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幫我藏匿兩大箱的日記本
紙張是有耐性的。這是我從另外一個故事裡了解到的。一九七六年友人雷馬‧吉爾森巴赫(Reimar Gilsenbach)到我香榭街的家來訪。就像往常一樣，我們把收音機開得很響，然後兩人頭靠頭地悄聲說話。我說：「雷馬，事情不對勁，有事情要發生了。或是一切會變好，或是一切會變得更壞，我不知道，反正不會一切都一成不變。我怕會被抓走，怕他們把我的許多日記本收走，這裡面記錄了這些年來，我所經歷的逆心事。你說，我該怎麼辦？」
吉爾森巴赫說：「把東西都打包，我把你的書帶走，我知道可以放在哪裡。」於是我就收拾了兩個中型的箱子，但是它們就如小紅帽故事裡面，狼肚子裡的石頭那麼重。我這朋友可不是體育健將，他的手幾乎斷掉了。但是他說：「我行。」夜裡一點鐘，我把兩隻箱子提下樓去，我們沒有開走廊的燈。我送他從後門出去，然後鎖住門。我看著他的背影，他走過後院的垃圾桶，到了隔壁的香榭街129號，然後就消失了。這事發生不久，到了十一月，我經歷了生命中最大的驚濤駭浪，放逐國外，開始在西方新的生活。信不信由你，反正這是真的事，就連我自己都不明白：在未來的年歲，我全忘了，比爾曼曾經在一個慘澹的秋夜把自己的寶貴日記都付託給住在柏林中區的朋友吉爾森巴赫。
東德垮台，日記本物歸原主
東德垮台的前一年，我們又見面了。雷馬被允許到西邊來。他悄悄違規地到漢堡來看我。他從啤酒瓶底般厚的鏡片後面眨著眼對我嘿嘿笑著：「喂，沃爾夫，我還有你所有的日記呢。」我們十二年沒見面，沒通信，我這才突然想起：「天哪，雷馬！是啊，你有我那些最美的書本啊。」我怎麼會把這些寶藏忘掉呢？我真忘了那些日記本了，也許是那些不堪的記憶太沈重了吧。
吉爾森巴赫於是告訴我後續的故事。那年秋天，他把我那兩箱日記帶到他住的村莊波多溫去，這是位於柏林東北地區，是東德建起來的第一個生態鄉村。這些年我那五十本日記被藏在湖邊小倉庫的三米高的木柴堆底下。這些東西怎樣才能，何時才能物歸原主回到我手中，我倆都不知道。兩年之後，柏林圍牆坍塌了，老友把兩隻箱子從木柴堆底下拖出來，好像從有冷氣的圖書館藏書處取出來一樣，一切完好如初。我開車過去，物歸原主。我又是個幸運兒啊！
在史塔西的檔案中赫然發現他的名字
兩年後，當我們在史塔西檔案裡翻閱時，帕梅拉發現了很有意思的文件，我這睜眼瞎子也略有發現：吉爾森巴赫！他的名字在上面，白紙黑字！雷馬‧吉爾森巴赫，一名史塔西的奸細？絕不可能！聖經上說過：你們要從人的行為上來識辨他們。他一九六八年幫我躲藏起來，他幫我把日記轉移到別處，並且誠實地係數歸還。他絕對不會是…可是他又一直都是…他怎麼會騙我呢？混帳的檔案！ 這一切怎麼可能？
我知道年輕時代的雷馬是納粹東戰線的逃兵，東德時期他是共產黨員，在忠於黨的媒體德萊斯頓的薩克森報當編輯。一九五一年他和同事們反對將一名十八歲的學生判死刑，這個青年只是散發了批評人民議會的選舉之事而獲刑。那時候他們發起徵集簽名，結果兩名編輯都被革職。
雷馬的好友偶爾匿名為西柏林的一家報紙寫些報導真實情況的文章，另一方面他每天在自己的薩克森報用真名發表宣傳的謊言。這是個兩面人，但是被史塔西發現了，所以他就騎著自行車越過邊境到西柏林去了。
雷馬在一九五二年被逮捕，雖然朋友的逃亡是他的主意，但是他並不知道這個記者朋友過著雙重的生活。史塔西的官員對他說：「如果你真不知道你朋友犯的罪，那你必須證明自己是清白的。你到西柏林去，說服那個人，讓他回來認罪，我們保證不追究。」
他既是線民又是個忠實的朋友
雷馬在「非正式合作人」(IM, 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合同上簽了字，就到西柏林去看朋友。他是個單純的人，就扮演這種簡單的角色。用這種方法，他讓自己頗為斯文地在虎口下討生活。
十年之後，史塔西一九六一年有一份關於他的評價：「我們的合作人是一名誠實，對黨忠心的同志。」不過史塔西似乎也還有些保留，接著是：「這同志不太願意提供書面報告，這種情況一直得不到改善。自從他在文化協會當兼職作家以來，每兩週要去一趟，然而卻總見不到他人影。」
令人驚訝的是，史塔西的人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知道這個匿名為「沃爾夫剛」的線民已經是我的朋友了。這對史塔西來說，此人又有利用價值了。他們把他叫去談話，向他施壓。他們想看看他是否會把我和我圈子內的事向他們匯報。如果他向我透露他的線民身分，那麼「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不讓這名合作者的身分在比爾曼的圈子裡被識別出來，以免打草驚蛇。」
在這次談話中，雷馬承認他的妻子在一九五五年就已經知道他跟史塔西的關係了，因為他們家中沒有秘密，而且如果他不打招呼就不見人影的話，太太都會注意到的。一九七二年史塔西的上尉羅爾把「沃爾夫剛」除名，原因是：「不誠實，暴露了自己的身分」。他自那時起就被當局看成是敵對份子。
我繼續翻著檔案，我前半生的東德世界又恢復秩序了。我發覺解密的鑰匙：「受到比爾曼的惡劣影響，合作人變為不可信任，國家安全機構不能繼續採用此人。」緊接著是下面的確認：「1. 不再版他的書籍；2.解除他柏林房屋的租約；3. 不給他女兒上大學的名額。」
我後來自然又跟雷馬見面談論各種事情。他承認自己曾經當過線民，但只是出於一個原因：要獲得到西柏林探視朋友的機會。他警告朋友，永遠不可以返回東德。我真沒有看錯我的朋友雷馬。
未完待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