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帕梅拉結婚的次日柏林牆倒了
東德的日曆上有一個印成紅色的日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這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日」。我跟帕梅拉‧呂雪卻有更好的計劃：七年魔幻似的歲月，幸福的同居生活，我終於向這美人求婚了。帕梅拉是一個不可替換、我一直在尋找的，卻又找不到的人。我們在轉角處的漢堡市政廳辦了結婚手續。我腿上抱著我們的大兒子盧卡斯，帕梅拉的肚子裡是那個即將蒂落的大衛。由於找不到合適的新娘嫁衣，她就穿著一件很浪漫，剛好可以罩住她那小小的鼓脹肚子的舊睡衣跟我去結婚。新婚之夜的次日，我們家宴美食的亮點是一份通過新聞帶來的禮物：東德共產黨最高統率的政治局辭職下台。好啊，終於有這麼一天了。我是個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的悲觀主義者，依然認為這些惡棍們可能會東山再起。但是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了！沒有人預想到這會發生。這就是數學家所謂的「不連續點」。德語是：「斷崖」，不是全部，卻是大面積的。電話響了：「沃爾夫！」帕梅拉從樓下喊我：「快來，圍牆…」她打開電視機。幸運之神降臨到我們德國人頭上，一種好似世界都為之瘋狂的幸福。電視屏幕裡每一張發光的影像都像是歷史的神聖圖像，眼淚，坐在塔比車裡歡呼喊叫的東柏林人，被警衛在西柏林邊境關進教育營，如今放出來的人，脖子上掛著香檳酒瓶。東西邊的人互相擁抱！那該死的圍牆突然間變成了一個綿長的、令人尷尬的紀念碑。
歷史鏡頭：人們爬上柏林圍牆歡呼
看啊，一個女孩子站在她朋友撐起的雙手上，爬上他的肩膀，已經站在上面的青年們向她伸出手，將她拉上來。她踩在牆頭上，探照燈從身後照著她站在水泥砌磚上的身影。愈來愈多的人要爬上去，被從下面舉起來，彼此互相扶持擁抱著。這些都還是西邊的人，因為東邊還是有人在監視著。東德的邊防警察目瞪口呆，還不太敢在自己的上級面前流露喜悅之情。看著這些令人不敢相信的場景，我流淚了，這種幸福是多大的犧牲換來的啊。對許多被東德毀掉的囚犯來說，他們等待得太久了。我只能伸長脖子望著電視，看別人在商討我最貼切關心的事。帕梅拉立即開了一瓶香檳，我輕吮著昂貴的美酒，被電視裡的圖片灌醉了。
沒有圍牆，病弱的東德就活不了了。我突然意識到，恰恰是那些在地獄中的工人農民，逃跑到天堂方向的匈牙利、捷克，是他們撰寫了歷史。比起那些勇敢的留在本地的示威群眾來，大逃亡潮更是東德高層的催命符。逃跑者，逃兵，這些既勇敢又懦弱的群體贏得了這場冷戰。圍牆的坍塌是他們的勝利。
從今日的視角來看，我要問自己：為什麼我沒有丟下一切？為何我們沒有奔向柏林，第一次不坐飛機，而是開車或乘火車穿過邊境，兩條腿步行經過那鬆弛的邊檢呢？我太驕傲、太悲情，太疲憊。我不願如喪家之犬偷跑到世界史的食堂裡去偷走廚子的一個蛋。將我放逐出境不是一件個人的事。代表所有被流亡或被抓捕的人，我要求東德領導給一個說法，一種平反。這個夜晚，沒有人知道明天會如何。即使沒有圍牆的東德也還是一個主權國家，擁有警察、秘密警察、和軍隊。那些短暫跑到自由的西邊去喝一杯免費啤酒的人，能夠再度返家嗎？
邊境打開，萊比錫音樂會被禁又解禁
風起雲湧的日子一天接一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從廣播裡聽到：「比爾曼可以返回東德，新的共產黨領導願意跟他和解」。不久，我死去的朋友哈弗曼獲得了平反，大佬們原諒了他的「罪行」。玉成我在二十五年的禁唱之後，首次在東德舉辦音樂會的是兩個年青人，他們組織了萊比錫的「香頌和歌手」盛會。圍牆已開，他們到漢堡來拜訪我，我接受了邀請。「新論壇」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以私人名義租下了萊比錫展覽館， 好像這只是鄉村酒店後院的房間那麼簡單。舉辦者印製了入場券並且在整個東德出售。但是在十一月三十號那天，新的文化部長下令禁止萊比錫音樂會，他把舉辦人趕出辦公室，教訓他們說，東德的部長不受脅迫。他覺得別人踩在他頭上，也許這感覺是對的，那些年青人的確是踩了他。五千張票都賣光了，電台裡也播出音樂會的時間。突然戲劇化的轉變出現了。兩小時之後，這位文化部長緊急出席年輕人當天下午臨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向喧囂的媒體人宣布：「為滿足許多藝術家的願望」，比爾曼被允許入境參加萊比錫的音樂會。東德電視台也來找我，我們達成協議，可以現場轉播，也可以稍微晚半小時後在西德同步播出。這樣一場全德國的電視音樂會就在這個激盪人心的時刻舉行了。
自駕小巴，從西柏林闖關往東柏林
帕梅拉和我得到三天的簽證，我提出一個條件，要求福克斯(Jürgen Fuchs)也被允許入境。我堅持要他在音樂會之前說幾句話。他用西德的護照申請入境被拒了，怎麼辦？不讓步？讓數千名音樂會的觀眾失望？電視台和所有的媒體都會空撲一場，只因為這個人不能入境？這是對壘，要脅？我公開申明，沒有福克斯我也不會前往。十一月最後一天我從漢堡飛往西柏林，有孕在身的帕梅拉帶著孩子，由朋友駕車護送。
德國已是非常寒冷，冷戰其實同時也結束了。十二月一日上午，音樂會主辦人在西柏林接我，我們一同到福克斯和他妻子莉羅家去接了他們。這是一輛大眾牌的小巴，從當地一個樂團借來的，鏽跡斑斑卻很羅曼蒂克，掛著東德的牌照，我坐在司機旁邊，後面坐著福克斯夫婦，帕梅拉和一歲半的盧卡斯。挺著肚子的帕梅拉肚子裡有兒子大衛，今天應當是推算出來的生產日子。帶著這樣一個待產的妻子到萊比錫來參加音樂會到底是否明智、負責任之舉？帕梅拉自己不覺得這有何不妥。我那個蹣跚的老媽艾瑪也來了。如果世界終於轉動起來，那麼八十五歲又算什麼？
那天我們沒有人會猜到：我們所有人都被東德的司法部門點名通緝。這個措施容許東德的機構在突發令下達之時，立即逮捕我們。車子很快穿過西柏林街道抵達邊檢定點，這是在我原來住家的小區 － 柏林市中心。我遞出西德的護照，心跳到嗓子眼了。邊防人員向我行舉手禮，好像我是什麼他們熟識的幹部。他們根本不查其他人的護照，我們，包括福克斯就這樣過了關，邊境的檢查已經呈現無政府狀態。西方的電視台用攝像機對著我們，記者搶著問問題。一個記者衝過來把麥克風送到我鼻子下：「比爾曼先生，你是否要在東德唱那首…」，我還沒聽懂問話，汽車已經開跑了。突然在一大群人中現出一張我熟悉的臉孔，我親近的朋友，東德影片公司的導演弗蘭克‧拜耳(Frank Beyer)。他拍過「石頭的痕跡」「說謊者約伯」等片子。他一個人單獨站在那裡，手中拿著一束花，在邊境口迎接我們。在緩慢的車行中，他對我喊出幾句熱情的祝賀話語。分別這麼多年，他這樣的態度頓時溫暖了我的心。
凹凸不平的公路顛簸著將分娩的帕梅拉
事先說好，車子先要開到文化部去。盛大的歡迎場面，媒體和員工都站在大廳的寬闊階梯上。再次踏上這座奇幻的建築，離當初國務秘書樂弗勒向我提出不道德的建議，我隨時可以帶著所有東西離開東德，已經十五年過去了。風水輪流轉，國家敵人比爾曼又回來了。「比爾曼先生，」這位新部長凱勒(Keller)先生說：「我為東德曾經對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歉意，我向你保證，這種事不會再發生。」這話我聽進去了，也都相信了。在如此大變動時刻，一個見風轉舵的官員還能說什麼別的呢？福克斯交給部長一個七十二人的名單，都是被遣送到西德的東德政治犯，包括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我們要求也容許他們入境東德。
這之後我們的小車繼續往萊比錫開去。一層薄霧覆蓋在大地上，林木和樹叢都因霜凍而披著一層棉花般的白雪。車子在圍繞著西柏林的公路上駛著。唯一的新事務是希特勒時代鋪的水泥路面，由於冰凍，使得那些凹凸不平的坑更深了。我想起以前的一個很悲哀的笑話：「為甚麼東德的公路這麼破爛？那是因為那些混帳的法西斯從一九四五年以後就沒有來修整過。」就這麼搖搖晃晃地往南開，每一個坑都讓我想到帕梅拉肚子裡的娃娃。好吧，我們第二個兒子會是個小東德佬，這很符合德國的歷史啊。我們在離萊比錫不遠的加油站停下來，聞到一股刺鼻的化學氣味，好像旁邊就是個剛爆炸的化學工廠。其實這是此地區很正常的霧霾，是附近羅納市的一家化學工廠排出來的廢氣。這幾天萊比錫一帶的霧霾警示已經到了第三級。
零下五度的舊展覽館是音樂會場
展覽館是一個空空的冰窖，刺骨的寒氣撲面而來，屋裡的溫度是零下攝氏五度。觀眾席沒有椅子，沒有板凳。帕梅拉在一個辦公間裡臨時湊起一個小房間，把帶來的嬰兒床為盧卡斯搭起來。我們為年輕的孕婦和老艾瑪找來了椅子。開始試音了，這些音響設備是從一個搖滾樂隊那裡借來的。我明白，這些設備不能用，聲音模糊得一塌糊塗，回聲是六秒鐘，聽起來好像是一片片的台球聲，一個詞擊碎另外一個詞。這個有回音的大堂，平常是用來展出飛機、卡車、巴士、工廠設備、車床和其他龐大的機器。臨時佈置的舞台上面吊著一個探照燈，離我的腦袋那麼近，好像要在禿頂上煎蛋似的。
會場可容五千人，票都賣光了，沒有票的人也往裡擠，我比十三年前在科隆那場演出還緊張。時候到了，我們踏上舞台。
福克斯作了開場白：等待了24年的比爾曼音樂會
「沃爾夫‧比爾曼在萊比錫演唱！這一天我們等待了多久？一九六五被封殺，一九七六被放逐，現在是一九八九，這是他在東德第一場盛大的演出。終於解禁了，斯大林主義沒有勝利，整個東歐開始一場民主革命。面對禁令、羞辱、逮捕、驅逐，我們作家最重要的責任是挽救言論自由。今天在這裡，我們要求：取消審查制度，所有藝術家，包括那些被除籍的人都應當有工作的機會，不可以將任何人排斥在外…我們可以長時間地討論：關於加害者和受害者，關於罪責和分權。我們現在可以這麼做，我們回來了，邊境打開了。那可怕的限制和排除某些人的作法已經成為過去。我們可以再度呼吸了…哈弗曼、斯培貝爾、布洛赫這些故去的正直人士，曾經多麼盼望能經歷這樣的一天，這樣的情景…真正的左派，德國的反對派，他們是不會同流合污的。我想到他們曾經經歷了軟禁、出版禁令、名譽毀謗等等。他們發出的關於人性，民主社會主義，『人性的取向』的真誠言論是能實現的。以往歲月不堪回首，我們現在有多麼大好的機會！」
我接下來演唱，所有節目都是仔細考慮過的。我最新的一首「逝去老人們之歌」，直指共產黨的領導層，是很嚇人的，連對我自己也如此。大堂裡的聽眾有著三重的顫抖：開心、恐懼、寒冷。這種同時充滿熱情和恐懼的浪潮是我從未經歷過的。這些萊比錫人自然是害怕的，但是恐懼並不能繼續控制他們。昂納克的接班人克倫茲和其他大佬們還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統一社會黨的掌權者如今已經失勢了，更嚴重的是，他們已經被老大哥戈巴喬夫拋棄了。但是武裝的機制 － 史塔西，國家的人民軍隊還依然待命中央。我的新歌曲裡，每三、四行就出現被罷官的部長和新的國家主席，立刻引來幸災樂禍的笑聲和誇張的掌聲，好像這些長期以來被壓制的怨氣，都付諸於笑聲之中。他們譏笑壓迫者，也嘲笑自己曾經受過壓迫。人們慶祝自己得到解放，雖然他們受到欺凌，本身並非完全無辜。
猛然一陣噠噠的馬達聲：大堂左邊那片牆上的大門開啟了，柴油車的馬達聲響起，典型的大卡車，很嚇人，恐怖擴散。許多人，包括我都在想：他們引君入甕逮住我們，現在要下手了。這讓人想起柏林十月七、八日，史塔西部隊的大卡車把示威人群數以百計地運送到虎門斯堡監獄的情景。但接下來我們注意到，原來是兩個展覽會工人開著卡車要快快回家去，虛驚一場。
這個十二月的夜晚我也唱了一些舊的歌曲－「把我捧紅了」、「鼓勵」等。我朗誦「布拉格是巴黎公社」那首詩：「我們又呼吸了，同志們／胸口那堆晦氣都笑出來吧／人們啊，我們比鼠輩和惡龍強大／忘了嗎，總要記著啊。」我也唱新的曲子「有福同享歌」，這是剛為羅伯特‧哈弗曼寫的。我頭上是烤著頭皮的強烈燈光，下面卻是寒氣侵骨。我那脆弱的維斯蓋博吉他已經在呻吟了。當音樂會結束時，它的楓木底部裂開五毫米，這也是世界爭端的傷口吧。穿著冬衣的萊比錫聽眾站在滿是油跡的水泥地上，擠成一堆堆，演出現場讓人很不舒暢，很彆扭，音響又差，簡直受罪，可是不言而喻的，我享受這臭烘烘如冰櫃一般的地方，唱出我一生最暖心最痛苦的歌曲，不是勝利，卻是滿足。
回到昔日舊屋，撒尿紀念
那個晚上我們還開回西柏林。第二天我在東柏林跟東德的歌手們一起在「天才少年宮」裡舉行了有點混雜的演唱會和討論會。第三天我和帕梅拉單獨過境到東柏林去，我們要四處走走。我要見朋友，圍觀，比較，回憶。這一天很快過去了，傍晚天色早早地黑了。我們來到香榭街和漢諾威街交口處，我以前的住所！前面對著街的窗口沒有燈光。我不自覺地將車開到131號對門安靜的角落。房子後面正對著的那棟玻璃屋子是西德常駐代表處，門前還是如以前一樣坐著一名穿著民警制服的史塔西。
我身邊人說：「嗨，小傢伙壓著我的膀胱太厲害了。」我趕緊帶著她進入我的老房子，穿過黑暗的走道，推開朝後面庭院的門，好在沒有上鎖。「好吧，這裡可以了。」她蹲下來，我調開頭去，向上望著屋後的窗戶，覺得尷尬。噓噓的尿尿聲引得我也感到膀胱的壓力。我繞開幾步，也要開始小便。突然如雷光閃電穿過腦際：撒尿標記！就是這樣！我的住所、我的房屋、狗撒尿的石頭、我的柏林，都是我的！沃爾夫回家了，重新佔據他的領地，他要標記留香。我發出惡笑，尿都撒到鞋子上了。我們倆都笑彎了腰，直都直不起來。這一切都那麼荒謬可笑，我舊日的恐懼使我歇斯底里般地笑著。
史塔西鳩佔鵲巢
最後我們的興致如此高昂，這正是我們需要的：「走，咱們上去按我自家的門鈴！」兩人又爆出笑聲 － 按鈴，小便，叮鈴鈴，弗洛伊德…兩層臺階，我舊日屋子的門上面，有一個小鏡片窗口，剛好是眼睛的高度。只有一個名字在門鈴上方：賽德爾。按了一次，兩次，等著，沒動靜。突然門上的小窗口打開了，是一個跟我同年紀的男人。
「你好」我說。「你是誰？」「沃爾夫‧比爾曼，我是歌手，十三年前我被東德…」「我不認識你。」「我在這個屋裡住了二十年。」「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說。「我很想看看，現在屋子是怎樣的。我們可以進來一下嗎？」「不行。」「你住在這裡嗎？」「對，為什麼？」「你一個人住嗎？」「對，為什麼？」「以前這裡住了好幾家，大約四家人。你一人住是否太大了？」「不大，為什麼？」「你在那裡工作啊？」「外貿處。」「原來如此，外貿部的保密處？」
結束了。那人把小窗戶關了，落幕，猴子活下去。我們踩著暗暗的光線下樓。一團興奮，一盆冷水。我對帕梅拉說：「我看，這傢伙八成是史塔西，史塔西現在鳩佔鵲巢，因為從這屋子可以很理想地看到對面西德的代表處。」
我有點胡思亂想，也許我可以把從前的老巢佔領回來。一九七六年我的租約還沒有正式退掉。帶著孩子和家當搬回香榭街！整個屋子，多棒啊。那溫馨的磁磚碳爐，從地窖裡搬碳塊上來添加。可不是，我本來就是個老柏林人呀。沃爾夫屬於漢堡，比爾曼屬於柏林，確實如此！真是如此嗎？時代變了啊。還是人心變了？往哪個方向呢？我現在是誰？好的時光會變壞嗎？
我們幾乎還沒回到漢堡，就在十二月的四號五號之間的夜裡，我們的大衛就又踢又捶，要沖開通向世界之門。天光未亮我們就開車去醫院。我握著帕梅拉的手，她必須堅持住。我們數著幾分鐘來一次陣痛，但在數數的中間，我們兩人的眼睛都閉上了，東德之旅的冒險，把我們累慘了。當大衛終於來到，我們這些天以來所經歷的震撼世界的幸福感，就到達頂峰了。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