把一些歌曲做成小的海報，在西德的市面上流通。這首要命的歌是這樣起頭的：「當祖母還是奶娃娃時／那可是八十八年前的事／她的娘親躺在產床上／頭暈目眩直上九重天…」
海姆的預測竟然兌現了。我非常驚訝地收到來自人民警署主席團的護照及戶籍部的通知，允許我於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出境到漢堡去，好像這是東德最普通正常的事一般。在福德里希火車站旁的淚水宮排著退休人員的長龍。第一個辦事員說：「啊，是啊，比爾曼先生！」他們在等著我呢。一名肩上戴
著一顆星的官員為我開道，讓我插到前面去。我帶著吉他準備編個謊：「我要為外祖母唱首歌。」但是沒有邊警來問我。我母親到漢堡火車站來接我，我們逕直前往老人的住處。她看到我竟那麼高興，遠超出我的想像。她小小的身體已經跨了，但是頭腦還跟以前一樣清楚。我告訴她，去找昂納克是海姆的主意。我把她當時說的話都記在一張紙上：「昂納克讓你來的？這個豬玀還像個人嘛！」她沙啞的聲音非常之大，因為她的聽覺很糟糕。「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還能再來一次！我的心都溶化了，我這裡面都是冰銹啊。我們都要當共產黨人，但每個人都不一樣，真是愈來愈瘋狂了！」
我一連三天都去探望茉伊梅外婆。最後一次她對我說了如愛因斯坦一般的人生智慧：「我的沃爾夫！夜裡我做了一個夢，世界下沈了！…但是世界根本不能沉下去嘛。」「什麼？」我像在幼稚園裡那樣反駁她：「為什麼不能下沉，外婆？」「嗯，」她對我喊道：「你想想呀，能下沈到哪裡去呀？」
我旅程的最後一天坐上火車到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去。我想利用這次簽證的機會，來做一個專業性的錄音，我已經忘記當時跟誰做的。反正我跟美國唱片公司CBS有聯繫，我特意要找一個不受東德發放版權限制的唱片公司。CBS為我提供了一個錄音室，我在那擁有最理想技術條件的地方，製作了一個長的唱片錄音。時間很短，我一口氣把所以的歌都唱了一遍，沒有重複過一次。從運動量來說，簡直是高產，從藝術上來說也沒有壞處。全程錄音的時間不比一張長的唱片更長。這像是一場經受火焰洗禮的盲目飛行。
當我的期限到期時，我很乖地坐在開往東柏林的火車上。我現在有兩張唱片的錄音了。「別期待更好的時光」於一九七三年冬天上市。這個唱片的錄音其實我在自己家中就已經做好，然後交給人私運出來。在CBS錄音室裡面做的錄音，在第二年就以「啊！對啊！」的標題問世了。不過封套上面自然沒有寫這是我偷偷溜到西德階級敵人那裏的錄音室做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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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機和小百姓的哀怨
我有一個咖啡機，裡面玻璃的容器破碎了，於是就拿到附近的電器行去。這位年輕的售貨員竟然意想不到、在計劃之外地表現了對顧客的熱情，由於沒有零件可出售，她就要把我那些拭擦乾淨的玻璃碎片寄還給售貨中心，解釋說是運送時造成的破損，然後把一個嶄新的咖啡機上的玻璃容器取下來給我。我們一起來到一間很小的辦公室，這位女子從一個包裝箱裡拿出一個新的咖啡機。但是這個要命的玻璃壺竟然拿不下來，無論用輕柔的或是粗暴的方式都紋風不動，用髮夾或用小起子，用錐子或釘子都沒用，這個商品真是著魔了。這個好心的店員愈來愈生氣，偏不肯放棄。這一切已經有點喜劇味道了。當那咖啡機已經很明顯地顯出刮痕時，那個要命的玻璃容器仍然黏在機器上。這位年輕女子在發洩破壞性的衝動下，拿起一把尖刀刺向辦公室那張包著塑料皮的椅子。她喊叫著：「我恨死這份工作了！每個晚上，我讓孩子吃完晚餐，送上床去，自己就累得連做愛都做不成了。我就賺那點少得可憐的工資。我要到西方去！說什麼愛情，女人不就是性愛的垃圾桶！我被關在這裡，如果張嘴說話，就要關進堡鎮監獄！」我說：「不對，關進賀恩內克女子監獄。不過反正都一樣，只要是磨過的咖啡，沖起來更加好喝。」
世界上的政治鬥爭夾縫中，個別人所受到的傷害是最重的。性別遊戲中造成的創傷，廚房裡打鬥的掛彩，接吻時弄錯了舌頭，砍腦袋或挖掉心，到底那個更可怕？政治上的死對頭有時比膽小的朋友更可靠些。對我來說，我們老百姓的小命比起東德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政治動亂還更加悲慘。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